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学院——抱歉，一所“大学”——里的管理人员可能会读到这一章，并抗议说我这样指责生意人表现得像个生意人是不公平的。毕竟，高等教育也是个行业，如果这个行业里的企业互相竞争，也不是什么罪过。但是，如果学校没能交付出自己所承诺的产品——教育，那这个商业类比就失效了。

早在一个潜在的学生填申请的时候，游戏就开始了。尽管学院对自己的定位是学习强度较低的课程加上提升的生活水平以及丰富的非学术活动，它们还同时在努力粉饰自己的重要性、美化形象。我之前关于“大学”激增的评论，不是什么离奇的结论：这件事正在发生，而且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从未停歇。就像现如今高等教育中的很多其他弊端一样，这个变化也是受金钱和地位的驱动的。

学生想要相信自己花钱上的是更高梯队的学校——地区或国家级“大学”，而不是一个地方学院，小学院变身大学就是为了吸引这些学生。［14］在即将上大学的高中生眼里，州立学院和社区学院比四年制大学的地位低一些。因此，很多学院试图更名为“大学”，从而让自己脱颖而出。

更名游戏背后还有一个更乏味的动机：把研究生课程引入小的学院，从而寻找新的资金来源。竞逐资金和随之而来的研究生课程激增已经迫使这些新“大学”加入学位授予的竞赛。校方不仅增加了专业学位的研究生课程，比如企业管理，还有很多学校往本科课程里填塞新修课程，好升成硕士学位。

各学校竞相模仿，面对同业压力，一些刚晋升为大学的学校就开始升级游戏，增加博士课程。这些小学校想在现有领域设立博士课程还羽翼未满，就设立一些深奥难懂的跨学科领域，从而达到制造新文凭的目的。不难看出，这样制造出来的学历文凭并不能代表相称的知识水平。

这一切的行为几近学术渎职。学院开设研究生课程，却连本科教育都达不到尚可的水平，这是在欺骗研究生和本科生。小学院没有成规模的大学那样的资源——包括图书馆、研究设施和多元的项目——仅仅把前门的校名重绘一遍，并不能神奇地创造出那样的学术基础设施。把乡镇学院变成一般大学，信笺抬头也许看起来很美，但这一举动会把原本可能有用的地方学院推入新的境地——半吊子大学。

这种更名行为稀释了所有高等教育学位的价值。人人都上大学了，那在这些“大学毕业生”中挑选出真正有成就和专业知识的还真是难为人了。美国人扎进一堆文凭、证书和其他五花八门的认证里。有些人急切地想要误导周围的人，通常都会说自己接受了研究生教育，这样就不会被看轻。但还有一件事比发现他们在撒谎更让人沮丧，那就是发现他们说的是实话。

学生可能会反驳说，他们要满足专业的要求，比老师给个学分要费劲多了。可能是吧，但那也要看专业本身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学位，要求很高的外语或严格的人类学学位，和传播或视觉艺术专业——或政治科学（这样说让我很心痛）的要求会有天壤之别。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默认专业”，当一个学生不知道学什么就选这一类专业，或是一些学生在要求很高的课程上跟不上，认清了自己的能力后，就转到这些专业。

我冒着被人误解的风险，也要澄清几点。首先，哪怕最好的学校也有容易过的课程，学生只要是能正常呼吸的，几周时间就能通过，这一点对于我、对于高等教育界的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闻。一个教授承认这一点或许让人大跌眼镜，但有一些容易或有趣的课程无可厚非。我还不得不说，至少有一些课程是必要的。就是应该有一些课是让学生体验一个学科，愉快地学习，并且因为学到东西而拿学分。

但是当所有课程都开始变成容易过的课，问题就来了。在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专业里，这样的课无处不在，而且就我个人判断而言，数目与日俱增。没有哪个领域得以幸免，综观美国很多课程给出的录取通知书——以及给学生的打分——都在昭示着一件事：过去只是个别教授的恶习，现在已经成了整个系的普遍作风。

