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和读者这样疑心重重是正确的吗？我也是一个专业人士，直觉告诉我，要相信记者和其他专业人士一样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总体而言，我相信大多数记者的报道和新闻稿。我也相信雇用他们的主编和制片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过，和其他人一样，我没有接受过新闻方面的培训，而我所读的那些新闻报道涉及方方面面的主题，对于大多数的主题，我也没有什么专业知识。

如果记者也缺乏这些主题的专业知识，那就涉及胜不胜任的问题了。毫无疑问，记者是可以成为专家的。一些驻外记者能讲流利的当地语言，且对当地文化也了如指掌。一些科学版记者本身就是科学家，或者接受过大量的科学培训。有些国会山记者解释起立法程序来，比一些国会议员还头头是道。

然而，也还有一些记者以为加沙地带有一座桥，或伊夫林·沃是个女人。此等肤浅并不是因为新闻业吸引才疏学浅之人，而是因为在一个新闻无处不在、人人皆可为记者的年代，标准不可避免地降低了。试想一个行业过去至少还有一些门槛，现如今却敞开大门，会怎么样？如果医学、司法、航空或考古行业也突然变成自助项目，想必结果也无二致。

究其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过去需要千锤百炼的一个职业现在却被“学院化”，而且在当今时代这种事情比比皆是。过去记者的职业轨迹里是有一段学徒时期的，他们要写讣告，报道无聊的市政会议，如今新闻和传播学成了本科的专业。这些学院和项目粗制滥造了一批对记者职业知之甚少的年轻人。他们是在象牙塔里学习，而不是在一个行业的习惯和常态中学习。当中很多人从高中时代就开始在网上发布自己的深刻见解，却不懂“新闻报道”与“写博客”之间的区别。

与此同时，资深记者却被挤出新闻工作室，给懂得如何带来点击率的年轻人腾地方。《国家》（The Nation）杂志撰稿人戴尔·马哈瑞吉（Dale Maharidge）在2016年就曾这样描述过：

过去新闻工作是一门技艺，现如今是打造记者个人品牌，工作重心是大量炮制博客，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总结总结收为己用，保持在社交媒体上的曝光率，对于老牌记者来说，这些都很陌生。而记者的上司也怀有这种新兴的职业偏见。一个主要的国家级刊物主编，年纪40多，曾向我吐露心声说他不愿意雇用年长的记者，因为“他们还困在一周写一个报道的思维模式里”，而且不愿意使用社交媒体。［19］

形式压倒内容，全力比拼速度，再加上现代大学盛行的偏见，一环扣一环造就了错误信息的三连胜。难怪像乔尔·恩格尔（Joel Engel）这样的资深记者会缅怀过去，“那时候‘记者’只是单纯的‘报道者’，而且通常也只有高中毕业而已”，但那是美国更好的新闻时代。恩格尔是一名作家，也曾是《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的记者。

很多人主要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取资讯，且数量相当可观，而他们能接触到什么样的信息，基本上是由一些新手记者说了算。比如，脸书就让新闻策展人来决定读者的脸书新闻推送内容。据Gizomodo.com^[3]2016年披露的信息显示，脸书把这些记者当作低端合约工，却给了他们运作新闻的无边权力：

［脸书］热点新闻版块是由一群20多岁和30出头的人来运作的，他们当中大多毕业于常春藤院校以及像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这样的东岸私立大学。他们先前在《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彭博社（Bloomberg）、MSNBC和英国《卫报》（Guardian）这样的媒体工作过。也有一些前新闻策展人离开了脸书，去了《纽约客》、互联网新闻博客Marshable和天空体育台这样的机构工作。

据Gizmodo采访的前脸书新闻策展人透露，这一小群人手中握有生杀大权，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故事能上热点新闻，更重要的是，每个主题会链接到哪些新闻网站。“我们来定热点。”其中一个策展人说道，“至于哪些算得上新闻，哪些不算，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衡量标准，全由新闻策展人说了算。”［20］

这样看来，我们显然不能靠脸书来获取新闻资讯。遗憾的是，数百万人就是这样做的，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人靠的是推特，然而推特的新闻推送还不成熟，用户数据流中会出现什么新闻，优先排序如何，这些算法还在试验阶段。

