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恶意欺骗或令人错愕的无能，专家失灵还有其他原因。专家最常犯的其中一个错误是一种假设：假设专家在某些事情上比大多数人都聪明，那么他们在一切问题上也比任何人都聪明。他们视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一种许可证，可以插手任何事情。（还是那句话，我不能在这里率先批评。）他们先进的教育和经验就成了一种总体性保证，保证他们心如明镜，无论在哪个领域，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些专家就像是经典喜剧《动物屋》里的埃里克·斯特拉顿（Eric Stratton）一样。当他在学生法庭上挺身而出捍卫他那个不守规矩的大学兄弟会时，他的朋友问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放轻松，我是读法律预科的，”他向自己的兄弟保证。“我以为你是读医学预科的？”其中一个兄弟问道。“有什么区别？”斯特拉顿回答。

这种过度自信不仅使专家偏离自己的轨道，对自己专业相去甚远的问题发表看法，而且还会“夸大”自己在本专业内的能力和水平。专家和职业人士，就像其他岗位上的人一样，认为以前的成功和成果就能证明他们学识出众，他们会把自己的界限往外推，而不是说出每个专家都讨厌的那几个字：“我不知道”。没有人愿意表现得无知或是被人发现个人知识上的缺漏。普通人和专家都一样，会对他们一无所知的事情振振有词，但专家应该做得更好。

跨专业入侵的原因有多种，从无心的失误到才学上的自负。不过，有时候动机很简单，就是名声会带来机会。艺人是最糟糕的入侵者。（是的，在演艺领域，他们是专家。表演学校又不是化学工程师开的。）他们的名气让他们很容易接触到各种问题和争议，真正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会与他们合作，就是因为人们会习惯性地接名人的电话。

然而，与名人聊天和教育名人是有云泥之别的。这会造就一种匪夷所思的场景：一个领域的专家——娱乐圈——竟然去研究其他领域的重要问题。这种奇特的现象在美国相对历史较短，但也是在名人能在推特或个人网站上随意发表高谈阔论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了。

比如，1985年，一名加州众议院议员托尼·赛洛（Tony Coelho）邀请女演员简·方达（Jane Fonda）、西西·史派克（Sissy Spacek）和杰西卡·兰格（Jessica Lange）到众议院农业委员会就农场问题做证。她们有什么资格？她们在那10年里受欢迎的三部电影中扮演了农场主妻子。当然，这整件事就是个噱头，当被问及为何要这么做的时候，民主党议员赛洛朝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开火（Ronald Reagan）：“她们可能比白宫里的那位演员更懂农业问题。”当时他是这么说的。［15］

可是，这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多年来，名人开始投身到自己知之甚少的纷争中。他们推波助澜，制造假警报，改变数百万言听计从的粉丝的日常习惯。

一名加拿大的卫生政策专家蒂莫西·考尔菲尔德就是众多受够了的专家之一。他写了一本书，谴责名人对专业知识的侵犯，还专门提到一个明星：《格温妮丝·帕特洛的观点是不是都错了？当名人文化和科学发生冲突》。（我在第四章讨论过帕特洛关于女性护理的一些建议——我也很无奈。）正如考尔菲尔德在2016年的采访中表述的：

如果你问别人：格温妮丝·帕特洛提供的乳腺癌风险的信息可不可靠？大多数人都会说不。营养科学？大多数人都会持怀疑态度。但是因为她有如此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因为她把这股力量打造成自己的品牌，人们还是会认同支持她。

这里还有一个有效性偏见：名人无处不在。事实很简单，他们无处不在，他们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你会在想起《人物》杂志上帕特洛的一张照片时谈论无麸质，但是谈论的内容却与数据告诉我们的事实完全不符。名人就是这样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力。［16］

这并非无伤大雅。人们不愿意给孩子打疫苗，实际上就是因为《花花公子》的宠儿、女演员珍妮·麦卡锡（Jenny McCarthy）说她通过“谷歌大学”深入研究过疫苗。更多人会看到帕特洛和麦卡锡，而且接触她们那些愚蠢想法的概率，要多过我们去看——或者耐心听取——一个魅力逊色太多的肿瘤医师或流行病学专家。

