在2016年的“脱欧”辩论中，关于英国是否应该退出欧盟这个话题，主张脱欧的人特别指出专家是普通选民的敌人，因为大多数专家警告说脱欧是个糟糕的主意。英国脱欧运动的一个领袖，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说事实不如英国选民的感觉重要。“我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他嗤之以鼻地说，“已经受够专家了。”

不过，一个美国作家兼外交政策专家詹姆斯·特劳伯（James Traub）后来注意到戈夫的轻蔑态度：

当然，像戈夫这样一个从牛津毕业还在保守党政府里当了几年官员的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对于他/她这样的人来说，“专家”是一个带有轻蔑意味的词。戈夫真正想说的是，人们应该能够自由愉快地做梦，不被令人不快的事实所扰。［1］

英国本土主义的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甚至暗示说“专家们”实际上收了好处，是为英国政府工作的，或是收了欧盟的钱。［2］2016年7月，在全民公投中，52%的选民投票支持“脱欧”。

攻击专家其实是战略的一部分，因为相当一部分英国选民对政治知之甚少，而且本能地不信任那些强烈反对脱欧的精英知识分子，所以这些都可以转变成一种资本而加以利用。点票安全进行，几天后，脱欧派就承认，其实他们的很多说法要么夸大其词，要么是错的。“坦白说，”英国政治家、脱欧派人士丹尼尔·汉纳（Daniel Hannan）在英国的电视台上说，“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认为他们投了票，现在不会再有来自欧盟的移民了，他们会失望的。”汉纳的评论激起了选民的反弹，选民显然认为自己选择的政策是零移民。“这的确会让一些人不快”，汉纳说，他之后就宣布“关闭推特一个月”。［3］

英国实际脱欧还得花上几年时间。但是，反智主义和随之而来的对专家的不信任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战中发挥了更加立竿见影和重要的作用。在2016年初威斯康星州的集会上，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向专家发起了一波攻击。在早些时候的辩论中，特朗普在一些公共政策的基本问题上失言就被人抓包。“他们说，‘噢，特朗普没有专家，’”他对参加集会的人说，“要知道，我一直都想说这句话……专家太糟糕了。他们说，‘特朗普需要一个外交政策顾问’……但假设我以前没有顾问，是不是就比我们现在做的糟一些？”［4］

长期以来美国人对专家和知识分子都抱有一种想法，认为他们不仅在操纵普通人的生活，而且还做得很差劲，特朗普对专家的冷嘲热讽刚好利用了这一点。特朗普2016年的逆袭有很多因素，其中有一些（比如人口多的地方也是赢者通吃）纯粹是偶然事件。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的最终胜利吹响了近期声量最大的一次号角，宣告专家之死将近。

特朗普的选战代表的是一人对抗建制派精英，我们可以看看他所动用的各种手段。他是要求奥巴马证明自己美国公民身份的几个“出生地质疑者”之一。他引用《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作为消息来源。他与反疫苗斗士站在一边。他承认他获取外交资讯的渠道是周日早上的电视节目。他暗示2016年初自然死亡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是死于谋杀。他还指控其中一个对手（泰德·克鲁兹）的父亲卷入了“阴谋论之母”——暗杀约翰·F.肯尼迪。

政治候选人的一大职业风险就是在竞选演说中犯下彻底的错误——就像任参议员时的巴拉克·奥巴马曾宣称到访过全部57个州，但特朗普在竞选时的无知是任性为之，且持之以恒。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关于政策的基本问题，与其因为无知而被羞辱，倒不如纵情享受，这是特朗普的选择。被问到核三角——美国总统可以支配的大型战略武器——的时候，特朗普说：“遇到核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小心。核力量会改变整个比赛。”他又围绕自己的核心思想补充道：“我想——我想，对于我来说，核就是权力，毁灭对我来说很重要。”

这不是失误。后来，特朗普的一个发言人被要求澄清这些评论，就开始打太极，说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卡特里娜·皮尔森（Katrina Pierson）告诉福克斯新闻，特朗普很强硬，这才是关键所在。“就算你有一个很好的核三角，你不敢用又有什么好处呢？”她问道。和皮尔森一起出席节目的嘉宾是律师兼政治评论员库尔特·斯雷科特（Kurt Schlichter），一位退休的陆军上校，拥有化学和核问题方面的专业军事知识，而且不管从什么角度衡量都是铁杆保守派。皮尔森的一席话明显让斯雷科特大跌眼镜，他斩钉截铁地说道：“核三角的重点就是要对这该死的东西心存畏惧。”