对这些年轻记者公平点儿来说，他们也是被市场的特性推到了一个无能为力的境地。正如网上时事评论杂志《名单》（Slate）的撰稿人威尔·萨尔坦（Will Saletan）告诉我的，比起制造点击量的即兴创作，复杂的故事需要花费的时间多得多。萨尔坦花了一年时间研究转基因食品安全，这种报道可能会超越那场围绕疫苗展开却让无知打败科学的辩论。［21］“这样的时间跨度现在大体是可以接受的，但你却无法让一个年轻人花这么长时间去梳理一个问题。”萨尔坦在完成报道后这样说——他的报道击碎了反对转基因背后的假科学——这句话出现在Slate网站。这种报道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坚定的意志去做研究并专注于枯燥的细节。正如萨尔坦所说：“你真的得够任性固执，才能坚持研究像［转基因］这样一个话题，因为当你深入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都太机械，太无聊，即便这个话题被政治化以后能激起一些热情，也改变不了这个问题的乏味本质。”

有些时候记者犯的错误既琐碎又搞笑。比如，在那个“巧克力能帮你减肥”的大骗局中，搞恶作剧的人从来没想过事情会发展到那个地步，他们以为“不精通科学的记者们”一旦去咨询真正的科学家，就会发现这整个杜撰的报道就是个“荒唐站不住脚的新闻”。然而他们错了：没有人真的找科学家来核实这个报道。“关键是，”搞恶作剧的那个人之后说，“我们发现记者们都懒得出奇。如果你把信息处理得恰到好处，那你编辑过的报道看起来就像原创一样。不过，这也只是理论上的情况，事实上很多记者只是复制和粘贴了我们的文本。”［22］

巧克力有助于减肥的骗局就是个愚蠢的报道，但不会伤害到太多人。（迷恋巧克力的人根本不需要什么科学理由。）可是，如果报道的是更严肃的问题，记者们还对主题不清不楚，又被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所左右，那带来的就不只是错觉，而是困惑。几年前乔舒亚·福斯特（Joshua Foust）集中研究了外派记者到海外部队采访报道的情况，发现这些记者会产生错觉，自以为经验丰富，实际上对自己所处之地根本没什么概念：(www.daowen.com)

太多记者对自己要去报道的地方一无所知：无论是格鲁吉亚还是阿富汗，媒体报道中连基本知识都严重匮乏［格鲁吉亚的一名自由撰稿记者告诉我，有在编记者问官员：“阿布哈兹（Abkhazia）^[4]在哪里？”］个人经验告诉我，阿富汗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只是外派一周，”他们大概会想，“我不用做太多功课——我可以出发的时候再学。”［23］

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年轻记者能仰仗的也就是在大学里所接受的新闻学教育，用乔尔·恩格尔的话说，那就是个“均质化过程”，“保证了一致性”，培养的年轻记者一旦出了学校大门，“眼里只能看到自己认同的东西”。

这种集体性的无知，甚至可以说是渎职，会对现实世界的人们和社区造成严重的伤害。比如，2014年《滚石》（Rolling Stone）就遭遇了一次新闻伦理的巨大失败，这个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弗吉尼亚大学轮奸案的报道，这篇报道现在已经声名狼藉。一个决心要找到美国精英校园性侵案例的记者终于发现了一宗。她的主编帮她发表了这篇充斥着大量细节的报道。整篇报道掀起轩然大波，最终却被证实是个假新闻。结果《滚石》面临乌烟瘴气的诉讼，名声扫地。

《滚石》最终撤回了报道，并委托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进行调查。哥伦比亚大学调查员得出结论，记者塞布丽娜·厄德莉（Sabrina Erdeley）和她的编辑们打着报道轮奸案的旗号，甚至违反了基本的新闻准则，显然，这样的报道实在是太对读者口味，都没人加以核实。［24］这个案子后来持续发酵了几年，报道中指名道姓提到的弗吉尼亚大学一名女性行政负责人——报道中说她没有对强奸指控采取行动——以诽谤罪起诉了《滚石》并胜诉。

这篇报道部分是基于一些研究声称美国大学里1/4的女性（有时候报道说是1/5）遭遇过性侵。当支撑这些说法的数据和研究本身就应引人深思，那这一类说法就是促成《滚石》假新闻的帮凶。正如《名单》的艾米莉·约菲（Emily Yoffe）在2014年所写的：“1/4的说法意味着美国大学年轻女性被强奸的比例与刚果差不多，在那个国家，强奸是被当作一种战争武器的。”［25］还有一项研究也是这条可怕报道的重要依据，可结果被发现研究里还囊括了“大学男性”，最年长的71岁，平均年龄超过26岁，而这些人都没有住在学校。不过不要紧：数据现在不再是提供事实，更多的是扮演口号，任何争论这个问题的人都会说“他们在新闻里看到过”，那也无可厚非了。

