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社会和心理现实成了我们交流的绊脚石。不管证实性偏见或达克效应的强大影响力让我们饱受多少煎熬，我们都不喜欢告诉别人，我们知道或在乎他们错了。（至少不会当面说。）同样，也许我们很享受自己是对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有时候并不愿意去提自己的专业性辩护。而且，错也好，对也罢，有些信息就是奠定了我们的政治和社会信仰，但总体而言，我们还是很难撇开自我印象和自我认知来处理这些信息。

例如，2014年的一项国际研究得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人们会不遗余力地去寻求一种公平感，对所有观点平等视之，即便参与对话的人知道他们彼此能力相差悬殊，也是如此。这项研究的作者（包括中国人、伊朗人和丹麦人）认为，这是我们融入血液里的一种“平等偏见”，因为人类有被集体接纳的需求。当两个人反复进行讨论和决策——这项研究的关键是要在参与者之间建立起联系——研究者发现，能力差一些的人会比预期的更加倡导自己的观点，而能力强一些的人会听从前者的意见，即使这些意见明显是错的。［12］

起初，这听起来不过是一方的礼貌和另一方渴望被接受。大家都希望维护彼此的关系，谁也不想冒险破坏这段关系。能力差一些的人总想被认可，不想被认为是错的或无知，以此来获得尊重和参与感。能力强一些的人不想因为自己总是对的而让场面尴尬，彼此心生嫌隙。

这可能是一个和颜悦色的下午，但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决策方式。正如《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科学版撰稿人克里斯·穆尼（Chris Mooney）指出的那样，这种社会动态也许会加速人际关系的车轮，但当事实至关重要的时候，其损害也是真切的。他写道，这项研究凸显出“我们需要更加认可专家，尊重他们，听从他们。但也显示出社会群体的发展是如何把我们牢牢捆绑在一起，强化了集体准则，但是，当我们需要认识并接受一些让人不悦又难以忽视的真相时，发展的脚步又乱了套”。［13］

人们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彼此在学识和能力上的差距呢？这个问题有点儿不讲理了。这就等于在问“为什么人们就是不能接受别人比自己聪明呢？”（或者反过来问“聪明的人为什么就不能解释一下别人比自己笨的原因呢？”）现实就是，无论聪明还是笨，我们都被社交不安全感禁锢住了。我们都想被别人喜欢。

同样，我们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在一段对话中摸不着头脑，尤其是现在，获取信息如此便捷。在社会压力的裹挟下，就连聪慧机敏、见多识广的人也萌生念头想要假装更有学识，这个念头在信息时代被放大。小说家和撰稿人卡尔·塔罗·格林菲尔德（Karl Taro Greenfeld）就苦思冥想过人们为什么试图“假装有文化”，他这样描述这种焦虑：

我们现在总感觉有一股压力在，一定要懂得足够多，唯恐被人识破自己是文盲。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在电梯游说、商业会议、办公室茶水间和鸡尾酒会上挺过来，这样我们才能写博客、发推特、聊天、评论和发信息，并且表现得好像我们真的见过、读过、看过、听过一样。在这样一个被海量数据淹没的时代，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咀嚼过原始的内容，而是知道这个内容的存在，并且有一个立场，能够参与相关的谈话。我们正在危险地滑向一种无知浅薄的新形态——把东拼西凑的见闻包装成博学。［14］

人们扫一眼标题或文章，就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但他们并没有细读。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因为人们希望自己在别人眼里是聪慧的、有见识的，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去伪装。

但似乎这样的挑战还不够大，政治因素的介入让事情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普通人和专家的政治信仰发挥的作用与证实性偏见一样，区别在于，关于政治和其他主观问题的信仰更难撼动，因为我们的政治观点植根于自我印象，以及我们最珍视的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

柯尼科娃在复盘同性婚姻研究学术造假的时候写道，当引发证实性偏见的问题与“自我认知”息息相关，就更容易造成“根深蒂固的错误信仰”。这样的观点不容反驳，而且我们会无原则地为之辩护，就像邓宁所说：

我们的一些最固执的错误信仰不是来自原始天真的直觉或粗心大意的错误，反而恰恰是塑造我们个性本色的价值观和哲学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基础信仰——对自己的判词，关于社会秩序的想法——根本不可侵犯：否定这些就是在怀疑自我价值。就这一点而言，其他观点都要服从这些信仰。