我还要说一点，我不是说要把学院都缩编成只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加上少量英语或历史专业的规模。我强烈反对这样的论调，在我看来，这是对人文学科的侮辱。那些诋毁人文学科的人所倡导的往往是把学院变成职业技术学校。这种时候，艺术史专业总是会受到恶意中伤，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很多艺术史专业的人最后去了一些薪水相当丰厚的职业。无论如何，我不希望我所处的文明里没有艺术史专业，就这一点而言，还不能少了电影研究、哲学或社会学专业。

问题在于，这些专业里究竟有多少学生真的学到东西了，或者说，有没有必要让那么多学生在三流学校里学这些学科——尤其是花的还是纳税人的钱。毫无疑问，这些学生往往都是在浪费金钱，或者他们的受教育只是一种假象，因为所读课程或专业要么不应存在，要么即便存在也应限制招生人数，让少数真的志在于此的人去认真严格求索。当然，这一点也是教师缄口不提的其中一件事，因为对愤恨难填和满怀希望的学生来说，这些话听起来就像毫无根据的精英主义。

这可能算是精英主义，但不是毫无根据的。很多小学院过去叫“师范学院”，其宗旨是培养老师。它们的历史系或英文系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培养了历史和英文老师。然而到了今天，这些微型“大学”还开设了人类学或科学哲学专业，就好像它们的学生将来还要去斯坦福大学或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一样。设立这些专业，有时候是因为少数教授这门课的老师有此兴趣，有时候是校方借此来丰富专业的品类，不然可能在学术上显得单薄，不足以吸引为了追求个人发展或是追随天赐之福的潜在学生，只要你能负担得起，这都没什么问题。如果一个小学院的历史课程吸引你，无论如何，去读吧，可能会很精彩。但是，如果学生选专业的时候都不怎么思考这个学校的水平，也不想想学校在这个专业上能提供什么样的学术资源，或者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去向如何，那最终离开校园的时候（无论他们是否完成学业顺利毕业），他们真正掌握的知识，远不及他们所以为的那样，当我们与那些对自己所受教育质量有很深误会的人做诸多无谓争论时，说来说去，核心不过如此。

更名后的大学开设专业或学位课程的时候，与那些知名大学并无二致，不仅在误导未来的学生，也在危害之后的学习。课程质量上的巨大差距，可能会触发一种怨恨：如果你和我都有大学历史学位，为什么你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就比我的强？你的学位是顶尖院系颁发的，我的是只有一个老师的小专业课程颁发的，这一点怎么就那么重要？如果我是在一个地方州立学院学电影的，你是在南加大学习电影课程的，你凭什么就认为你比我懂得多？我们都有同样的学位，不是吗？

不同院校及旗下各种学位和课程会被拿来比较，至于此间差别，争论颇多，这很快就会让人深感困扰。被顶尖院校录取并拿到学位的学生心生怨恨，因为别人把他们和不知名的公立“大学”同专业的学生放在一起横向比较，让他们平起平坐。（如果所有学校都一样好，那为什么有些大学比其他大学难进？）而那些不舍昼夜努力学习拿到同样学位的学生也很生气，就因为非名校毕业，他或她的成就就矮人一截。（如果除了常春藤盟校，其他学校都是垃圾，为什么这些专业和课程还都能得到认可？）(www.daowen.com)

这样的争论背后其实恶意满满，有点儿高人一等的意味。差学生上了好学校，还是个差学生；勤奋的学生从小机构毕业，虽然没有名校证书，依然是聪慧的。但是，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在一个地方学院听超负荷工作的助教讲课，和在一个顶尖大学听知名学者上课，往往还是有着云泥之别的。就算这么说是对的，但只要说出来，立刻就会让人怒火中烧，被人说成势利眼，然后不欢而散。

我们可能不喜欢这样比来比去，但比较也有重要的意义，能帮我们筛选出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不错，即使知名学府也会培养出彻头彻尾的傻瓜。但是，那些准大学想要参与更加重量级的竞争，所图非善，为的却是市场推广、金钱和教职员的自尊心。最终，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学生和社会都是伤害。专业相同，可能会让人有共同话题，能就一个学科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但这并不会天然地让他们在才能学识上相匹敌。