与“1/4”数据类似的是现在很普遍的一种说法，在美国媒体上也是一再被提起，那就是在两场重要战争的压力下，美国退伍军人的自杀率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一天22人”——也就是说每24小时就有22个退伍军人自杀——已经成了退伍机构以及反战组织的口头禅。从2013年开始，许多以退伍军人自杀“盛行”为主题的报道出现在电子媒体和纸媒上，各种版本都有，标题耸动，还配上一些自杀的年轻男女军人的图片。这些报道所指明确：战事扩大驱使美国士兵自杀，无情的政府视若无睹。

但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数据，我就有意去寻找其背后的研究。我每天都和军队官员打交道，他们当中很多人都目睹过战争。而且我在年轻的时候短期做过预防自杀咨询的志愿者，所以也曾经是认证的预防自杀顾问。作为一个在预防自杀方面略有经验的人，我很关心自杀的人；作为一个与军事人员共事的人，我很担心我的学生和朋友；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我被这个看起来并不可信的统计论证所困扰。

遗憾的是，媒体给的不是药，反而是问题催化剂。不可否认，21世纪退伍军人自杀率的确比之前高，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所有人群的整体自杀率变高了——至于原因何在，流行病学家还在争论——而退伍军人是所有人群中的一部分。更让人困惑的是，专注“退伍军人”自杀的研究把所有在军队服役过的人都囊括进来了，不论什么年龄什么岗位，从预备役到持续作战部队，统统都算进去。换句话说，一个刚从作战区回家的年轻人和一个30年前曾经在本地国民警卫队服役过几年的中年男子，只要在某个时间自杀了，都算是这种新“流行病”患者。

饱受批评的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不是美国最受欢迎的部门——试图指出2012年的一次大型研究表明，退伍军人自杀的情况自1999年起并没有那么耸人听闻的变化，但这样的努力也不过是徒劳无功。《纽约时报》恰当地报道了这份研究，标题是“美国自杀人数整体攀升，自杀退伍军人占比相对减少”。但《华盛顿邮报》的标题却暗含了一个相反的结论：“退伍军人管理局研究发现，自杀退伍军人增多”。这两个标题都是关于同一份研究的，而且严格来说，它们都是对的，真是不可思议。

媒体，或者说至少有一些媒体机构采访了撰写这份研究报告的科学家，他的回答没能左右媒体的表述。“有人认为现在退伍军人自杀成了流行病。我不认同。”开展这项研究的流行病学家罗伯特·博萨尔特（Robert Bossarte）说，“全国自杀率整体上升，而退伍军人只是其中一部分。”［26］大多数报道并没有引用这句话，也没有采纳重要的基准数据，比如美国整体自杀率或同龄的年轻退伍军人自杀率，或许是因为其他人群——诸如医生或其他——自杀率相对较高的话，可能会降低这篇报道的紧迫感。

劣质报道没有中断，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平行报道，讲述2012年自杀的军人数量实际超过在战斗中牺牲的人数。当然，这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美国军人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而不是敌军。这是一幅残酷的画面，但其中有一个小问题：从统计学上来说毫无意义。在任何年份，只要美国军队没有参与大规模的实际作战，那从定义来说，“自杀比战斗导致的死亡更多”这种说法就永远不会错。

在战斗不多的年月，你都可以玩这个数字把戏：比较20世纪50年代末的军人自杀数量和战斗中牺牲的人数。《时代》的一篇文章总算是做对了，甚至还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军队自杀人数超过战斗死亡人数——不过只是因为战争正在结束”［27］，这一点值得赞赏。可是，这又不是什么晦涩的问题，任何人只要肯花一点儿时间想一想，就能理清了，《时代》或任何其他媒体一开始就应该按照这个思路来写报道。

重点在于，有些人是真的关心退伍军人和他们的自杀问题，但他们读完这些报道之后，对于当今退伍军人的现状并没有多了解几分，但是他们以为自己了解了，任何领域的专家要是对公众的愤怒提出质疑，或是想要更加细致入微地解释这个话题，那就自求多福吧。退伍军人就是会发疯自杀，就是这样。不管怎么说，我可是在报纸上读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