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对社会的影响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对社会的影响

时间:2023-08-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民间传说”和其他迷信是证实性偏见和不可证伪论据的典型例子。最极端的证实性偏见其实不在民间传说和无知迷信里,而是在阴谋论里,相信阴谋论的往往是一些教育程度或知识水平更高的人。迷信的内容很简单,而阴谋论就极为庞杂。无论是相信阴谋论还是反驳阴谋论,都是对智商的一项挑战。相对来说,阴谋论令人沮丧恰恰就是因为其复杂性。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无迹可寻,才最能说明阴谋论的成立。在现代美国政治中,阴谋论俯拾皆是。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对社会的影响

“民间传说”和其他迷信是证实性偏见和不可证伪论据的典型例子。很多迷信多少都建立在生活阅历基础上。比如,不能走在梯子下是一种迷信的说法,但走在梯子下面的确是危险的。惹恼一个油漆工是不是会一整天都不走运,这是另一回事,但走在他的梯子下面,就是很蠢的行为。

迷信尤其倾向证实性偏见。迷信能够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常识和证实性偏见有时候是相辅相成的。黑猫代表不幸?猫,无论黑猫还是什么猫,天性就喜欢待在人的脚下,但我们可能只记住了绊倒自己的黑猫。我家里就有一只叫卡拉(Carla)的可爱的黑猫,我可以肯定的是,它有时候就会在我上楼梯的路上碍事。一个迷信的人这时候可能就会会心地点点头。事实上,卡拉是家里唯一的猫,当然,别的主人家是否被斑猫绊倒过,可能对迷信之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最极端的证实性偏见其实不在民间传说和无知迷信里,而是在阴谋论里,相信阴谋论的往往是一些教育程度或知识水平更高的人。迷信的内容很简单,而阴谋论就极为庞杂。说实话,构想一个有趣的阴谋论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个人一定是相当聪明的,因为阴谋论的确是一套高度复杂的解释。无论是相信阴谋论还是反驳阴谋论,都是对智商的一项挑战。要驳倒迷信一般都很容易,任何一个统计学家都能证实,我的猫和其他花色的猫在楼梯上的危险系数是差不多的。所以,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迷信最多不过是一个无害的习惯。

相对来说,阴谋论令人沮丧恰恰就是因为其复杂性。每一个反驳都只会触发一个更复杂的理论。阴谋论者操纵一切存在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解释,但更糟糕的是,他们会把没有证据当作更有力的佐证。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无迹可寻,才最能说明阴谋论的成立。有证据,没证据,相互矛盾的证据,一起都是佐证。这种潜在的想法无人能敌。

这种过分复杂化的解释违反了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奥卡姆剃刀”原理是以一个中世纪修士的名字命名的,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概念:看到一个现象,我们应该先选择最简单的解释。除非必要,我们才逐层递加到更复杂的解释。这也被称为“简约律”,意思就是说,逻辑层次最简洁或假设最少的解释最有可能是正确的。

比如,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听到声响,接着听到隔壁有人大声骂脏话。我们跑到隔壁房间,看到一个男人,孤身一人,抓住自己的脚,表情痛苦,在房间里跳来跳去。地上有一个空的啤酒箱,啤酒瓶碎了一地。发生了什么?

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得出一个简单的解释:这个男人手中的啤酒箱掉到地上,砸到他的脚,他喊了句脏话。我们听过摔碎东西的声音,也见过有人受伤的时候会骂骂咧咧。我们也清楚一个人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很明显这家伙受伤了。我们不需要做太多假设就能得出这样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解释可能不全面,但鉴于现有的证据,却是个合理的第一反应。

