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指出，“不接受爱尔兰人”的标语在19世纪的美国广为流传是谬见。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理查德·詹森（Richard Jensen）说，这个标语是杜撰的，“受害者的谬误”在爱尔兰移民当中代代相传，直到成了难以撼动的城市传说。10年来，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接受了詹森在这个话题上的学术研究。反对詹森论点的人被视作忠于政府的爱尔兰裔美国人而不予理睬——有时候被詹森自己忽视掉。

2015年的一个故事看起来就是专家之死的真实写照，一个八年级的学生丽贝卡·弗里德（Rebecca Fried）声称詹森是错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她用谷歌做过研究。她礼敬有加，但坚定不移。“在我出生前他就已经从事了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工作，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对他和他的工作表现出任何不敬。”她之后这样说。这听起来又像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告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一位退休的历史学教授——他的作业没做好。

可是结果呢，她是对的，他是错的。这种标语的确存在，而且不难找到。

数年来，其他学者就和詹森的观点角力过，但他们的交锋从未跳出专业史料的丛林。同时，在学术界之外，詹森的主张很快被接受，爱尔兰裔美国人臆想自己受到不公待遇，而这恰好被当作一个例子被大肆宣扬。［当然，新媒体集团沃克斯（Vox）喜欢詹森的版本。］

然而，年轻的丽贝卡做了一件理性的事：她开始搜寻旧报纸资料库。她找到了这个标语，就像《每日野兽》之后报道的那样，“收集了少量的例子，之后是几十个，然后越来越多。她尽可能多地搜寻报纸资料库。然后她就想，先前已有人发现了吧？”结果，显然詹森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费心做过这个基本的事实核查。

詹森随后进行了反击，试图反驳这个八年级学生的发现，他说自己是对的，但他之前或许应该表述得更准确一些。正如《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后来所做，关于詹森论点的辩论“可能还会继续在很多网站的评论区火热进行”，但弗里德的努力证明“任何有着好奇心和灵敏嗅觉的人都可以挑战历史学现状”［1］。弗里德女士现在已经上高中了，她的论文刊登在《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tory）上。

20世纪70年代，美国顶级营养学家告诉美国政府，鸡蛋和很多其他食物可能是致命的。把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应用到这里再简单不过了，有一条线从谷仓场院串到太平间。鸡蛋含有大量胆固醇，胆固醇会阻塞动脉，动脉阻塞会引发心脏病，心脏病会导致死亡。结论很明显：美国人需要在饮食中杜绝一切胆固醇。

他们也这么做了，然后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美国人体重大幅增加，开始死于其他食物。结果证明，鸡蛋没有那么糟糕，或者说至少没有其他食物那么糟糕。2015年，政府决定鸡蛋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可以说是健康的。政府专栏作家（生产鸡蛋的佛蒙特州居民）杰弗里·诺曼（Geoffrey Norman）那时候写道：

很多这样［肥胖］起来的人认为他们是在遵循政府认可的饮食结构。当政府把鸡蛋放到饮食黑名单上，鸡蛋的消费量下跌了30%以上。人们必须要吃东西，所以就会用其他食物替代鸡蛋，而这些食物却让他们变胖。结果证明，他们不吃的鸡蛋并不会阻塞动脉并致死。然而他们用来替代鸡蛋的食物很有可能是导致2型糖尿病甚至更糟糕疾病的元凶。［2］

鸡蛋恐慌是由一连串错误研究导致的，其中一些研究可以回溯到差不多半世纪前了。当然，想要避免食用鸡蛋的人或许还会这么做。事实上，现在有研究显示，完全不吃早餐——长期以来科学家都在警告大家不要这么做——也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3］

1982年，一名研究苏联的顶级专家休厄林·比亚勒（Seweryn Bialer）向赫赫有名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出严厉警告：苏联（USSR）比当时看起来的要强大多了。(www.daowen.com)

