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轻的男孩女孩并不像我们想象中或有时候在媒体或流行文化中所描述的那么不负责任。我们看着校园喜剧电影发笑，天真地忆起我们做学生时不负责任的点滴，然后严肃地告诫孩子们不要像我们一样。如果我们喜欢学生发起的活动，就会为他们的激进主义喝彩；如果我们不赞同，就会强烈谴责。对于紧随其后的那一代人，成人总是容易变得吹毛求疵。

但这也不能成为学院容忍自己的校园变成马戏团的理由。美国人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会波及大学校园，这一点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是高校低头的理由。不要误会：美国的校园不仅日益把知识权威拱手让给孩子，还让给了直接攻击自由探索传统的活动分子，这可是学术界本应捍卫的传统。

对于那些我认为是对自由探索的攻击，我有很多强烈的观点，但我不想在这里公开发表。有几十本书和许多文章都是讲高校如何沦为政治正确的安全港，师生中的理论家所实施的严苛法规如何压制了学术自由。我想我没有必要在此赘述。

但是，谈到专家之死，还是很有必要思考一下，现在的校园风潮，包括“安全空间”和说话法则，是怎样腐蚀了高校，让高校无法培养出具备批判性思维的人。（记住，“批判性思维”不等于“肆无忌惮的批评”。）把上大学变成一种购物行为，教会青春男女在评估一个学校的时候，要考察各种因素，除了教育。同样，学校迎合年轻活动分子的方式，让他们再一次相信，一个大学生的使命是启迪老师，而不是老师启迪学生。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如果单指出某一所大学的某个政策或争议，还显得有失公允。这个问题在美国大学极为普遍，而且自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反复上演，且每一波浪潮打过来的力道不一。今天这个浪潮的不同之处，尤其是在培养受教育公民这方面尤其令人担忧的一点，就是现代大学这种襁褓一样关爱的环境是如何让学生幼稚化，让他们缺失了进行有逻辑、有内涵的论证的能力。当感觉高于理性或事实，教育就注定成为商业。面对专业知识，情绪是一种无懈可击的攻防手段，当你用愤怒和怨恨筑起一道护城河，所有的推论和知识很快都会淹死在里面。当学生明白情绪压倒一切，他们就会把这个技巧运用到生活的其他方面。

高校本应是一个平静的地方，受过教育的男性女性在这里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在这里学习学术探索的模式。然而，很多院校已经被学生绑架，学生要求自己的感觉高于一切。学生不疑有他，就是认定自己有权利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一直都是这样活着的，直到他们上大学，在他们生活的治愈系文化中，没有什么想法不可以表达，没有什么感觉会被忽视。

不过，学生的激进主义还是正常大学生活的一部分。青少年就应该是激情澎湃的，这是十几岁或二十几岁孩子的天性。我还是一个很老派的人，希望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凭借自己的教育成为未来选民的领袖，所以我很赞成未来的选民能在辩论和讨论中锻炼他们的政治推理能力。

可惜，新的学生激进主义倒退回半个世纪前的样子：偏狭，教条，甚至还夹杂着威胁和暴力。学生正在动用极端的语言，越来越喜欢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不放，这一点儿很讽刺（或者可以说很悲哀）。婴儿潮的那一代人也许能辩解说他们破坏校园是为了和平，毕竟在1967年，的确有年轻人被征兵送到某个亚洲的丛林，这种情形让人情绪激动，也是可以理解的。还有，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少数群体的人才被法律认可为美国公民，所以他们觉得除了示威抗议之外，没有什么别的方式能引人瞩目，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示威抗议触发暴力终究是不对的。

可是，在今天，一点儿子虚乌有的怠慢就能让学生爆发，这点儿小事和为民权斗争或送去战场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现在的学生喜欢小题大做，一点儿恶作剧就会让他们变得歇斯底里。他们还学会了有理就在声大，以为情绪和音量总是能打败说理和实质，所以他们筑起了一个堡垒，在未来的人生中，没有哪个老师、专家或知识分子能够打开一个缺口。

比如，2015年，耶鲁大学一个舍监的妻子贸然地说，如果少数族裔的学生觉得有些万圣节服装冒犯到自己，可以选择无视。整个校园都炸开了锅，甚至有学生用尖叫嘶吼着呵斥教授。“你身为舍监，”一个学生当面指着教授痛骂，“你的职责就是为学生营造一个舒适的空间，一个家一样的地方……你懂吗？！”

这名教授轻柔地说道：“不，我不同意。”这名学生就开始连珠炮一样攻击他：

“那你［脏话］为什么要接受这个职位？！谁［脏话］雇了你？！你应该辞职！如果当舍监是像你想的那样，你就应该辞职！当舍监不是要营造一个知识空间！不是的！你明白吗？是要营造一个家。你没做到！”［18］

但是，耶鲁大学非但没有惩戒言论出格的学生，还向发起炮火攻击的学生道歉。这名舍监最终辞去了舍监的职务，只当一名普通的教职员，而他的妻子，辞去了教员的职务，彻底离开了大学讲台。

