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绰号“神奇的克里斯威尔”（The Amazing Criswell）的演员经常出现在各种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中。克里斯威尔的任务就是做出各种离谱的预测，还要用夸张的戏剧化的语气说出“我预测！”他宣称过很多事情，比如纽约将会在20世纪80年代沉入海底，佛蒙特州会在1981年遭遇核弹攻击，丹佛市将被1989年的自然灾难夷为平地……克里斯威尔纯粹是在哗众取宠，但观众还是听得津津有味。不过，他没预测到自己的事业会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跌入谷底，最终沦落到出演一些靠色情镜头博眼球的低成本电影里的小配角，电影导演还是他的朋友——传奇恐怖片导演埃德·D.伍德（Edward D.Wood）。［20］

对于专家来说，预测未来是个不小的麻烦。公众希望专家能给出预测，而专家却并不擅长此类事情。专家本来就不应该擅长预测未来。科学的目的在于解释，而不是预测。即便如此，有的专家还是会不自觉地被“预测未来”所吸引，就像有些专家喜欢越界指手画脚一样。

专家和外行都认为，既然专家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掌握一门学科，那他们也一定会在预测未来方面表现优异。这个想法在自然科学领域专家身上就更强烈一些，因为他们利用实验方法来决定实体世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运作。如果有意外发生，科学家就有了一个新的出发点来展开调查。正如已故科幻小说作家（生物化学教授）艾萨克·阿西莫夫所说，激发出最伟大的科学突破的词或许不是“我找到了！”而是“哎呀，有意思！”

然而，有些专家不但欣然给出预测，甚至还为此收取不菲的费用。比如说，民调员向政治候选人和媒体订阅用户出售自己的服务，而市场专家则为新的服务和产品试水。民调由来已久，1936年《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预测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会打败富兰克林·罗斯福（主要是通过调查自己的读者得出）。如今，研究民意成了一门科学，出现了相应的专家和期刊。有一些民调员是有党派立场的，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刻意引导民调结果，但大多数还是有统计学和方法论的学术背景，使得他们大体上可以做出相当准确的判断。

可是，当民调和市场调研出错，就会错得很离谱。可口可乐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推出“新可乐”，这简直是个灾难，就连“新可乐”这个词也成了没能准确读取民意的迷因而广泛传播。最近，政治民调机构和专家在21世纪初的几次重要预测中都判断失误，包括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和2015年英国大选的结果。

事实上，对2015年民调员的调查发现，他们认为一连串的失误已经让自己名誉扫地。一些人觉得这是媒体偏见造成的（媒体喜欢报道失败，而不是成功），另一些人承认技术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让民调更具挑战性，想要做出准确民调更难了。“比起民调准确，民调出错会是一个更有意思的报道。”民调专家芭芭拉·卡瓦略（Barbara Carvalho）告诉新闻网站538（这个网站也做民调）。但民调专家马修·托尔里（Matthew Towery）在2015年承认：“显然，过去三年有几次备受瞩目的惨败。”［21］

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民调上——民调的准确度受制于人们的参与，而是人们期望从民调中看到什么。民调不是对未来结果的书面保证。很多事情，从不可预知的事件到广告，都会改变人们的想法。和其他各领域的专家一样，衡量一个人称不称职要看整体表现，要看专家能不能正视自己的失败。同样，伴随每一个“新可乐”的，还有成千上万成功的产品推出，以及准确的竞选预测。不过，事情总是这样，人们记住的还是那些错误的判断，尤其是当他们不喜欢这个结果的时候，对多如牛毛的成功案例却选择性失明。

人们对专家预测期待太高，但至少有一些专家愿意坚定地依靠自己的强大洞察力来出售预测。几十年来，政治科学教授布鲁斯·布恩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利用“正当软件”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客户预测国际大事。这30年来，连美国中情局都成了他公司的客户。中情局在1993年的一次调查中说，在数百次预测中，梅斯奎塔有两次“正中靶心”，这也是中情局的分析员成功预测的概率。

其他专家无法验证布恩诺·德·梅斯奎塔的说法，因为他的方法和模型是一种商业产权，受到保护，不会在出版的研究中公开。《纽约时报》2009年刊登的一篇简介中写道：

布恩诺·德·梅斯奎塔已经在学术期刊发表了很多预测，绝大多数预测都是为企业或政府客户秘密完成的，没有哪个独立的学术机构可以进行验证。“我们不知道他是10次里面对了9次，还是100次里面对了9次，或者是1000次里面对了9次。”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说。

中情局的研究表明，布恩诺·德·梅斯奎塔的预测准确率有90%，但沃尔特并不讶异。“这是一个中情局中层官员在说，‘这是个有用的工具’，”沃尔特说，“这不像是让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4]说：‘说到布什政府时期，我们不会在不咨询布恩诺·德·梅斯奎塔的情况下就做出决策。’”［22］