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10年，苏联都不会遭受一场系统性危机的阵痛，因为苏联拥有强大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性，这份能量尚待使用，足以让苏联承受最深刻的困难。苏联的经济，就像任何一个由聪明老练的专业人才管理的大型经济体一样，不会破产。它也许会变得低效，也许会滞胀，也许会经历一两年的绝对衰退，但是，就像它的整体体系一样，经济体系也不会崩溃。［4］

一年后，比亚勒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天才奖”。两年后，苏联共产党——很明显面临着系统性危机的阵痛——选择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作为新的领导人。比亚勒的厉声警告之后不到8年，苏联不复存在。

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个月当中，麻省理工的一个教授斯蒂芬·迈耶（Stephen Meyer）在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做证。关注苏联的美国政治领袖担心苏联数千枚对准美国的核武器会带来安全问题。迈耶，作为他那一代研究苏联军事的顶级专家之一，告诉每个人要冷静：戈尔巴乔夫还能掌控大局。苏联“军事政变的迹象”，他向出席听证会的参议员保证，不过是一些“胡思乱想”。［5］

迈耶在1991年6月6日做证，9周后，戈尔巴乔夫在一次政变中被罢黜，发动政变的包括苏联国防部长和让人闻风丧胆的安全机构克格勃（KGB）^[1]的领导。当坦克进驻到莫斯科大街的时候，场面一片混乱。但是，无论如何，苏联解体一年后，迈耶完全离开了俄罗斯和核武器的研究领域，转而研究生物多样性问题，为马萨诸塞州的渔业和野生动物部门服务，直到他2006年突然离世。

比亚勒和迈耶这种情况不是少数。正如历史学家尼克·格沃斯德夫（Nick Gvosdev）在几年后的观察所得，关于苏联，很多苏联研究专家都没有“对实际情况进行批判性分析”，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相信。两名国际关系学者注意到，其他每个人也都搞错了。“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学术］职业的表现真是令人尴尬，”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教授和托马斯·里斯·卡彭（Thomas Risse Kappen）教授在1995年写道，“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没有认识到后来实际发生的改变是有发生的可能性的。”［6］

专家一直都是会犯错的。这种错误的后果有种种，有轻微令人尴尬的，也有浪费时间金钱的，极少数情况下，也会致人死亡，甚至带来国际性灾难。然而专家通常都会请民众相信他们的判断，要相信这样的错误只是偶然，专家会识别出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

日复一日，普罗大众别无选择，只能相信专家。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社会机构和政府机构编织的巨网之中，这些机构的目的就是要确保职业人士能够各司其职。大学、评审机构、执照注册机构、认证机构、州检查员和其他机构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标准。总体而言，这些防护措施运作良好。比如，当我们读到一个不称职的医生害死一个病人的故事，我们感到震惊，那是因为在一个近百万医生日日安全行医的国家，这类故事实属不寻常。

然而，对职业人士的日常信任是一种平淡无奇的必然之事。这就像我们会信任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人一样，包括我们会假定巴士司机没有醉驾，或者餐馆员工洗了手。当涉及公共政策，这里面的信任就不是一回事了：我们相信自己的医生会开出正确的药方，这不代表我们相信所有医药领域的职业人士能决定美国是否应该有一个全国医保体系；我们相信一个大学教授能教给儿子或女儿“二战”历史知识，不代表我们因此就相信所有历史学家能给美国总统提供战争与和平事务的建议。

做这些更宏观的决策是不需要执照或证书的，如果出错了也不用交罚款或停职。事实上，这里面几乎没有直接的问责制，所以普通人会担心专家的影响力，也在情理之中。在一个民主国家，由选举出来的官员接受——或拒绝——专家意见，这样就有问责制的成分了，这个话题我们留待下一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讨论。不过，问责在事发之后。让某个人负责可能在道德上是令人满意的，但追究责任并不能修复损伤或恢复和平。总的来说，专家是如何犯错的呢？记者萨琳娜·齐托（Selena Zito）说过：“目睹专家不懂自己专业领域的问题，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就不只是一点点不安了。当民众遭遇专家失灵了怎么办？他们怎样才能保持对专家们的信任？类似的，当专家犯了错误，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专家如何修复与顾客——社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