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实性偏见”是开展有效对话最常见的也是最让人恼火的障碍，而且不局限于专家和外行之间。这个术语是指当我们在主观上认为某种观点正确的时候，往往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信息，只接受那些能够加强论证这一观点的事实，而忽略那些能够推翻这一观点的信息。我们都会这样做，可以肯定的是，你、我、他，甚至每个人都曾经因为“证实性偏见”在争论中激怒过他人。

例如，如果我们认为左撇子是邪恶的^[3]，每个左撇子凶手都证实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总是能在新闻里看到这样的情节，因为我们选择去记住这一类故事。无论死囚牢房里的数据显示惯用右手的杀人犯多出多少，我们都不为所动。每一个左撇子凶手都是证据，每一个右手惯用犯都是例外。类似的，如果我们听说了波士顿的司机很粗鲁，下次我们去波士顿的时候，就会记住那些对我们按喇叭或挡道的司机，至于那些给我们让道或是挥手表示感谢的司机，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索性忘掉。［有记录显示，道路救援服务公司利车公司（AutoVantage）把休斯敦列为粗鲁司机最差城市，波士顿排第五。］

在1988年的电影《雨人》（Rain Man）中，自闭症患者雷蒙就是证实性偏见的完美例证，不过也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雷蒙是一个白痴天才，他的大脑就像一台计算机，能够高速进行复杂的运算，还储存着大量互不相关的事实数据。但是，鉴于他的情况，他还不能把这些数据与现实情境相结合，而雷蒙所记住的东西，就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事实更重要。

因此，当雷蒙和他的弟弟不得不从俄亥俄州飞往加利福尼亚州，雷蒙惊慌了。每一家美国航空公司都曾经遭遇过严重空难，而雷蒙记得这些数据和每次空难中的遇难人数。因为雷蒙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可怕的例外上，怎么都不肯上飞机。弟弟恼火了，问雷蒙相信哪一家航空公司，雷蒙悠悠地说出了澳大利亚国家航空公司。“澳航（Qantas），”他说，“澳航从来没有空难事故。”当然，澳航并没有美国国内航班，所以雷蒙和他弟弟就动身驾车穿越美国，这其实比坐飞机危险得多。但是，因为雷蒙的脑子里并没有车祸的可怕数据，他就欣然上车了。

我们都有一点儿像雷蒙。无论我们是心怀恐惧还是希望，我们总是会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证实自身想法的数据上。我们会记住那些印象深刻的事情，而忽略稍显平淡的事实。当我们与人争辩或是咨询专家建议时，大多数人都很难不去理会这些记忆，也不管这样做多么让人恼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是一般智力的问题，而是教育的问题。人们根本不懂精算、风险或概率，要说有什么让专家和外行在交流的时候备感挫折，几乎没什么可以和“数学盲”相提并论了。“数学盲”这个概念是数学家约翰·艾伦·保罗斯（John Allen Paulos）明确提出来的。对于相信坐飞机危险的人来说，无论多少次的安全着陆，都无法抹去一次坠机带来的恐惧感。“安全着陆的数字很庞大，而空难事故的概率相应比较小，即使面对这样的数据，”保罗斯在2001年写道，“数学盲还是会不按常理出牌，‘没错，但如果你刚好就赶上空难那一次呢’，然后会心地点点头，好像他们已经用自己的真知灼见驳倒了你。”［4］

人类总是能把“但如果我刚好就是不幸的那一个呢”这句话发挥得淋漓尽致。回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去拜访住在希腊乡村的一个叔叔。他是一个结实强健的人，但他害怕坐飞机，所以得了重病也不敢去伦敦求医治疗。我父亲试图用宿命论来劝说他：虽然每个人注定都是要离开人世的，不过现在他的时候未到。就和很多害怕坐飞机的人一样，我叔叔很简单地反驳道：“没错，但如果这个飞行员的时候到了呢？”

没有人是完全理性的，对于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我们大多数人是会感到恐惧的。我叔叔在19世纪末出生于希腊的一个乡村，没受过什么教育。我身处21世纪，受过教育，精通统计学和历史——即便如此，有那么几个晚上，我坐在飞往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飞机上，扣好安全带，飞机在接近终点的时候颠簸得厉害，我也不比叔叔好过多少。在那样的时候，我会努力去想，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飞机在接近终点，我乘坐的这架飞机中“空难头彩”的概率小得惊人。但很不幸，通常我都失败了：那些从温哥华飞往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的飞机可能是安全着陆了，但都与我无关，当我乘坐的飞机掠过罗得岛（Rhode Island）的屋顶时，我还是下意识地抓紧了座椅的扶手。

