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修复关系:专家之死暗示反智主义对社会的影响

修复关系:专家之死暗示反智主义对社会的影响

时间:2023-08-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31]可是,只有当人们愿意拨冗关注,翻出不良专家的履历才有意义。如果一些资讯匮乏的民众真的相信入侵一个国家会解决美国的问题,大批的专家文章对他们来说都无关紧要。在一个民主社会,即便是美国这样高度规范和制度化的国家,很少有专家是独立的决策者。今日此类事件被视为一种道德恐慌及政治迫害。——译者注[3]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遏制政策始创人。

修复关系:专家之死暗示反智主义对社会的影响

专家预测失败的时候,专家和外行都有各自的责任。专业人士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公之于众,然后努力纠正。外行人在要求专家做出预测时必须更加小心谨慎,而且搞清楚预测失败和学术欺诈之间的区别。

总的来说,专家会检讨自己的错误,但不是在公众可能会看到的地方进行。普通人不会去读医学期刊或一篇社会学文章的数据分析。坦白说,我怀疑大多数专家和学者或许宁愿普通人不去读,因为普通人不会明白他们读到的大部分内容,而他们努力关注专业辩论的行为,可能反而会对公众造成更多的困惑,而不是启迪民智。

这种时候就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为专家和外行搭建沟通桥梁的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只有医生来解释新的医疗方法——让医生把专业知识转化成通俗语言是很难的,或者让记者来解释——记者没有科学背景,无法评估复杂的科学主张,那给公众的知情服务就很糟糕了。这样一来,就会给一些业余人士、唯利是图的人、江湖骗子和阴谋论者——通常是在互联网上——留下钻空子的机会。

公共知识分子常常会被讥讽为“负责科普的人”,这样的指称其实有几分道理。这个世界可能不需要第二个比尔·奈(Bill Nye,“科学人”)对全球气候变化指手画脚。就因为互联网的时间和流量都多的是,一些前官员或职位较低的退休军官也要去凑个热闹占个时段发表自己的深刻见解,外交政策圈已经不想再看到这样的事情了。但是,如果公众和专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专家只能和专家对话,而那些将来会影响公众生活决策,公众却无缘参与了。

说到这,公众要发挥一个最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要了解与他们息息相关的问题,还要了解帮他们出谋划策的那些人。举个例子,特劳克就提倡要仔细检查专家的履历,以此来督促他们给出更好的建议,这样专家们才会“有动力去比一比谁能提供更有价值的知识产品,而不只是去迎合那些志同道合的人”。[31]

可是,只有当人们愿意拨冗关注,翻出不良专家的履历才有意义。如果人们还是被动地接受电视屏幕上传来的信息,或者如果他们只会主动搜寻愿意相信的信息,其他都不重要了。普通人应该扪心自问,比如他们究竟想对这个主题了解多少?他们是否真的愿意去面对一个会毁掉自己信仰的事实?他们应该更用心地问问信息来源,他们必须考虑到给他们出主意的专家的背景。

如果一个普通人真的愿意相信维生素C可以治疗癌症,那无论专家的研究背景和预测多么纯正,都不如一个放出药品图片的网站有影响力。如果一些资讯匮乏的民众真的相信入侵一个国家(或与邻国之间建一堵墙)会解决美国的问题,大批的专家文章对他们来说都无关紧要。普通人也必须为自己的知识——或无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我们没有借口说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信息来源太纷繁了,然后痛心疾首地说政策都是把控在那些藐视公众观点的不知名专家手中。

公众还需要带着一定程度的怀疑精神和谦逊态度去对待专家意见。正如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1928年的文章中所写,外行人在评估专家观点的时候,必须充分调动起自己的缜密逻辑:

我所倡导的怀疑精神包含这些内容:(1)当你同意专家的观点时,并不能就确定相反则不对;(2)当你不同意专家的观点时,一个非专家也不能就此断定哪个观点是对的;(3)当专家们都认为现有的背景知识还不足以给出一个正面的观点,普通人最好也暂时不要做出判断。

只知道专家就什么内容达成一致还不够。同样重要的是,要接受这个一致意见的局限性,不要去引出更多的结论,专家的观点只有这么大的支撑力度,超重就不行了。(www.daowen.com)

另外,普通人还要接受一个事实:专家不是政策制定者。专家给国家领导人当顾问,他们的话语比普通人有影响力,但他们不是做出最终决策的人。在一个民主社会,即便是美国这样高度规范和制度化的国家,很少有专家是独立的决策者。只有政治人物,下至市议会,上至白宫,才对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决策——从毒品到威慑——有最终发言权。如果普通人拒绝认真履行自己的公民责任,也不去了解对自己来说重要的问题,民主将会变异成技术官僚制度。让普通人惶恐的专家统治将会变成现实。

普通人要运用专家的意见,要把专家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公仆,而不是主人,专家也要接受自己的局限性。如果人人都是专家,那民主便无法发挥作用。的确,专家有肆意膨胀的自负心理,认为即便他们忽视选民,也能管理好一个民主国家。可是,普通人也有一种无知愚昧的自恋心态,认为他们即便不听信知识水平更高、经验更丰富的专家意见,也能维护好一个庞大先进的国家。

如何找到平衡,并缓解当今社会专家和客户之间日益令人不安的抵触情绪,是下一章——最后一章的主题。

【注释】

[1]克格勃,全称“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КГБ,是1954年3月至1991年11月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译者注

[2]猎巫行动,原指搜捕女巫与巫师或施行巫术的证据将被指控的人带上宗教审判法庭。今日此类事件被视为一种道德恐慌及政治迫害。——译者注

[3]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遏制政策始创人。——译者注

[4]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美军出身,曾在共和党的福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担任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助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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