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活本不应该是一段舒适的经历。大学生要抛弃孩提时代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开始吸收更高深的知识，幸运的话，可能受用一生，所以其复杂性可想而知，他们就要接受由此带来的焦虑、不适和挑战。一张大学文凭，无论是物理学还是哲学的，都应当表明持证的人真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不仅掌握了某一个学科，而且对自己的文化历史有了一个广泛的理解。这绝非易事。

但今非昔比，无论是从高校还是从大学生的角度来看，现代美国大学都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大学提供的是客户至上的体验，去迎合青少年，而不是陪伴他们长大成人。学生的智力唯我论非但没有在大学得到解惑，反而最终被加强。他们离开校园的时候，还是不会承认其他人比自己聪明，无论这个人是同学也好，老师也罢。（这里也假设他们不会去费心区分同学和老师。）他们的学历证书成了一张付款收据，证明他们和家人为几年来很多有趣的人提供的服务埋了单，而学生们也乐于接受这一点。

这并不是说当今的学生智识不足。美国大学的水平有高有低，申请竞争激烈的大学，大多数年轻人已经对考试流程、推荐、课外活动和入学需要的荣誉奖章熟谙于心，所以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可惜，一旦他们走通了入学的迷宫，踏入学校大门，接下来的四年就会在教育不足却被过度赞誉的状态中度过。当他们毕业的时候，甚至会带着和入学时一样多的疑虑，结果，一旦他们离开父母的怀抱，走出学校的院墙，他们身上可能会携带着不安全感和傲慢，这种结合就像毒药，会让他们吃尽苦头。

另一边，申请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学校，学生就无须担忧申请程序了。经济类撰稿人本·卡斯尔曼（Ben Casselman）在2016年指出，大多数高校申请人“都不需要写一篇入学申请文章，填一张简历，或是花言巧语找人代笔”，因为3/4以上的美国本科生上的大学至少会录取一半的申请人。只有4%的学生所上的学校门槛比较高，只录取25%的申请人甚至更少，不到1%的学生读了精英学校，这样的学校只录取不到10%的申请人。［3］进入了竞争不那么激烈的高校，想要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就得费一番功夫了，只有一半的学生在6年内完成了学士学位。

很多准大学生都还没到上大学的水平，还需要大修大补。学校明知道这一点，还是录取了这些应付不了大学的大学生，就把他们都安置在入门课程大课堂里（经济高效），然后怀着美好的愿望，让这些孩子自求多福。这明显违反了学校可能仍在执行的少数招生标准，为什么他们明知故犯？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iute）的詹姆斯·皮尔森（James Piereson）在2016年写道：“一切向钱看齐。”一语中的。事实上，“私立学校——至少低于精英水平的——都在不顾一切地招揽学生，只要有钱赚，哪怕多不合格的学生，他们也愿意录取”［4］。有些人能毕业，有些人毕不了业，但高校无论如何都能得到回报，而年轻人也能说，至少他/她读了“几年大学”。

就算没有财政上的压力，学校也还是会给大批尚未做好准备的学生放行，这也应该归因于美国流行的一种肯定和自我实现的文化，让孩子挂科是万万不行的。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在1995年写道：在美国文化中，“孩子被宠到根本不去想是不是自己蠢”。［5］20年后，马里兰州的一位初中老师抓住了这个问题的精髓，2014年她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她决定辞职。她说学校行政处给了她两个指示，在她看来，这两个指示是“公立教育的典型口号”。其一是学生不能不及格。另一句话则预示着高校的客户至上策略：“如果他们的成绩是D或者F，那一定是你没有教好。”［6］

我自己也无数次遇到这种问题，而且不仅存在于孩子或年轻的本科生当中，曾经还有我的研究生告诉我，如果他们在我的课上拿不到A，那这个不好看的成绩就证明我教得不好。曾经还有学生在我的课上几乎挂科，他们就请我——有时候是要求我——推荐一个研究生课程或者职业学校。现在的大学生也许并不比30年前的大学生笨，但他们这种理所当然的意识和无来由的自信却是高度膨胀。