行动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里每个人的权利。但是，行动主义和一个名人滥用自己的名气是大相径庭的。普通人的行动主义需要对专家的观点选边站，然后去支持自己青睐的政策。可是，当名人用自己的判断取代专家的判断——实际上是在要求人们因为名气而相信他们——这无异于一个微生物学家对现代艺术指指点点，或一个经济学家争论起药理学。

有些情况下，专家会把手伸到别的领域，是因为他们插手的那个专业领域和自己的非常接近，这样一来，专业判断的跨领域延伸看起来就是合乎情理的。已经在自身领域取得成就并获得赞誉的专家尤其如此。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一个天才能通吃所有领域的想法已经越来越说不通了——幽默大师亚历山德拉·佩特里（Alexandra Petri）曾经写道：“你对一个人说‘你发明了火炉，那你对税收又有什么看法？’还能得到一个连贯合理的答复，本杰明·富兰克林是最后一人。”［17］

例如，诺贝尔奖得主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相信维生素C是一种特效药。他提倡服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来击退感冒和任何其他小病。鲍林的主张没有任何实际根据，但就因为鲍林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关于维生素效用的结论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将他的专业知识合理延伸到其他领域。

事实上，鲍林在倡导维生素的最初阶段并没有运用专业的科学标准。他最早服用维生素C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一个名叫欧文·斯通（Irwin Stone）的自称是医生的人建议他这么做。斯通告诉鲍林，如果他每天服用3000毫克维生素C——建议每日服用量的50倍——那他就能多活25年。可是，斯通“医生”仅有的学位也就是一个未获认证的函授学校和一个脊骨神经医学院颁发的两个名誉学位。［18］(www.daowen.com)

鲍林愿意相信这个概念，于是他开始贪食维生素。很快他就感受到神奇的效果。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可能会怀疑这是一种“安慰剂效应”——当你告诉别人某种药物能让他们感觉好一些，他们会真的感觉好一些，但因为鲍林对科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同事很重视他的话，并开始检验他的主张。

结果没有一个维生素C实验能证明鲍林的主张，但鲍林不听。正如儿科医师兼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染病专家保罗·奥菲特（Paul Offit）后来所写：“尽管一项又一项研究表明他是错的，鲍林还是不肯相信，继续在演讲、科普文章和著作中推广维生素C。当他偶尔在媒体面前看起来有明显感冒症状的时候，他就说自己是过敏。”

鲍林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一直宣传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维生素能治愈一切疾病，包括癌症、心脏病、麻风病和心理疾病，以及其他各种疾病。他后来还建议大家研究维生素C在对抗艾滋病方面的功效。维生素生产商当然乐见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成为他们的守护神。很快，维生素保健品（包括“抗氧化剂”，相当于那个时代的“无麸质”和“非转基因”）成了气候。

只不过，后来证明大剂量维生素其实是危险的，可能会增加患某些癌症和中风的概率。鲍林最终不仅损害了自己的名声，也损害了数百万人潜在的健康状况。如奥菲特所指，一个“赢得两次诺贝尔奖的人，他的正确是举世瞩目的”，“所以错也错得轰轰烈烈，以至于他可能算是世界头号庸医”。时至今日，尽管科学界按照恰当的方式检验并证明了鲍林的主张是错的，但是还有人认为吞下维生素的大药丸能击退疾病。

鲍林死于癌症，享年93岁。至于他是不是像斯通“医生”允诺他的那样多活了25年，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有时候，专家会利用某个证书或成就的光环插手相去甚远的领域，从而影响重要的公共政策辩论。1983年秋天，纽约市电台播报了一个关于核军备竞赛的项目。20世纪80年代初期，冷战局势紧张，有几年情况最糟糕，而1983年就是其中之一。苏联击落了韩国的一架民航客机，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就核武器展开的会谈失败；ABC制作了一部纪录片，讲述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名叫《浩劫之后》（The Day After），首播后成了那个时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此外，大选年很快就到了。