但是,等一下。也许这个男人是个酒鬼,他骂脏话是因为箱子掉地上了,啤酒全洒了,他很生气。又或者,他是个戒酒主义者,他故意把啤酒摔到地上,诅咒酒是邪恶的存在。又或者,他抓着自己的脚跳来跳去是因为他来自加拿大北极地区,那里有一种鲜为人知的文化:因为人们的脸通常都埋在带兜帽的风雪大衣里,所以他们就用抓住脚跳来跳去表达悲伤(或开心或愤怒)。又或者,他是一个外国人,不懂英语,还以为他说的那些难听的盎格鲁-撒克逊单词是表示“救命啊,我不小心把一箱啤酒砸到脚上了”。

这时候简约律就该登场了。任何一种古怪且可能性极低的情况都可以是真的,但是,如果明明有更直接有用的解释摆在面前,我们还舍近求远,跳到一个极为复杂的理论,那就很愚蠢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是禁酒主义者还是个醉汉,他是来自加拿大还是克利夫兰(Cleveland),也不知道他的母语是不是英语。虽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调查,看看上述情况哪些是真的,但无论是从哪一种假设出发,都是违反逻辑和人类经验的。

既然阴谋论如此复杂和愚蠢,为什么在很多社会中都大有市场呢?我还想说明一点,阴谋论其实很受欢迎,而且长达几个世纪。现代美国也不例外。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小说罗伯特·陆德伦(Robert Ludlum)就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他在一系列广受欢迎的小说中炮制了阴谋论,其中有一部小说里的人物是刺杀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几名政治杀手。(但是等一下,你会说:富兰克林·罗斯福不是被暗杀的。没错。)陆德伦的书卖了几百万册,他还虚构了一个超级杀手杰森·伯恩(Jason Bourne),杰森·伯恩是21世纪一系列卖座电影的主角。从20世纪60年代的《谍网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到30年后的《X档案》(The Xfiles),这一类书、电影和电视剧的粉丝千千万万。

在现代美国政治中,阴谋论俯拾皆是。奥巴马总统在非洲出生,是一个隐藏的穆斯林布什总统是炮制“9·11”恐怖袭击阴谋的一分子。英国女王是个毒贩子。美国政府通过喷气式飞机的排气口在空气中喷洒控制意志的药物。犹太人控制一切——沙特和瑞士银行家控制一切的那段时间除外。

一部好的阴谋论惊悚小说受人喜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迎合了我们的英雄主义情怀。英勇的个人遇上一个大阴谋,不惜与强大势力对抗,拯救普通人,这与很多古老的英雄传说如出一辙。一个智勇双全的非科班人士(这里与专家和精英相对)能够与整个政府甚至更庞大的组织较量,并最终获胜,这个思路尤其对美国人的口味。英国作家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的小说要搬上好莱坞的大银幕给美国观众看的时候,他意识到需要给小说主人公安排一个强大的敌人,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这才遭遇了邪恶组织幽灵党(SPECTRE)的超级阴谋。(www.daowen.com)

但是,阴谋论之所以和专家之死有重要的联系,是因为阴谋论对这样一群人有很深的吸引力:他们很难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但又没耐心去听一些平淡的解释。阴谋论还迎合了一些有强烈自恋倾向的人:如果自身的境况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或者就算问题有了结论,以他们的智商也理解不了,又或者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错,那他们宁愿去相信一些绕来绕去的废话,也不肯接受这些现实。

如果有些事件让人们感到害怕,阴谋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解释事件的方向。为什么无辜的人会遭遇可怕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条分缕析的解释,他们就不得不接受这些都是随机事件,是冷漠宇宙或高深莫测的神伸出的残忍之手。这是痛苦的选择,即便只是想到这些,也可能会诱发出某种生存绝望。19世纪经典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z)中的一个人物就被生存绝望逼到说出一番关于悲剧的名言:“如果真相的代价是无尽的苦难折磨,连孩子都不放过,那我断言,真相不值得这样的付出。”