显然，家教很重要。过度保护孩子的家长已经造成太多干扰，以至于一个前斯坦福大学大一新生教务长用一整本书来阐述“直升机父母”正在毁掉一代孩子。孩子上高中和大学了，家长还是百般溺爱，帮他们做作业——斯坦福的教务长礼貌地称之为“过度帮忙”——还参与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7］还有更糟糕的情况：有些家长直接搬到孩子上大学的城市，这样孩子读书的时候就近方便照顾。这已经不只是“直升机父母”，俨然是“近距空中支援战斗机父母”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钱很充裕，这很悖谬。在很多父母和年轻人为了凑学费犯愁的时期，这句话听起来就有点儿饱汉不知饿汉饥了。但不可否认，现在能上高校的人的确比从前多了，大多是利用源源不断却害人不浅的贷款。有了政府担保的资金支持，加上高校急功近利的推广策略，来自美国各个社会阶层的青年几乎都能上大学，对他们来说，上大学就是购物，那感觉跟我们买车差不多。

购物都是先看再买，参观校园就是一个典型的购物仪式，让孩子出于各种原因选择一个学校，除了教育。每年春夏，高速公路上都是带着孩子的家长自驾去看学校，不是去看这些年轻顾客获得录取通知的学校，而是去看他们考虑申请的学校。这里不仅有参观常春藤联盟院校的有钱孩子，一些有孩子的朋友经常会告诉我他们上路去看一些我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小学院和州立学校。这些父母每年都会征询我的意见，每一年，我都会告诉他们这是个糟糕的主意。每一年，他们都谢谢我提供建议，然后还是一意孤行。到了最后，一家子都会变得很暴躁，筋疲力尽，至于这个学校究竟叫什么，似乎都是后话了。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学校都会得到年轻人的喜爱，因为对于一个困在高中几年的青少年来说，所有高校看起来都是好去处。当然，有些选择很快就从雷达上消失了。难看的小镇，邋遢的校园，破旧的宿舍，诸如此类。除此之外，学生们会爱上一所学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都像一个焦虑的求婚者一样坐卧不安，期待着他们刚过16岁生日时选择的学校会向他们投来邀请函，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

青少年应该先想一想他们究竟为什么想去上大学，找到与自己的能力最匹配的学校，然后只申请这些，再去参观发给他们录取通知书的学校。但这种想法对很多家长和孩子来说已经变得很陌生。问一对家长为什么要开车带女儿跑遍美国去参观一些她根本无意去读或是达不到要求的学校，答案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嗯，她想去看看。”但他们很少会加一句：“而且我们也选择花这笔钱。”申请一所大学的费用是50美元或者更高，这不便宜，不过从阿默斯特（Amherst）开车到亚特兰大的成本就更高了。

这整个过程不仅意味着孩子说了算，而且他们还学会从一些角度来评估学校，考虑这个考虑那个，除了学校的教育。学校清楚这一点，它们也做好了万全准备。这就像本地的车行清楚知道怎么在展厅摆放一个新车型，或者一个赌场知道如何喷洒香水，好让顾客在踏进门的那一刻起就被打动，学校也会准备各种各样的特殊待遇和项目作为卖点，大多是在孩子关注的事情上挤掉对手。

为了争取青少年和他们的贷款学费，教育机构承诺的是一种体验，而不是教育。（我在这里不考虑营利性学校，那只能算是制造债务的工厂，而且我通常也把这类学校从“高等教育”的定义中排除。）打造一个美观的学生中心或提供大量活动，这都无可厚非，但有时候就显得本末倒置了，就好像病人选择一个医院做冠状动脉架桥术，全是因为这家医院的东西好吃。

在这件事情上，孩子和年轻人的自主权越来越大，部分原因是学生贷款项目把决定权从父母手中交到孩子手中。还有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几十年来，父母已经越来越对孩子放手。无论如何，彭博社（Bloomberg）的专栏作家梅根·麦卡德尔（Megan McArdle）通过观察得出结论，对于申请学校这整件事的决定权已经从父母那里转移到孩子手中，可以预想，“学生比家长更关心的是自己在学校过得舒不舒心”［8］。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很难不同意。(www.daowen.com)

本科学府想方设法投学生所好。例如，每个高中生都会担心将来要与陌生人同住，一些学校就在试图迎合学生的需求，缓解他们的焦虑。过去，学会与室友同住是通往成熟的必经之路，还与父母同住的孩子会为此惊恐不安也是情有可原的。但今非昔比，亚利桑那州的一名教职员在2015年写道：

很多学校让新生通过社交媒体认识自己的室友，而且他们住在公寓一样豪华的宿舍里，这就保证了他们基本不需要和别人共享一个卧室或卫生间，甚至他们不想在食堂用餐也可以。以前的学生都是和学校随机分配的室友共住，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人，但就是要这么近距离共享空间，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学着与不同人相处并处理矛盾纠纷的地方。［9］