尽管布恩诺·德·梅斯奎塔的准确性是不可知的，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的预测有一个健康的市场。对于处在危急关头的组织来说——生命或金钱危在旦夕，或者两者皆有——在冒险之前自然会贪婪地搜寻一切信息。一个声称能窥探未来的专家，总是比一个只能提供有限意见的专家吃香。

像布恩诺·德·梅斯奎塔这样的民调专家和顾问受雇预测未来，他们工作的价值几何，由客户决定。可是其他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也做预测，而且很多失败的专家预测严重破坏了公众对学者和专家的信任。如果有人没预见到苏联的解体——或是有人承诺说和伊拉克的一场大战很容易取胜——又去在一些生死攸关的大决策上出谋划策，公众的疑虑也是情理之中的。

如果我们先把“专家应不应该预测”的问题放到一边，我们就还剩下一个问题：他们的确在做预测，而且他们的预测往往差劲得令人咋舌。在一篇广为人知的关于“黑天鹅”事件——能改变历史进程的不可预知的事件——的研究报告中，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利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描述了整个预测行业里表现出来的“认知傲慢”：

可是我们表现得好像我们能预测历史事件一样，或者更糟，好像我们能改变历史进程一样。我们预测30年后的社会保险体系赤字和国际油价，殊不知我们连明年夏天的社会保险体系赤字和国际油价都猜不中。我们对政治和经济事件的错误预测堆积如山，简直荒谬，以至于我每次看到这些充满经验主义风格的预测，都要狠狠掐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梦。［23］

塔利布警告说未来是永恒不确定的，这个观察很重要，但是他主张我们要接受预测是无用的，这就不切实际了。人类不会两手一摊，放弃任何一个运用专业知识进行预测以对冲风险的机会。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专家是否应该参与预测，他们就是会做的。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统治这个世界的领袖，都会要求他们去预测。真正的问题在于，专家应该在何时预测，又该如何预测，以及在专家出错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2005年，学者菲利普·特劳克（Philip Tetlock）搜集了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预测数据，他发现了一个很多人心中的疑惑：“如果我们以半吊子预测爱好者、投掷飞镖的大猩猩和归类外推算法的表现为最低预测标准，并以此衡量专家的预测表现，也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显示，专业知识能转化成更强大的能力，从而做出‘精准’‘可靠’的预测。”［24］在预测未来方面，专家也没有比转动的轮盘赌强到哪里去。特劳克的发现让很多外行人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专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www.daowen.com)

不过，特劳克的研究触发的反应，就是典型的普通人误解专业知识的案例。特劳克自己也说：“激进的怀疑主义者乐见这样的结果，但是当我们在一些预测正确的专家身上找到整体一致性时，他们就开始觉得不舒服了。激进怀疑主义者让我们不要有任何期待……但我的数据显示，专家的预测表现中，随机的成分少一点儿，整体一致性的成分更多。”［25］

实际上，特劳克没有把专家和世界上的其他人进行比较，而是和基本的标准来比较，尤其是其他专家的预测。他研究的问题不是专家是否比其他人更擅长预测，而是为什么有的专家似乎比其他专家更擅长预测。这两个问题有着天壤之别。或者如詹姆斯·索罗维斯（James Surowiecki，《群体智慧》的作者）所指出的，说“认知多样化”是重要的，也就是许多观点好过一个观点，但这并不是说如果“你集结一群形形色色但极其无知的人，他们的集体智慧就会超过一个专家”。［26］

特劳克真正的发现不是专家比随意猜测的普通人强，而是和同行相比，有些专家似乎更善于将专业知识应用到假设性的推测之中。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指出“刺猬”和“狐狸”之间的区别，特劳克借此来区分知识广博的专家（“知道很多小事的狐狸”）和知识面较窄但深入的专家（“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有很多重要的作品是关于专家如何思考的，特劳克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值得通读。不过，总的来说，他还有一些更引人入胜的发现，其中有一条可以总结为：虽然专家在从解释科学转移阵地到预测未来的时候遇到不少麻烦，但“狐狸”往往比“刺猬”表现得好。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说，“刺猬”会过于投入到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推广应用到专业领域之外的地方去，而“狐狸”却能够整合更多的信息，而且会在新的或更好的数据出现时改变想法。“‘狐狸’懂得自我批评和换位思考，”特劳克发现，“这使得他们不会过度沉迷于自己的预测，而“刺猬”——尤其是专业知识深厚的“刺猬”——容易深陷其中。”［27］

技术领域的专家是“刺猬”的最佳代表。他们不只在预测方面遭遇相当大挑战，在处理专业领域外的信息方面也是能力有限。深耕一个领域的人只会埋头在自己的专业里，所以他们会本能地想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推广运用到其他问题上，不管他们的专业领域和亟待解决的课题之间多么不搭调。［28］有些专家自信满满，却往往给出错误预测，主要就是因为这些科学家像刺猬一样，专精于自己那个狭小但高度复杂的专业领域，很难接受和处理专业之外的信息。