已故科幻小说家兼医学博士迈克尔·克赖顿（Michael Crichton）在20世纪80年代初用艾滋病流行早期的一个例子说明，人们总是相信自己会抽到最短的签，是最倒霉的那一个。那个时候，人们对艾滋病知之甚少，一个朋友给克赖顿打电话想听一些安心的话，结果却被克赖顿的逻辑说理惹恼了：

我努力解释风险这回事。因为我最近注意到，人们其实真的不太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大家在家里放着枪，开车不系安全带，吃容易导致动脉堵塞的法国菜，还吸烟，但他们从来不担心这些事，反而去担心艾滋病，这简直有点儿疯了。

“艾伦，你有担心过自己会死于车祸吗？”

“不，从来没有。”

“担心被谋杀？”

“没有。”

“其实，你死于车祸或是被陌生人杀害的概率，比得艾滋病的概率要高。”

“真是谢谢你了，”艾伦说，她似乎有些生气了，“我怎么那么高兴给你打电话了呢。你还真是让人安心啊，迈克尔。”［5］

10年后，艾滋病没那么陌生了，那股子歇斯底里也褪去了。但是，后来诸如埃博拉（Ebola）、非典（SARS）和其他罕见疾病还是会触发类似的非理性反应，让数学盲的美国人寝食难安。比起在酒吧喝了几杯之后酒驾还一边打电话，反而是一种外来病更让他们担心。(www.daowen.com)

还有一点，这种偏见几乎都是偏忧不偏喜。如果大家认为自己是那个特例，很少有人会把这个特例往好的方面想。如果我们买彩票，的确会有那么一瞬间幻想自己中了，但很快就会收到口袋里，然后就忘了这回事。没有人会拿着第二天要开的强力球（Powerball）号码冲进一家车行或房屋中介。

我们会沉浸在非理性恐惧中，但不会沉浸在非理性乐观中，那是因为证实性偏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生存机制。好的事情转瞬即逝，死亡却是永恒的。谁坐飞机没出事，谁一夜情后安然无恙，这些都不是你关心的，因为他们不是你。你的大脑在根据有限或错误的信息运转，发挥作用，拼尽全力降低你生命中的风险，无论多小的风险都不放过。当我们对抗证实性偏见的时候，我们在努力修正人类大脑的一种基本功能，这不是在修正漏洞，而是改变特性。

不管是致命危险还是日常困境，证实性偏见会起作用是因为人们必须依托自己已知的东西。他们不可能在大脑清零的情况下处理问题。人的大脑不是这样工作的，说得更确切一点儿，如果每天早上试着对一切问题归零思考，实在称不上是有效的方法。

科学家和研究者始终都要与证实性偏见角力，这也算是一种职业病。他们在设计实验或解答难题的时候也要先做假设，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给自己的项目加了料。就像其他人一样，他们得做出猜测，利用自己的直觉，因为如果每个实验项目都要先假设诸事无人知情且此前无事发生，会浪费大量的时间。［6］任何调查，只要仔细设计，都会遇到“做时尚未知”这个普遍问题：毕竟，若所寻之物乃未见未知之物，我们又如何得知当下求索为何物？［7］

在一开始接受培训的时候，研究员就要学习认识这种困境，但他们并不总能战胜它。证实性偏见甚至会让最有经验的专家迷失方向。比如医生有时候会执着于某个诊断，并且怀疑患者身上已经出现一些相关症状，他们就会寻找这些症状来佐证自己的诊断，而忽略其他疾病或损伤的迹象。（美剧里一个虚构的诊断专家豪斯医生总是对自己的医学生说：“绝对不是红斑狼疮。”结果有一集里，病患真的得了红斑狼疮，这位全世界最傲娇的医生一开始却没诊断出来。）虽然每个研究员都知道，“否定的结果也是一个结果”，但没有人真的愿意到最后发现自己最初的假设化为泡影。

例如，2014年一项针对公众如何看待同性婚姻的研究严重走偏，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一名研究生宣称自己找到了无懈可击的数据证明，如果反对同性婚姻的人与同性恋者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很有可能改变观点。他的研究结论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一名资深教授的背书，教授署名为共同作者。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发现，基本上足以证明，理性的人是可以接受劝服改变对同性恋的仇视。

