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新事物需要耐心和倾听。但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让我们少了友善，多了敌意和戾气。网络上和生活中一样，人们会把自己归入到小小的“回音室”^[12]，只和那些观点一致的人讨论。作家比尔·毕晓普在2008年的著作中把这种现象称为“大归类”，指出美国人现在有一种选群行为，只在同声相求、志同道合的小圈子里生活、工作和社交。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互联网上。

我们不只是和意气相投的人交往，我们还主动和其他人断交，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2014年皮尤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自由主义者比保守主义者更容易屏蔽或删除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但主要还是因为在保守主义者的网络社交圈子里很少出现观点对立的人。（或者就像《华盛顿邮报》评论这个研究的时候所说的，“在保守主义者的网络生态系统中，意识形态多样性比较低”。［18］）自由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政治原因而终结一段友谊的可能性也比保守主义者高，但总的来说，意识形态的隔离还是在网络上比较盛行，因为人们不用面对面交流，只要点一下鼠标就能删除好友。

不愿意倾听，不仅让我们彼此相处得更不愉快，也让我们在犯错误的时候，无力去思考，说不出有说服力的话，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纠正。在网上忍受一连串的推理只需要点击几下鼠标，当我们连这都无法忍受的时候，我们也就无法容忍有人对我们的信念或想法提出一丁点儿的挑战。这是危险的，因为这不仅破坏了知识和专业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也侵蚀了人们在民主社会相处的基本能力。

这种坏脾气的背后，其实是对平等的错觉，以及社交媒体即时性所营造出来的平等主义幻象。我有推特账号和脸书专页，你也有，所以我们是平起平坐的，不是吗？毕竟，如果一个大报的金牌记者，一个肯尼迪学院的外交官，一个研究型医院的科学家，和里诺（美国著名的“离婚城市”）的婶婶罗斯，都是活跃在网络上的，那他们的所有观点都是从你眼前闪过的一大堆信息。这个观点和某个主页上的上一条帖文又有什么好坏之分。

在社交媒体的时代，使用互联网的人都会假设每个人在线上都是同样聪明的，或是见识相当的。就像《纽约时报》影评人A.O.斯科特（A.O.Scott）所说的：

在网络上，人人都是评论家——利用Yelp（美版大众点评）打击侵权的艺术家，亚马逊奖学金获得者，在社交媒体上点赞和分享的啦啦队长。这些自我膨胀的人，常常质疑像我这样跟油墨打交道的人，他们已经在数字世界的混乱中获得了平等。如果有一个友好的算法根据你之前的购买记录告诉你，有些东西是你可能会喜欢的，还有脸书的好友大军肯定你做出的选择是明智的，你哪还需要一个絮絮叨叨的怪人。［19］

社交媒体的匿名特性会诱使用户在争论的时候假设每个参与者都是一样的，是一群水平相当的人，有着同样的背景和教育水平。很少有人会在现实生活中这样想，但在网络上，任意的评论者对自己的才学都是自恋的，这一法则取代了面对面交流时的一切惯例。

在社交媒体上，彼此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这种距离和亲密的奇怪结合毒害了对话。理性辩论需要参与者坦诚相待、心存善意。在现实中的近距离有助于建立信任和理解。我们的大脑不只是处理不同数据碎片的容器，我们会倾听别人的话，而且我们还会通过视觉和听觉的线索获取信息，而不只是看着一串词语在眼前飘过。老师格外明白这一点，同样的内容，远程或网络教学的效果和面对面互动的教学效果是不一样的；面对面的时候，学生能提问，会皱眉，或是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远程和匿名的特性，让耐心和善意在网络上荡然无存。在网络上，信息是快速便捷的，人是可以只说不听的，再加上“键盘上的勇气”，会让人们说出一些当面永远不会说的话，结果不欢而散。就像作家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所指出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可能是因为在网络上没有什么是决定性的，所以辩论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要求获得平等和认真地对待。