特朗普都挺过来了，拿到了共和党提名，最后胜选，那是因为他最终让某一类选民产生共鸣，这些人认为懂得美国核威慑这种事情不过是知识分子哗众取宠的场面话。

更糟糕的是，选民不仅不在乎特朗普的无知或错误，他们很可能都意识不到他的无知或错误。心理学家戴维·邓宁和同事贾斯汀·克鲁格一起发现了达克效应，根据达克效应，知识或能力越低的人越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或无能。邓宁认为，他们描述的这种动态分布在选民当中也适用，甚至可能对理解2016年大选的奇异现象至关重要：

很多评论员指出，是特朗普身上的自恋和自负，导致他满怀信心地犯错。我的观点恰恰相反：看不到错误的本质，让任何可能的自恋和自负不加节制地膨胀。(www.daowen.com)

在选民身上，缺乏专业知识也许是可悲的，但如果他们能意识到自己在知识上的缺陷，或许也没那么让人忧心。如果他们意识到了，就可以修补。但达克效应告诉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现象，一些选民，尤其是在生活中遭遇重大不幸的那些人，或许会喜欢特朗普说出来的一些话，但他们所知有限，无法让特朗普为自己的重大失言埋单。［5］

换句话说，当特朗普不假思索地说出最无知的话，不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在为他开脱，而是如邓宁所说，“选民没发现这些失言是他犯的错”。

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最忠实的支持者集中在那些教育水平低的人当中。“我爱那些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特朗普在赢得内华达州党团会议后欣喜若狂，这种爱显然是得到了回报。［6］美国人认为暗处的势力正在摧毁他们的生活，一个国家领导人所具备的任何可见的智识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可疑的属性，他们把特朗普视为自己的捍卫者。但是，人们的这些想法究竟从何而来，比如认为政治精英及其智囊团正在密谋对付他们？

人们萌生这些想法，有几分是因为观察政治精英及其智囊团的行为所得。比如说，在特朗普谴责专家无用的一个月后，奥巴马总统的一个顶尖外交顾问就坐实了这份疑虑，为人们攻击专家参与国家政策推波助澜。在向《纽约时代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描述奥巴马政府向国会和美国公众施压，希望他们接受美国与伊朗就伊核问题达成的协议时，美国副国安顾问本·罗兹（Ben Rohdes）说，政府知道杂志会把“脏话从长篇报道中剔除”。

罗兹接受了《时代》记者戴维·塞缪尔斯（David Samuels）的采访，塞缪尔斯的报道问世的时候，他的客观性（关于伊朗核协议以及文中提到的几个人）就值得商榷。［7］不过，罗兹的坦白直率令人咂舌：他自豪地点出了他认为帮助政府为协议施压的智库、专家和记者——

“我们制造了一个回音室。”当我请他解释近期专家为协议发起的一轮猛烈造势时，他承认说，“他们在执行我们交给他们的任务，说我们让他们说的话，使之生效。”

当我问他，如果这种扭曲事实且影响深远的竞选是另一个政府操纵的，是不是会让他感到害怕，他承认会的。“我是说，我也倾向于有一场冷静理性的公共辩论，然后由国会议员思考并投票，”他耸耸肩说，“但这是天方夜谭。”［8］

一个高级政府官员会声称一些问题太过重要和复杂，尤其是关于国家安全的问题，故而不能交给资讯匮乏的公众辩论来决定，不是什么稀罕的事。通过秘密外交和活动来赢得民心，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民主政府历史的重要部分。

不过，罗兹说的是另一回事，对专家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更有危害性。其实这是他的一番吹嘘，意思是伊朗核协议是靠两件事达成的，一是歪曲专家之间的辩论，二是利用现在新媒体——尤其是接管全国报道的年轻记者——不明真相这一点。“我们对话的记者平均年龄是27岁，他们仅有的报道经历也就是与政治竞选相关的内容，”罗兹说道，“这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简直一无所知。”

罗兹的暗示很明显。他不仅认为公众太笨，理解不了协议——这一点没错，只是罗兹并没有采取措施让公众变得聪明——还把包括国会在内的其他人也都当成傻瓜，认为他们参不透。对于罗兹来说，用错误信息来荼毒辩论，不过是为了创造更大的福祉，是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特朗普和罗兹，采取的方法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利用公众的无知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他们只是在策略上有所不同：特朗普在2016年的选举中通过煽动最愤怒、最无知的选民来追逐权力，而罗兹在幕后操纵伊朗核协议的时候扔出了一个编造的故事供公众消费，暗地里却完全绕过选民，秘密地做着他和其他同伴认为最有利的事情。

这两种情况都是不能容忍的。已经有很多人诟病专业知识在美国人生活中的角色，指责其发挥的作用是危险的，本书也用了大量篇幅阐述这一点。专家，和教育者、记者、娱乐传媒公司和其他人一样，都在各司其职。可是，最终只有一个群体要为当前的事态负起根本责任，且只有他们能改变事态走向——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