但唯一的问题就是，这名野心勃勃的年轻研究者篡改了数据。其实，他声称自己所分析的讨论从未发生过。这项研究以外的人在审阅的时候发现端倪，并提出了警示，哥伦比亚教授撤回了文章，而那名学生，本来有着大好前途，即将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师，最终却失业了。

教授和其他评审人员本应对这名学生严格把关，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发现欺诈行为？因为证实性偏见。记者玛利亚·柯尼科娃（Maria Konnikova）之后在《纽约客》的报道中说，这名学生的导师承认，他其实想去相信这个结论。他和其他学者都希望这个结果是真的，既然得出的结果是他们喜闻乐见的，其间的推导方法，他们就不太可能去质疑了。“简而言之，证实性偏见——当我们考虑社会问题的时候尤其有影响力——可能让这项研究站不住脚的地方很容易被忽略。”柯尼科娃在这个事件的述评中写道。［8］事实上，正是因为“对这项研究的大量热情暴露了研究本身的问题”，这项研究得出了其他学者乐于见到的结论，他们都希望以此为基础开展研究，结果当他们开始钻研细节的时候，却发现所依托的研究结果作假。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都尽可能重复进行实验，然后才会把结果提交给其他人进行“同行评审”。同行评审这个程序要求专家的同事（同行）扮演善意但严格的魔鬼代言人，对结果吹毛求疵。通常同行评审都是“双盲评审”，也就是说研究者与评审人都不知道彼此是谁，这样可以避免个人或机构的偏见影响评审结果。

这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程序。即使是最诚实、最有自知之明的学者或研究者也需要别人来进行真实性核查，而且核查之人必须与这个项目的结果关系不大。（你们正在读的这本书的提案就经过了同行评审：这并不是说读过的学者都同意书中的观点，而是说他们会认真考虑书中的思辨，如果有任何反驳之处或建议，都会提出来。）能担当审阅人的，通常都是高级专家，因为找到一个证据，并意识到这个证据足以挑战甚至推翻一个假设，这种能力的养成非一日之功。学者和研究者在职业生涯中都花费相当大的精力来掌握这种能力，使之成为自身的核心技能之一。

外行看不到这些互审和修正的过程，因为一切都发生在成品问世前。只有当产品出问题了，公众才会意识到这些程序的存在——而当同行互审行差踏错，那就会是可怕的错误。整个项目不仅失去了专家对质量的保障，还有可能为弄虚作假、互施恩惠、秋后算账、相互偏袒和其他一切人类容易犯下的卑劣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在同性婚姻研究的这个案例中，虽然没能及时阻止论文的最初发表，但所幸弄虚作假还是被发现，这个系统是有效的。

但是，在现代生活中，除了学术界，争论和辩论是没有外部评审的。事实来来去去，人们想记住什么就记住什么。所以，谁想进行理性辩论的话，只会被证实性偏见搞到筋疲力尽，因为这种偏见使得论据和理论不可证伪。证实性偏见的本质就是视一切反对的证据为无关紧要的，所以我的证据总是铁律，你的证据总是错误或例外。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因为按照定义来看，这一套解释永远不会错。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多数外行从来没有学过或者已然忘记了“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科学方法的步骤就是从一个笼统的问题推导出一个假设，然后进行检验和分析。虽然人们习惯使用“证据”这个词，但他们使用得太过随意，对他们来说，“证据”就是“我认为的事实”，而不是“根据达成一致的规则对其事实性进行检验后确认的东西”。

此时此刻，外行可能会提出反驳说，这都是知识分子的噱头。普通人为什么需要这种学者型的自省？很多东西都是常识，这还不够吗？

大多数时候，普通人的确不需要这种学者模式。在日常事务中，常识已经够了，而且往往比不必要的复杂解释更好用。比如，我们不需要知道一辆汽车在暴风雨中开到什么时速轮胎就会打滑。一定是有一个数学公式可以计算出精确的答案，但凭着常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公式就知道天气差的时候要减速，这样就足够了。

但是，如果要解开更复杂的问题，常识就不够了。因果关系、证据属性和统计频率错综复杂，远非常识可以处理的。很多最棘手的研究问题通常都会得出违反直觉的答案，这一点就决定了常识无济于事。（说到底，古时候，简单的观察告诉人们，太阳绕着地球转，而不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像常识这样的简单工具会误导我们，让我们被大错小错带偏，这就是为什么外行和专家在迷信和民间智慧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也会势不两立，各执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