换句话说，这些信仰是风向标，对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做人做事有指向意义。如果我们认错了刚刚在后院看到的鸟类品种，或者搞错了第一个环行世界的人，我们可以接受。但如果有人指出我们搞错的概念和事实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举足轻重，我们是无法容忍的。

就拿一个相当普通的美国餐桌辩论话题——失业原因——来举例子。几乎任何一群普通人，只要一碰到失业问题，什么样的智识问题都会冒出来。成见、证实性偏见、半真半假的话、不谙统计学，都会出来骚扰这场对话。(www.daowen.com)

试想一下，一个人如果坚定相信失业的人都是因为懒惰，而失业救济更加助长了这个风气。其实很多美国人都是这样想的。就像很多证实性偏见的例子一样，这种想法可能也是源自个人经历。或许这是因为一生都没有失业过，也有可能是刚好认识一个人真的逃避工作。每一个“招工”的牌子——这就为证实性偏见提供了弹药——都是失业即懒惰的进一步佐证。一页招聘广告，或者一个不负责任、积习难改的外甥，都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失业是个人的失败，而不是一个需要政府介入的问题。

现在，再想象一下，如果餐桌上有一个人认为是美国经济的性质迫使人们失业的。这个人可能也会拿个人经历说事：他或她可能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创业，结果破产了，还远离家乡，或者有一个人被腐败或渎职的上司非法解雇了。每一个裁员的公司，每一个带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的老板，每一家破产的公司，都证明了这个体制对那些绝对不会主动选择失业的无辜百姓不利。失业救济，没有助长懒惰之风，而是一棵救命稻草，或许是一个老实人被彻底击垮前的最后一线生机。

当然，真正讲道理的人会讨论这两个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对的，但这两个人——我承认，我在这里有意使用了夸张的手法——不会这么做。失业救济的确会打消一些人工作的念头，这一点无可辩驳；还有一点不可否认的就是一些企业的确沿袭了冷酷无情的传统，会牺牲自己的员工，那些被裁的员工不得不暂时依赖救济。这场对话可以无限制循环，因为工作勤勉派和好心办坏事派都能举出各种例子，当然这些例子都是经过他们的证实性偏见小心筛选后的，虽然是真的，但说明不了什么。

这样的争论没有赢家，因为最终没有一个答案会让所有人满意。普通人希望听到专家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这不可能，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而是有很多答案，视情况而定。什么情况下救济会助长懒惰？人们多久会不得以失业一次？持续多久？这些只是大问题的小细节，一旦问题涉及自我印象，细节是派不上用场的。大多数人看不到自己的偏见，他们不会接受与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相斥的答案，所以只会让对方更疯狂地争辩。通过观察，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简洁地总结道，当事实与我们的价值观冲突时，“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设法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否认证据”［15］。

这种倾向很强烈，以至于很多人，无论政治信仰如何，宁愿杀死信使也不愿意听自己不喜欢的话。2015年的一项研究测试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对某些新闻故事的反应，研究发现“保守派会贬低违背自己世界观的科学理论，自由派也是这样”［16］。更让人忧心忡忡的是，研究发现，如果某项科学研究挑战了他们的世界观，那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怀疑自己，而是怀疑科学。“人们对科学的感觉，光是在读到那些两极分化的话题时，”其中一位作者提到，“就已经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书的后面会看到，要想解决政策选择方面的争论，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从研究领域搬到政治和民主选择的舞台上。如果民主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让专家和平民共同解决复杂的问题。不过，首先他们要克服彼此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提高教育水平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但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教育，至少大学这个层次的教育反而是造成问题的一个原因。

【注释】

[1]达克效应，是一种认知偏差现象，指的是能力欠缺的人在自己欠考虑的决定的基础上得出错误结论，但是无法正确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辨别错误行为。这些能力欠缺者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虚幻的优势之中，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水平，却无法客观评价他人的能力。——译者注

[2]“吉米鸡毛秀”，又名“吉米·坎摩尔现场”，是吉米·坎摩尔在ABC（美国广播公司）主持的深夜脱口秀节目。——译者注

[3]古代欧洲使用的拉丁语中有一个sinister的单词，这个单词包含两个意思，其一是“邪恶的”，其二就是“左”。——译者注

[4]51区，指的是两个位于美国内华达州南部林肯郡的一个区域，距离拉斯维加斯市中心西北方130公里（37°14′06″N 115°48′40″W），有一个空军基地在此，此区被认为是美国用来秘密进行新的空军飞行器的开发和测试的地方，这个地方也因为许多人相信它与众多的不明飞行物阴谋论有关而闻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