这种现象背后的主要推手，恰好就是建国先贤们对民主文化的担忧：感觉、情绪和自恋取代了理性、经验主义和公益精神。线上辩论只要一开始，就会变得很个人、情绪化和不可解决。当然，偶尔也会有理性的观点来回穿梭，但鲜少有精英权威人士来一锤定音，说出其中哪些观点的确是对的或有效的或重要相关的。［20］

推特、脸书、红迪网和其他网站是可以成为有见地的讨论平台，但是，我们在这些场所里看到的，往往只是一连串的断言、笃定、才疏学浅和谩骂，而非真正的交流。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互联网，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遇见彼此，互联网促进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向的人可能会辩解说，像红迪网这样的平台或是一个网络日志的评论版块为很多人打开了一扇大门，让以前可能不愿意参与公共讨论的人也有了互动的场所。可惜啊，允许任何人发表观点也就意味着几乎人人都会发表一个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出版物，从《多伦多太阳报》（Toronto Sun）到《每日野兽》（Daily Beast），都关闭了线上评论版块。

这些互动对于松绑外行对错误信息的迷恋毫无用处。实际上，问题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有些人在遇到铁证说明他们是错的时候，并不会接受自己犯了错误，反而会更加坚定原来的判断。这就是“逆火效应”，也就是说，无论有多么清晰的迹象显示他们是错的，他们还是会加倍努力地维持自己内在叙事的前后一致。［21］

就像戴维·邓宁所指出的，互联网在很多方面强化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当你想反驳一个愚蠢的想法时，你在对话中至少要重复一次。这就给教师和其他专家制造了一个雷区，当你承认这个错误的存在时，其实反而可能会让这个错误更深入人心。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错误信息满天飞，而且和实体课堂不一样，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这样的地方是很难控制的。在互联网的狂野西部，最好完全不要去重复大家共有的错误观念。告诉人们巴拉克·奥巴马不是穆斯林不会改变多数人的观念，因为他们时常会记住听到的一切——除了关键限定词“不”。［22］

有些专家试图去对抗这种固执的无知，他们以为自己在帮忙，其实他们所做的只是等于用水扑灭油火，不但不起作用，反而会让伤害四处飞溅。

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匿名媒介。由于互联网的存在，远程辩论成为可能，平等蒙上一层廉价感，这些正在侵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专家和平民都不能幸免。互联网，在键盘前面孤零零的，里面却充斥着各种网站、新闻和致力于确认一切想法的网络社群，从政治上和智识上把数百万美国人陷于自身偏见的泥淖里。而像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放大了这个回音室。梅根·麦卡德尔（Megan McArdle）在2016年写道：“即使我们没有刻意屏蔽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脸书也会有选择地给我们推送内容，这样我们会看到更多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喜欢’什么？当然是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和帖文啊。”［23］(www.daowen.com)

尤其是现在，脸书和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成了众多美国人新闻和资讯的主要来源，那就危险了。有些专家还试图突破这层政治偏狭和自信无知的外壳，但这样无异于引火自焚。你和一个理解错误的人争论已经够难了，如果这个人还收集了大量网站作为“证据”，整编了一支趣味相投的社交媒体匿名朋友大军，这帮朋友一样持着无知的观点予以支持，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同时，有学者和专家如果坚持有逻辑和扎实的知识，坚守来源的基本规则，可能就会受到21世纪的网民的谴责，说他们不过是精英分子，不懂信息时代的神奇。

网站和互联网调查也许不可靠，但记者可以从中挖掘事实真相，而不是被拖入旋涡。记者仍然可以利用调查、寻找出处和事实核查这样谨慎的工具，在这团嘈杂纷扰中担当权威人士。

又或者，到下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或许是另一番景象。

【注释】

[1]史特金定律（Sturgeon's Law），是由科幻作家西奥多·史特金提出的。此定律认为：任何事物（特别是用户创造的内容）90%都是垃圾。引申到目前的社区网站的内容，意思是：社区所有的作品中，90%以上的作品都是垃圾。因此要有能力去芜存菁。一般而言，社区中只有1%的人在贡献，10%的人参与评价，而90%是大多数的沉默者。——译者注