我是当时的听众之一。那时我正在纽约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苏联，准备在公共政策领域大展宏图。“如果罗纳德·里根再次当选，”我的电台里传来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核战争是确定无疑的。”宣称核战争是无可逃避的，这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尤其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正式的预测说里根在1984年大选中会遇到威胁。是谁这么笃定——都到了“确定无疑”的程度——我们会走向大决战？

说出这话的是一名女性，海伦·考尔迪科特博士（Dr.Helen Caldicott）。她不是物理学博士，也不是政府或国际事务方面的博士，而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儿科医师。她对核武器的忧虑，据她自己回忆，是源自她读到内维尔·舒特（Nevil Shute）1956年的末日类小说《世界就是这样结束的》（On the Beach）。她后来说，如果孩子们所处的世界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那她觉得治疗儿童疾病就没有意义了。她很快就成了武器控制和核政策辩论中一个有力的声音，尽管她几乎没有与这个主题相关的文凭或经验。

考尔迪科特习惯于对高度技术性的问题发表笃定的言论。她会就美国导弹发射井的响应力、民防措施和苏联外交政策机构的内部运作等议题侃侃而谈。她在美国居住了差不多10年，经常出现在媒体上，代表反核运动团体发声。

1985年，她出版了《导弹嫉妒》（Missile Envy）这本书，至此她的跨专业影响力达到巅峰。这本书里充斥着医学词汇，比如“诊断”军备竞赛。（章节包括“病原学”、“体格检查”和“个案研究”等。）书的标题就是个剧透：儿科医生在苏联和美国老年男性的灵魂里发现了冷战的心理学基础。她指出，美国的女人已经赢得了选举权，“手握选举权但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像时任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这样的参政女性，考尔迪科特说，并不能“代表大多数理智聪明的女人身上的真实属性”。［19］（考尔迪科特在纽约电台里说的话就更直白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博士宣称，“不算女人。”）考尔迪科特在20世纪80年代末回到澳大利亚竞选政治职位，失败了。

专家界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最著名的例子，至少按照全球公众影响力来衡量，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诺姆·乔姆斯基（Norm Chomsky）教授，一个受到全球数百万读者崇敬的人物。如果计算起来，乔姆斯基应该是在世美国知识分子中被引用最广泛的人了，他在政治和外交政策方面著作等身。然而，乔姆斯基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岗位是语言学教授。乔姆斯基被视为他那个领域的先锋，甚至是巨人，但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造诣，也不比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3]在人类语言起源方面的造诣更深厚。无论如何，他为公众所熟知的，更多的是他政治方面的著作，而不是语言学领域的作品。的确，这些年来，我常常碰到一些熟悉乔姆斯基的大学生却不知道原来乔姆斯基是一个语言学教授。

然而就像鲍林与考尔迪科特一样，乔姆斯基回应了公共广场的一种需求。普通人往往觉得自己在挑战传统科学或社会主流思想方面处于劣势，这样一来，如果有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带着专家认证这样的光环出来发表看法，人们自然会团结到他/她周围。医生可能应该关注一下维生素在人类饮食中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当国家正在重新思索核武器的角色，公众应该参与进来。但是一个拥有化学学位的人或一个儿科住院医师，自身领域的资历并不会让他们的主张比任何其他在深奥领域自学成才的人更可靠。

公众对这种越界的行为相当容忍，这本身就是个悖论：一些外行人不尊重专家在专业领域内的看法和观点，另一些人却认为专业知识和成就是通用的，专家和知识分子可以对几乎一切事情发表权威看法。人们质疑家庭医生为其注射的疫苗安全性，却也会去买一本核武器方面的书，只因为作者的头衔里有一个有魔力的词——“医学博士”。

遗憾的是，当专家受邀对超出自身能力的问题发表看法时，很少有人会谦逊地记得自己有责任提出异议。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最终后悔不已。在一次扭曲的争执中，我已经坦白说我对现在受关注的这个问题认识有限，爱莫能助，但还有人坚持认为我完全有能力就这个话题发表评论。面对一个对我深信不疑的记者或学生，后者尤甚，我却要信誓旦旦地告诉他们，如果我假装权威回答他们的问题，是很不负责任的，这种感觉很奇怪。承认自己不是全知全能让人不舒服，但我们唯愿语言学专家、儿科医师和其他各路专家也勇于承认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