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和学院还做了一件事，强化了学生是顾客的观念，降低了对专业知识的尊重，那就是鼓励学生给老师测评，就好像学生和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是平起平坐的。20世纪60年代之后，学生要求被重视、增加参与度的运动兴起，学生测评自此诞生，并延续至今。现如今，商业帝国，包括教育界，都对“度量”走火入魔，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用得更多，甚至到了滥用的地步。

我其实支持有限度地采用学生测评。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从我第一天开始教书起，我一直表现很好——我在美国海战学院和哈佛继续教育学院都得过教学方面的奖——所以我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在这里绝不是别有用心。我也曾经在教务处工作过，既然监管一个院系，审阅学生给其他教职员的测评便是我的职责之一。那些年里，我看过数千份测评，出自不同年级的学生之手，如果处置得当，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举措。但不管怎么说，测评这件事现在已经全盘失控，学生给男女教授写评价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写影评，或是在评价一双鞋子。

测评通常会落入一个灰色地带，大多数老师都是称职的，大多数学生一般都喜欢这个课程。测评最大的用处就是帮我们发现趋势：纵观多年度的测评，能帮我们找出最佳和最差的老师，如果看测评的人擅长解读学生写评价时的心思，那就尤其明显了。（比如，“她很无趣”通常就表示“她期待我去读她布置的书，而不是逗我开心”。）在我自己的课堂上，我会利用测评来发现这个课上的可取之处和无益之举，比如哪些书或讲座应该取消，哪些又应该保留，或是我对一个学期感觉特别良好或是比较不足的时候，帮我看清学生是否和我观感一致。

但是，无论如何，问一个学生他们有多喜欢自己所接受的教育，这样的体系还是有问题的。学院不是一个餐馆。（我读学生的评价时，有时候会看到类似点评网站式的评价：“这门统计学入门课上得有点儿凉，但内容很实在，我的搭档选了一门世界宗教概略，透着一丝辛香气息。”）评价老师造就了一种思维习惯：虽然外行对某个学科领域所知明显逊于专家，但还是习惯于评判专家。(www.daowen.com)

学生测评还是一种高灵敏度的指示器，连一些最细枝末节和无关痛痒的事情都会影响到指针，从座椅的舒适度到上课时间。有些就直接忽略好了，有些就很奇怪，奇怪到教授们会把自己得到的最糟糕或最古怪的评价拿出来分享。比如，我的一个同事曾经主讲过英国海军历史，内容详细，而一个军事学生唯一的评语就是老师应该熨一熨衬衫了。我认识的一个顶尖历史学家在学生测评中常常被取笑个子矮。还有一个本科生曾经告诉我，说我是个出色的教授，但我需要减减肥（这一点很对）。另一个学生很不喜欢我，我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他/她在评语中写道，他们会为我祈祷的。

这些评语确实很好笑，但这都是在鼓励学生把自己视为裁判，可以任意评判老师的才能学识。当教育的意义在于确保顾客开心，学校对测评的依赖，迫使弱一些或缺乏保障的老师沦为跳舞的小熊，努力取悦学生，这样才能保住这个课（和教授的合约）能延续到下个学期。如此一来，就形成了老师迎合学生和分数膨胀的恶性循环，还很顽强。

学生的确应该更多地参与到自己的教育当中，而不只是当一个旁观者或信息接收器。参与和辩论是大学的生命线，学生对教授的思想和教学能力的批评，教授也不能置若罔闻。但是，教育的工业模式已经把上大学降级为一种商业交易，学生学着变成挑剔的顾客，而非有批判思维的人。专业知识也因此受到波及，对现有知识的攻击因而变得火力更猛，两相夹击之下，大学的办学宗旨碎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