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我们的问题都是权贵阶层造成的,他们本来有能力避免这些悲剧。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你深爱的人得了不治之症,不是一个自然事件,而是企业或政府的不轨行为造成的。一个名人的可怕行径被揭露,也不能证明我们所敬爱的这个人就是恶魔,这是一桩阴谋,目的就是抹黑这个人。就连我们喜欢的体育队输了也可能是个局。[“我不想看到布法罗比尔队(Buffalo Bill)赢得超级碗(Super Bowl)比赛,”《X档案》1996年的一集剧情里,头号大反派说,“只要我还活着,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有人为此负责任,因为如若不然,我们就只能怪上帝,怪造化弄人,或者怪我们自己。

个人在陷入悲伤和困顿的时候,即便没有原因,也还是想要找寻原因,整个社会也是如此,当社会集体遭受了可怕的经历,就会偏向一些稀奇古怪的理论。正如加拿大作家乔纳森·凯(Jonathan Kay)所说的,“当任何一个社会集体承受了无法估量的创伤”,这些古怪理论背后的阴谋论和破绽百出的推理就变得格外有吸引力,“创伤之后,数百万人就会想方设法去寻找一个古老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好人不得好报”[9]。这就是为什么“二战”之后,阴谋论激增,诸如俄国革命、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遇刺、2001年的“9·11”恐袭和其他历史事件。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阴谋论的对象大多是战争的后果与高速工业化的出现,现如今,满篇几乎都是全球化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紊乱。内容变了,阴谋论不变。这对专家与大众的交流造成了不小的障碍,比如,将近30%的美国人认为“有一个神秘的精英利用全球化议题密谋最终统治世界”,还有15%的美国人认为媒体和政府在电视广播中秘密添加了一种“洗脑”技术。(还有15%的人对电视问题半信半疑。)还有大约一半受访者认为,至少英国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na)很有可能是被阴谋杀害的。“看到这样的比例,”正如凯所指出的,“我们不能说阴谋论的想法只是一种边缘现象,或者认为其对公民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种说法合情合理。

阴谋论不是无害的。最糟糕的情况下,阴谋论会制造道德恐慌,让无辜的人受伤。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很多父母相信孩子的日托中心在推行邪恶的性崇拜,顿时一股歇斯底里的情绪席卷美国。假“专家”还煽风点火,做出相应解读,学步儿童说话不清楚的,就被说成受到了最怪异的虐待。毋庸置疑,虐待儿童的确存在,但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浮夸理论,可能因为恰好反映了上班族父母的担忧和愧疚,就迷惑了美国人的心智,对许许多多的生命造成了永久的伤害,也在短时间内让人们一叶障目,没能寻找更好的策略,来解决这个虽真实存在但远没有那么可怕的问题。[10]

要应对证实性偏见很难,要解决阴谋论根本就不可能。如果有人相信石油公司在打压一种以海藻燃料的新型汽车,这个人一定不会对你的新普锐斯(Prius)或沃尔特(Volt)另眼相看。(这是工业巨头允许你拥有的节能汽车。)如果有人相信51区(Area 51)[4]里藏着外星人躯体,那他们即使参观了基地也一定不会改变想法。(“你看,外星人研究实验室在地下。”)

和阴谋论者争辩到底,不仅无果,有时候还很危险,所以我不建议这么做。就算你费劲唇舌,还是要听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废话,就连最锲而不舍的老师恐怕也只能败下阵来。这种理论是针对专家的最终堡垒,因为任何一个专家只要上来反驳,事实上就等同于参与了阴谋。作家杰夫·劳恩纳(Jef Rouner)曾经这样写道:

你得记住,那些打算拜入阴谋论门下的人,已经开始担心有庞大强势的力量恶意结盟,意图损害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生活领域。任何对威胁的否认,只会助长威胁的力量,因为这样一来,邪恶势力就能暗中发展,不为人察觉。[11]

谁也不想在对话中被人这样指摘。

所幸,这种大规模非理性案例还是屈指可数的。相比之下,拒绝接受专家意见就显得平淡多了,但也更为普遍,究其原因,其实如出一辙,都是因为平民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比大众更聪明、受过更高教育的人心生怀疑。这种现象的伤害值可能小一些,却是切实存在的,有时候还是代价高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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