如果学生选择去亚利桑那州是因为他/她可以不用去食堂吃饭，正中下怀，那整件事就不对劲了。当然，很多年轻人因为一些更加愚蠢的原因做出了更糟糕的决定。

学生都很年轻，父母都很疼爱孩子。完全说得通。但是，当整个申请学校和入学的狂欢结束，学生们怀揣着和接受大学教育不着边际的期待走进教室，这就是教职员们要教的孩子。现如今可不是教授指导学生，反而是学生命令老师，他们似乎带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威权。比如，2016年一帮耶鲁的学生要求英文系取消必修课程“英国主要诗人”，因为这门课太偏重欧洲白人男性：“我们已经表达过了，”他们在请愿书中写道，“我们正在发声。关注这个问题。”［10］一个精英学校的教授曾经这样对我说过：“有些时候，我感觉自己不像个老师，更像是一个高级精品店里的店员。”

怎么不可以这么说呢？从学走路开始，大人就教孩子直呼成人的名字。给孩子“打分”是为了提高他们的自尊，而不是为了激励他们进步成功。孩子可以像考察高尔夫球场附近的公寓楼一样考察高校，然后再升入大学。这也许只是成人对孩子小小的让步，但意义非凡，孩子的自尊自大侵蚀了学习能力，长期灌输下对成功的错觉和对知识的过度自信一直跟随他们到成年。

20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到达特茅斯（Dartmouth）的时候，就听说了一个知名教师（当时还活着）的故事，也小小地说明了专家和教育者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罗伯特·贾斯特罗（Robert Jastrow）做了一场关于罗纳德·里根总统发展天基导弹防御计划的讲座，当然他是坚定支持这个计划的。一个本科生就在提问环节挑战贾斯特罗，据大家说贾斯特罗很耐心，但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个计划是可行且必要的。这个学生意识到一个重要大学的科学家是不会因为和一个大二学生争辩几分钟就改变主意的，最终耸耸肩放弃了。

“嗯，”学生说，“你的推测也不错，跟我一样。”

贾斯特罗打断年轻人。“不不不，”他断然说道，“我的推测比你的好得多。”

贾斯特罗教授已然逝世，我在汉诺威（Hanover）的时候都没有机会问问他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猜他想给年轻人上一堂人生课：进入大学只是教育的开始，不是终点，尊重一个人的观点不等于同等尊重这个人的知识。但现在的大学生和普通民众却越来越抗拒这一点。国家导弹防御计划是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仍有待商榷，但是有一点不变，那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天体物理学家和一个大二学生的推测不会是平分秋色的。

这可比一些常春藤盟校自以为是的学生嘲弄教授严重。举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2013年有个年轻女子在社交媒体上求助课堂作业。（她住在哪里，在何处就读，这些信息不详，但她说自己将来要成为医生。）她的任务是研究致命化学物质沙林（Sarin），她在推特上向大家解释，她之所以需要帮助，是因为要一边做作业一边照顾她的孩子。几分钟后，伦敦一家安全咨询公司的主管兼化学武器领域的顶尖专家丹·卡泽塔（Dan Kaszeta）主动提出帮助她。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很多读者跌破眼镜。［加州的一名武器专家杰弗里·刘易斯（Jeffrey Lewis）把网上的对话截图发出来。］“我找不到沙林气体（sarin gas，原文如此）的化学和物理性质，谁能帮帮我？”该学生发推文说。卡泽塔提供了帮助。他首先纠正了这个学生，提醒她沙林不是一种气体，另外sarin的首字母s应该大写。之后刘易斯挖苦地写道：“丹的帮忙让我们这位身陷困境的学生松了一口气。”

事实上，迎接丹的是一连串的脏话。学生的自尊心受挫，怒气如飓风袭来，对专家一顿教训：“是的，你这［脏话］就是气体，你这无知愚昧的［脏话］。沙林是一种液体，能蒸发……闭嘴［脏话］。”卡泽塔很明显错愕不已，再次尝试：“你去谷歌搜索我。我是沙林方面的专家。很抱歉想要帮忙。”一直到两人对话终止事情也没有好转。

一个自鸣得意的达特茅斯孩子和一个义愤填膺的推特用户可能算是表现异常的，这当然是应付学生的极端例子。但是课堂里和社交媒体上的教师更是常常碰到学生把纠错当成一种侮辱。名不副实的夸赞和徒有其表的成功让学生养成了一种脆弱、不堪一击的傲慢，如果有老师或雇主第一次打破那层幻想，他们就会猛烈还击，这样的习惯在成年后也是很难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