对于四面八方的教职员，这个教训是显著的：一个顶尖大学的校园不是探索知识的地方，而是一个奢华的家，租赁期4～6年，每次入住9个月，入住的都是精英家庭的孩子，他们冲着教职员吼叫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呵斥殖民时期豪宅里笨手笨脚的仆人。(www.daowen.com)

当耶鲁大学的喧嚣过去一个月，密苏里大学爆发了一场示威，起因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有人用粪便在浴室的墙上画了个纳粹党党徽。对于这所密苏里州的一流公立大学来说，除了把墙洗干净，还能怎么做呢，但是无论如何，校园沸腾了。“你知道什么是有组织的压迫吗？！”一个学生对着狼狈的密苏里大学校长叫嚣着。“谷歌一下！”她大吼。有一次，有学生记者受到一名礼聘教授的骚扰和威胁，非常讽刺的是，这事就发生在新闻学院。在这些闹剧上演几天后，大学校长辞职。（示威发生后还拒绝取消上课的那个分校校长和一个教授也步了后尘。）

但是，密苏里大学不是耶鲁大学。无论如何，想进耶鲁大学的大有人在，密苏里大学就没这么硬气了。由于示威和辞职事件，密苏里大学接到的入学申请和捐赠都受到冲击。［19］几个月后，和学生发生冲突的新闻学院兼职教授被解雇了。当硝烟散去，学校的教职员、行政管理人员、申请人和捐赠都少了，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一帮学生，在一小撮教职员的推波助澜下，让一个大型公立大学里的授业者与学习者角色互换。

有意思的是，这个主题常常能把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因为宗教方面的观点让保守派如鲠在喉，他对“安全空间”这整个想法很是困惑；美国学生要求安全空间，保护他们不受任何可能“触发不适”的政治表达的影响。道金斯完全不留情面：“一个大学不是一个‘安全空间’，”他在推特上这样写道，“如果你需要一个安全空间，走，回家去，抱着你的泰迪熊，吮吸你的大拇指，直到你准备好上大学。”

无独有偶，耶鲁和密苏里大学事件落幕后，《大西洋》（Atlantic）撰稿人康纳·弗里德斯多夫（Conor Friedersdorf）写道，“发生在耶鲁大学的事不会止步于此”，未来的精英正在内化的价值观，不是言论自由，而是十足的偏狭。“这些学生让人同情，”弗里德斯多夫后来这样写道（我不同情，但弗里德斯多夫比我更通情达理），“但是，如果一封关于万圣节服装的邮件就能让他们罢课，感觉崩溃，要么是他们需要接受心理健康专家的帮助，要么就是他们被那些削弱人意志的意识形态观念给误导了；在他们习得的观念中，就包括他们应该为什么感到痛苦，这一点令人悲哀。”［20］

与此同时，一名自由派的专栏作家兼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assee）法学教授格伦·雷诺兹（Gelnn Reynolds）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解决方案。

要想成为一个选民，就必须能够参与成人的政治讨论。这就需要聆听反方的论点，甚至——就像我在这个专栏里所做的一样——在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改变主意。

所以，我们或许应该把投票年龄提高到25岁，唯愿这个年纪的人有一定的成熟度。要把大学生当孩子一样对待已经够糟心了，还要被这帮被宠坏的孩子接管，那就忍无可忍了。不能理性讨论万圣节服装的人，还不配在一个伟大国家的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21］

我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没有人会回应雷诺兹教授的修改宪法建议，但他的评论，和其他一些观察家的评论一样，直指这个怪异扭曲的悖论：大学生一方面要求管理学校，另一方面又要求学校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他们。

对此问题，我也还是无解，尤其是在学生上大学之前，无能为力。就像大多数教授一样——我希望——我能以清晰的标准管束我的学生。我期望他们学会如何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能够冷静、有逻辑地展开辩论。我依据他们在考试中答题的情况和书面作业的质量来打分，而不是依据他们的政治观点打分。我要求他们尊重同学，在课堂上交流思想和观点的时候不要夹杂个人情绪和人身攻击。

但是当学生离开我的课堂，我深感担忧，因为我知道我无法再主持他们的辩论。我阻止不了他们拒不接受他人意见，阻止不了他们拒绝接受事实，阻止不了他们谴责善意的建议，也阻止不了他们强行把自己的感受充当事实，要求别人接受。如果他们大学四年一直对自己的教授和学校如此不尊重，那就别指望他们以后会尊重其他公民。如果我们不能再指望大学毕业生在美国生活中引领理性辩论和讨论，分辨知识和感觉，那我们已经危机深重，专家亦无良策。

【注释】

[1]安全空间，指的是在大学校园内被排斥、被边缘化的人群（特别是少数族裔人群、性少数人群等）聚集在一起创造的“安全空间”。这意味着如果受邀演讲者的演讲主题有争议，那么这个演讲会被取消；如果课堂上的内容或观点有可能冒犯部分学生的话，教授需要提前告知，让学生有选择回避的权利。——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