人们从中也吸取了一些教训，不只是专家，还有那些评判甚至挑战专家预测的普通人。

最重要的是，失败的预测并不能成为我们评判一个专家的重要标准。专家在预测的同时也会给出警告（这是专家行事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满不可预测之事，而且这些事会引发一连串的涟漪效应，像心脏病和飓风这样简单的偶然事件都有可能改写历史。无论这些警告多重要，普通人往往选择忽略，就像当地的天气预报说下雨的概率有70%，他们也会忽略掉。如果最后天晴了，应了那30%的可能性，他们就会认为天气预报是错的。

这样说不是替专家，尤其是专家这个圈子开脱，毕竟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预测失败。20世纪70年代，没有一个苏联专家预测到苏联到了1991年会解体，而持相反观点的专家——认为苏联解体几乎是不可能的——态度日益坚定，这是一次相当大的判断错误，应该让这个领域的专家痛定思痛。（遗憾的是，并没有。20年来，大多数研究俄罗斯的专家逃避检视彼此的错误。）

可是，预测失败并不会剥夺专家在知识上的立场，他们依然可以宣称比外行懂得多。普通人不应该妄下结论说，专家的一次判断失误就意味着所有人的观点都是同等重要的（或同样无意义的）。民调专家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因为精准地预测2008年和2012年大选结果而声名鹊起。西尔弗承认自己在2016年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预测是基于一些有问题的假设。［29］虽然特朗普的胜选让他和其他人大感意外，但西尔弗对其他竞选的分析预测依旧可靠。正如专栏作家诺亚·罗斯曼（Noah Rothman）后来所写：“特朗普已经证明政治专家耗费毕生心血研究的种种规则在今天都失灵了。但是人们还是会坚持说‘我们关于政治的一切认知都是错的’，也不肯说出‘我对政治一无所知’这句话。”［30］

因为一些专家的预测比其他专家差，就要让他们为此负责，则是另一回事了。但是预测问题的措辞用简单的是非选择题，然后指出普通人和专家预测正确的概率是一样的，这是对专家角色的根本误解。事实上，问出这样无法分出高下的问题，也是在帮专家脱身。有一个关于英国公务员的老笑话，这个公务员在外交部度过了漫长的职业生涯，跨越20世纪的大半时间，然后退休了。“每天早上，”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人员说，“我去见首相，然后向他保证今天不会发生世界战争，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在我的40年职业生涯中，我只错过两次。”仅凭猜中和猜错的数量来看，这位老人的表现相当优秀。

专家提供建议和给出预测的目的不是为了在掷硬币中获胜，而是为了指导我们针对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做出决策。如果在1980年提出这个问题：苏联在2000年之前会不会瓦解。这就是一个是非选择题。如果问题是“在2000年到来前的几十年里，如何最好地迎来苏联的和平解体，并且改变这件事的可能性（降低其他事件的概率）”，那就是截然不同的问题了。

鉴于我自己有研究俄罗斯（苏联）的背景，一个警惕的读者此时可能会想，我是不是也是预测错误的苏联问题专家之一？我是不是就是坐在教室后面随便说说而已呢？问得好。

我没有就苏联解体做出错误的预测，但那只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没有错的机会。我在1988年底完成研究生学业，那时候苏联解体的进程已经很清晰了。我等了10年，才做出一个关于俄罗斯政治的极大的错误预测。我知道预测失败的危险，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我必须对此负责。

我在2000年初写道，一个新的俄罗斯领袖的崛起，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当初名不见经传的官员，可能会一路带领俄罗斯走向新时代。当然，我错了，而且大错特错。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没那么重要，也不应该重要。当有人极力劝说我对普京做出一个判断（我们研究俄罗斯事务的很多人都面临这种状况），我交出了一个肯定的观点，而不是给出一个需要更大耐心但更无趣的看法：现在说还为时尚早。可是，在努力剖析今日俄罗斯的时候，我20年前的预测滑铁卢是否就贬低了我今日的分析和建议，使之无效呢？在探讨普京的动机时，我是不是不再能超越一个博闻广识的普通人了？

关于普京的认知，我错了，但有一个事实未变，普通人想要解释俄罗斯政局的复杂性，或者想要教一门相关的基础入门课程，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和其他专家为什么会搞错是个重要的问题，不只是因为这让我们去回顾自己的推论，并且展开辩论和自我纠错，这是专家这个群体的义务。很多人对普京持悲观态度，但其中有些人不过是条件反射的恐俄心理，或者只是猜测，这两种对制定政策都没有帮助。一个不了解情况的判断，即便是对的，也不如一个虽然错了但条分缕析的观点有用，后者可以用来剖析、检验和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