学院和大学的分数膨胀也会让学生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误会。压低标准，这样课业不会妨碍上大学的乐趣，能确保学生身心愉快，疏解教职员要挂掉某个学生的压力。彭博社的麦卡德尔（McArdle）曾写过，既然课堂里的座位是一种商品，而不是通过竞争赢得的特权，那学校努力减少上大学给客户带来的不愉快体验，也就不出人意料了。

看看大学里的漂流河与攀岩墙，还有越来越奢华的宿舍，就一目了然了，这些都是学校用来吸引学生的，但是这种转变并不局限于外部设施。让教授惊叹不已的是学生现在可以厚着脸皮要求老师不顾职业道德给高分，但正是因为学生把自己当成顾客，提供给他们的产品是文凭，而不是教育，那这一切可想而知了。

或者就像《华盛顿邮报》撰稿人凯瑟琳·兰佩尔（Catherine Rampell）所描述的，学院就是一种交易，在这场交易中，“学生交的学费越多，自然也会期待更多回馈——更优的服务，更好的设施，更高的分数”［15］。反而对学生的要求比几十年前低多了。作业变少了，三学期制和学季制都变短了，技术创新让上大学变得有趣有余而严谨不足。但学院变成了生意场，你不能让客户挂科了。

学院也不是只有攀岩和皮划艇，但毫无疑问的是，分数膨胀正导致学分贬值。芝加哥大学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当今的学院和大学中，想要拿到令人满意的学习成绩并不费劲”。

45%的学生说，整个第一学期下来，任何一门课的文字作业加起来不超过20页。32%的学生说他们没有一门课的周阅读量超过40页。难怪现在很多学院的学生决定把时间投入到其他校内活动中去。［16］

“其他活动”，有些是高尚充实的，但还有很多是那种父母宁愿不知道的。

至于专家之死，不难看出，多少也是受到课业负担变轻和学分标准变松影响的，因为平均学分绩点高的毕业生不一定有相称的教育水平或学业成就。（再次声明，有些学位不在讨论范围内，我说的是当今美国的大多数专业。）“我是某某大学的成绩全优学生”，这句话在今天说出来，分量和1960年甚至1980年不可同日而语。一项对200所院校截至2009年的研究发现，A是最常给的分数；自从1960年起，得A的学生增加了将近30%；从1988年起，增加了超过10%。现如今，从所有科目的得分来看，得A和B的加起来占到80%以上，这样的趋势还会继续，热度不减。［17］

换句话说，现在所有的孩子都是平均水平以上。比如，2012年，哈佛最常打出的分数是成绩全优。耶鲁，给出的所有成绩里60%以上是A或A-。这种事情，偶尔出现在某个课堂里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放到整个大学里，在成绩分级的情况下，哪怕是最聪明的学生当中，也是几乎不可能的。

每个教育机构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习惯去指责周围的院校。当然，没有哪个大学或课程能够在对抗这种分数膨胀的时候不伤及自己的学生，这是问题所在。哪个教职员第一个站出来，给自己的学生降分，就会让自己的学生看起来比其他院校的学生能力差。兰佩尔对这一点的解读非常到位，这就是说学校的默认分数不再是20世纪50年代“为了照顾面子给的及格分数”，而是“照顾面子的A”，A不再是给优秀学生的奖励，而是完成课程应得的分数。

包括普林斯顿、韦尔斯利和哈佛在内的大学已经成立了委员会来调查分数膨胀的问题。2004年，普林斯顿采取了一个政策，试图限制教职员给学生打A的权限，还不到10年，这个试验就被教职员自己推翻了。韦尔斯利的人文学科院系试图把平均分数上限设为B+，结果这些课程的招生人数减少了1/5，参与的院系损失了将近1/3的专业。

经验丰富的教育者已经和这个问题搏斗了很多年。我就是其中之一。和我的同事一样，我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法。但是，分数膨胀的问题伴随着两个最重要的事实：一是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二是这让学生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了无端的自信。在这场分数膨胀的合谋里，几乎每个高等教育机构都是共犯：一方面是迫于市场压力，要让大学变得有趣，让学生对雇主有吸引力，让弱势的教授不会被学生的不满怒火烧到；另一方面是由于学校对自尊在教育中的角色有着不负责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