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巧克力能帮你减肥吗？你当然知道，你在报纸上看到过。实际上，你可能在好几种报纸上读到过，然后不管碰到什么专家，包括医生，你都要悲叹一下，因为他们告诉你的可能恰恰相反。毕竟，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还有这么神奇的减肥功效，他们竟然藏着掖着不说，正好是专家会做的事。谢天谢地，一个德国科学家，饮食健康研究所的约翰尼斯·博汉农（Johannes Bohannon）写了一篇论文，登在杂志上，被全世界媒体满心欢喜地报道。他证实了我们所有人一直以来的怀疑：巧克力对你真的有好处。

但是，约翰尼斯·博汉农这个人并不存在，饮食健康研究所也不存在。登载这篇论文的杂志是真的，但显然在同行评审和编辑方面一点儿都不严谨。“约翰尼斯·博汉农”实际上是一个名叫约翰·博汉农的记者，他属于（用博汉农的话说）“一群疯狂的记者和一个医生组成的一个团队”，这个团队的人想“证明把膳食风尚背后的伪科学变成新闻头条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1］

所以，巧克力不会让你变瘦。但是，你知道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位于以色列国土两侧，是被以色列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区，被一座桥连接起来，以色列有时候会故意利用这座桥来限制巴勒斯坦的交通。你可能也是在“新闻里”看到过。2014年，网络媒体Vox——一家标榜自己是向大众解释复杂问题的媒体——列出了“了解以色列-加沙危机的11个关键事实”，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包括加沙-西岸大桥。

它并不存在。

在评论员好一番嘲笑了Vox之后，Vox修正了自己的错误——作者声称他看过一篇文章说拟建这座桥，却没有意识到这座桥没有建。正如作家莫莉·海明威（Mollie Hemingway）所指，记者难免偶尔会犯错，谁也无法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但“通往加沙的桥”可不是“把一个名字搞错了或者不知道一些隐秘的细节”这样的错误，会犯这种错的人一定是“完全不了解这个领域”。［2］

这一类批评对Vox来说是家常便饭，而且批评都不是空穴来风。2016年初，Vox出了一个标题是这样的：“黑豹党人做的最激进的事是给孩子免费早餐”。黑豹党是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激进组织，融合了黑人民族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牵扯到多起暴力和谋杀案件，包括与警察枪战。他们绝对不是日托中心的友好员工。Vox的这个标题立刻引起《每日野兽》专栏作家迈克尔·莫伊尼汉（Michael Moynihan）的吐槽，他发推特说：“还记得‘解释’作者们什么时候真正了解自己正在解释的内容吗？我是不记得。”

所以巧克力不是减肥神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之间也没有桥。黑豹党人也许比我们印象中还要粗暴一些。但是，你或许还没有认识到复活节对基督徒的真正意义是什么，那就是庆祝耶稣基督直接升天。这是《纽约时报》在2013年说的。现在，福音书里首先多少都会提及耶稣四处走动，这可能是当地的教区牧师每年夏天都会讲述的版本。这些神职人员可能是聪明的，其中有些人可能还拥有神学学位，但他们凭什么和《纽约时报》争辩呢？

世界上有超过10亿基督徒，而且令人称奇的是，很少有人发现这个错误。《纽约时报》后来悄悄做了一份新闻史上最低调的修正：“之前的文章曲解了基督徒的复活节含义。复活节是庆祝耶稣从死里复生，而不是复活升天。”［3］这个版本更加准确，但是有些读《纽约时报》的人并不是会怀疑一切的人，或者不了解源自《新约全书》的一些文化意象，《新约全书》中耶稣在复活节星期日出现，而不是乘着直梯上了顶层。

如果追赶的尽是错误信息让你筋疲力尽，你可以去看一些优秀的文献，或者读一读伊夫林·沃（Evelyn Waugh）伟大小说中的一本。毕竟沃在2016年被《时代》列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0位女性作家”之一，所以“她”的作品还是值得一看的。