[2]亚历山大图书馆，始建于托勒密一世（约公元前367—公元前283年）时期，盛于托勒密二世、三世时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馆内收藏了贯穿公元前400—公元前300年时期的手稿，拥有最丰富的古籍收藏，曾经同亚历山大灯塔一样驰名于世。可惜的是，这座举世闻名的古代文化中心，却于3世纪末全部毁于战火。——译者注

[3]高德温法则，是指在互联网文化中，1990年由麦克·高德温（Mike Godwin）首倡的一句格言：“在在线讨论不断变长的情况下，把用户或其言行与纳粹主义或希特勒类比的概率会趋于一（100%）。”这句格言源于互联网上很多人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或物就拿希特勒来类比。——译者注

[4]希特勒归谬法，是一种诉诸人身谬误，即宣称某个像希特勒般邪恶的人或团体也支持某主张，因此这个主张无效。希特勒归谬法算是一种诉诸负面权威，是诉诸权威的反向运用。例一，希特勒既吃素又爱家，而他是邪恶的，所以我们不该吃素或爱家。例二，纳粹和其他威权政府拥有死刑，他们利用死刑来排除异议分子，对人民的权利危害甚大，因此死刑是罪恶的，我们不该支持死刑。例三，希特勒对烟酒持坚决反对态度，而他是邪恶的，所以我们应该吸烟酗酒。——译者注

[5]斯凯特定律，墨菲定律的网络版。墨菲定律是一句流传甚广的格言：假如你写任何关于批评编辑或校对的文章，那么你的文章中必定会存在某种形式的错误。后来在网络上衍变成了斯凯特定律。——译者注

[6]大报，是各类报刊尺寸中最大的一种形式，为规范长度的纵向版式（通常在559毫米以上）。这个词源于15—18世纪在欧洲以及新大陆大街上出售的一种便宜的图文结合的单面印刷物。大报形式的印刷品通常为一个宽版纸张，包含有从叙事到政治讽刺的各种内容在街头发售。——译者注

[7]《锡安长老会纪要》，是1903年在俄国首度出版的一本反犹太主题的书，原始语言为俄语，作者不详，其内容为描述所谓“犹太人征服世界”阴谋的具体计划。——译者注

[8]Snopes.com，是美国一家专门核查并揭穿谣言和传闻的网站，创办者是一对美国中年夫妇，针对这些问题，网站会验证各种说法的真实性，并且毫不留情地揭穿那些彻头彻尾的谎言，网站会用“真/假/不确定”的可信度评定。——译者注

[9]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美国报纸发行人。继承父亲的产业，于1887年接办旧金山《考察人》报；1895年购买《纽约晨报》，改名《美国人日报》后重新发行。由于经营有方，降低售价，增插图和彩色专页，登载迎合读者口味的又章，尤其是增强有官能刺激的“黄色新闻”以及鼓吹战争的煽动性文章，报纸销路大增，发展成庞大的报业托拉斯。——译者注

[10]网络迷因，就是在网络上像病毒般衍生复制传播，迅速扩散的内容。这样的信息有点儿类似于“圈内笑话”，也就是只有大批互联网用户知晓的、最前沿的、引人关注的信息。网络迷因通常以超链接的形式通过电邮、博客、社交网站、即时信息等途径传播。网络迷因的内容可以是个笑话、一句引语、传言或某个事实、图像、一段视频，甚至可以是某个网站。——译者注

[11]歌利亚是传说中的著名巨人之一，《圣经》中记载，歌利亚是腓力士将军，带兵进攻以色列军队，拥有无穷的力量，所有人看到他都要退避三舍，不敢应战。最后，牧童大卫用投石弹弓打中歌利亚的脑袋，并割下他的首级。大卫日后统一以色列，成为著名的大卫王。——译者注

[12]回音室，回音室效应在媒体上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在社交媒体中，人们以社交对象作为信息来源。他们在选择信息来源的同时，也就进行了信息的过滤。此外，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群的分化。人们因社交圈以及自身的立场态度的影响，常常会固守在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与意见的圈子里，各种圈子之间相互隔绝甚至对立。因此，在社交媒体中更容易形成“回音室效应”。——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