除了一点，伊夫林·沃（1966年逝世）是男性。

这种滑稽可笑的错误不只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比如说，30多年前，《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报道就把爱尔兰说成北约（NATO）成员，众所周知爱尔兰人民是中立的，所以这样的报道不仅会让爱尔兰人大为震惊，也会让苏联和美国瞠目结舌。每个人都会犯错，专家、记者、编辑和事实核查员也不例外。这是常有的事。(www.daowen.com)

但遗憾的是，这种错误在21世纪的新闻世界里频繁得多。更糟糕的是，由于互联网的存在，错误信息传播更为迅速，逗留时间也更久。在信息源源不断的世界，新闻产出快，一天24小时滚动播出，所以在这个时代，新闻业有时候不是专家的捍卫者，更多是专家之死的催命符。

我知道，这样抱怨信息时代带给我们的新闻和资讯盛宴似乎有些失礼，但我还是要抱怨。新闻业的改变，就像互联网和大学教育变得更加普及一样，已经对外行和专家的关系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坏影响。21世纪的新闻资讯所传递的大多数内容，并没有增加人们的见识，反而让外行——有些时候连专家也不能幸免——变得更加困惑和暴躁。

专家面临着一个让人沮丧的挑战：新闻资讯变多了，可人们似乎变得更无知了，这样的趋势可以回溯到至少25年前。这个问题并没有逐渐消散，反而愈演愈烈，颇为矛盾。虽然资讯比从前更容易获取，但人们却越来越不了解周围的世界，甚至还在流失对世界的兴趣。

比如早在1990年的时候，皮尤信托（Pew Trust）做的一项研究警告世人，脱离重要的公共问题实际上在30岁以下的人群中更为严重，这些人原本应该最能接受当时兴起的像有线电视和电子媒体这样的信息来源。就像皮尤研究指出的，这在美国公民文化中是一个显著的变化：

在过去的50年里，大部分时候，年轻公民和老人的见识至少是相当的。1990年，情况变了……30岁以下的人比过去的同龄人懂得少。他们不再对周围世界发生的事情感兴趣。社会科学家和民调专家早就意识到年轻人多少都不太熟悉政治和严肃问题。但问题是差距已经严重拉大了。［4］

接受调查的这些人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他们的孩子也好不到哪里去。2011年芝加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大学毕业生“在大学四年里没能培养出批判性思维和复杂推理的能力”，但更让人忧虑的是，他们“也没有养成公民参与的思维习惯”。［5］和他们的父母一样，这些年轻人不仅比我们预想的还要见识浅薄，而且还不情愿去实践他们所了解的那一丁点儿公民责任。

所以，当外行用“我在报纸上看到过”或者“我在新闻上看到的”这样的话来回击专家，其实意义不大。事实上，这些资讯也许根本就不是来自“新闻”或“报纸”，只是看起来像新闻来源的东西。更有可能的是什么呢？这样的回答意味着“我从我喜欢的资讯来源看到了一些内容，恰好这些内容是我愿意知道的”。这样的讨论就寸步难行了。当你首先费劲去理清到底是哪条错误信息驱使了这场对话，那原本的问题就已经被淹没或迷失了。

怎么会这样？在一个事实和知识像潮水一样涌来的世界，人们怎么会对事实和知识如此抗拒呢？就新闻业而言，简短来说，其实就是技术与资本主义的碰撞，让人们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哪怕对他们没什么好处，这个解释放到很多现代创新上都说得通。

我发现，指责新闻业与现代新闻媒体会让我置身于破坏专家金科玉律的风险之中，那就是永远不要对其他专家指手画脚。不过，我虽然不是新闻业的专家，却是新闻产品的用户。无论是作为教师还是政策分析师，我自己的职业也部分依赖新闻。任何专家在向外行传递复杂事件和思想的时候都会面临障碍，这也是我每天要应付的困境。我的工作是帮助人们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媒体让我的工作变得比20年前更艰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