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们来直面最令人痛心的一种情况吧。专家与外行在交流上有隔阂，或许是因为普通人不够聪明吧。也许，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智识差距之大，已经让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了，顶多就是互相表达一下蔑视。也许，他们之间无法对话或理性辩论就是因为一方——或者双方——很愚蠢。

这些都是挑衅的言论。没有人愿意被别人说愚蠢，这种冷嘲热讽的话很难听，暗示这个人不仅智商低下，还顽固无知，几乎到了道德缺失的地步。（我就滥用过这个词，所以你们很有可能也是。）遇到和你意见不一的人，你可以说他们信息有误，搞错了，不正确，或任何其他的话。但是别说他们愚蠢。

幸亏，使用“愚蠢”这个词不仅粗鲁，而且通常也是错误的。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美国人都比几十年前要聪明，或者说至少不比以前笨。20世纪初也不是一个文化和学习生活璀璨的时代。1943年，即将进入大学的新生还以为林肯是美国第一任总统，说林肯“下放（解放）了黑奴——其中只有6%的新生能历数出最初的13个殖民地”。《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见此情景，在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隙，还拨冗哀恸美国年轻人的“无知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1］。

至于在21世纪，人们的教育能不能赶上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又是另当别论了。1910年和2010年的小学生都要学习如何计算三角形边长，只不过，今天的学生必须用这些知识来了解一个常设国际空间站的存在，而他们的曾曾曾祖父母可能连汽车都没见过，更别提飞机了。在任何时代，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只要一个人自己漠不关心，无论多少教育和口舌，都无法教会他/她国会成员的名字。

说了这么多，我们不可否认，还是有一些自以为聪明其实并不是很聪明的人。我们都曾被困在一个聚会或晚宴上，听一个毫无见识的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还丝毫不怀疑自己的智识，信心满满地对我们说教，其实内容错误连篇，漏洞百出。有的人在自己知之甚少的领域里打转，而且还盲目自信，别不相信，这种事情真有发生，当然，科学最终让一切水落石出。

这种现象就叫作“达克效应”（Dunning Kruger effect）^[1]，是以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两名心理学研究者戴维·邓宁（David Dunning）和贾斯汀·克鲁格（Justin Kruger）的名字命名的，由两人在1999年里程碑式的研究中提出来。总而言之，达克效应告诉我们，越愚蠢的人，越是会高估自己，不觉得自己无知。邓宁和克鲁格措辞更加温和，他们称这些人“技能不足”或“能力欠缺”。但这并改变不了最核心的发现：“这种人不仅会得出错误结论，做出不当选择，而且能力不足还会蒙蔽他们的双眼，让他们无法认识到这一点。”［2］

这里也要为“技能不足的人”说句公道话，我们其实都容易高估自己。如果你让大家给自己的才能打分，你听到的答案会是“平均水平以上”，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嗯，高于平均水平。幽默家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在自己的广播节目“草原一家亲”（A Prairie Home Companion）中，依照平均水平以上原则，虚构了一个小镇乌比冈湖（Lake Wobegone），这里的“所有孩子都在平均水平以上”。

邓宁后来解释说，我们都会高估自己，但能力越低的人，越是对自己认识不足：

我和其他人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得出结论，在给定一组认知能力、专业能力或社会能力测试的时候，能力低者会严重高估自己的能力和表现，包括语法掌握、逻辑推理、枪械护理和安全、辩论或理财知识。在考试中得D和F的学生，会认为以自己的努力应该得更高的分，国际象棋下不好的人，桥牌打得差的人，成绩不佳的医科学生，申请驾照续期的老人家，都无一例外地会大大高估自己的能力。［3］

为考试而学习的学生，努力保持独立的老人，憧憬职业发展的医科学生，一般都会比较乐观估计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低估自己。只有在体育竞技场，能力不足是显而易见、不可否认的，除此之外，人们一般都不会说自己哪里不行。(www.daowen.com)

不过，技能不足或能力欠缺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高估自己，究其原因，更具体地说，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关键的“元认知”能力。这种能力使个体在表现不佳的时候能退一步思考，看清自己表现得怎样，从而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好歌手在唱出一个不和谐的音符时，心里已经清楚；好导演在看到戏剧中的一个场景不佳的时候，已然知晓；好的营销人员在广告战要“扑街”的时候，已了然于心。相反，那些力有不逮的同行就没有这种能力，反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可想而知，把这样的人和专家凑到一起，肯定没有好结果。缺乏元认知会带来一个恶性循环，比如一个普通人对某学科知之甚少，当他/她与这个领域的专家交谈时，明明已经疲于应付，顾此失彼，却还不自知。一场争辩在所难免，一个完全不懂逻辑论证的普通人，在强词夺理的时候却全然不觉。简而言之，专家很受挫，外行很受伤。结果每个人都拂袖而去。

更让人恼火的是，面对这些拿不准就会胡编乱造的人，教育和引导都是行不通的。邓宁说在康奈尔做的实验就像“朴实版的‘吉米鸡毛秀’^[2]”，并且证实了喜剧演员的一个观点：人们就算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还是不会停下来。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向受访者询问是否熟悉一些物理学、生物学、政治学和地理中的名词概念。这些名词中包括类似“向心力”和“光子”之类的专有名词，相当数量的人表示熟悉这些概念。不过有意思的是，这里面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凭空捏造的名词，诸如“视差板”“超级脂肪”，甚至cholarine（并没有这个词），结果他们也声称熟悉这些概念。在一个实验中，大约90%的人表示对其中至少一个概念感到熟悉，但事实上这9个名词都是虚构的。

更糟糕的是，“越是表现出精通的受访者，越是会宣称自己对这些虚构概念十分熟悉和了解”。这就使得我们很难与这些“低能个体”争辩，因为和专家比起来，“他们是有眼不识泰山的”。

换句话说，越是低能的人，越是无法认识到自己是错的，或别人是对的，也越有可能试图去掩饰伪装，越是学不进去任何东西。

邓宁和克鲁格对这个问题做出过多番解释。总的来说，人们不愿意去伤害彼此的感情，在一些职场上，普通员工甚至上司可能都不愿意去纠正不够称职的朋友或同事。有些事情，比如写作或说话，明显都没有办法得到即刻的反馈。打棒球的时候，只要你有几次挥棒落空，你就得承认自己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击球手，但是就算你每天都搞错一些语法和句法，可能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口语表达多么差。

对于专家和外行的交流而言，“能力有高低”是横亘其中的一个迫切挑战，不过对于这样一个根本的人性弱点，我们其实也无能为力。不过，再普通的人也不是一无是处的。而才思更为敏捷的人也会犯错，他们在试图理解更加错综复杂的问题时会犯什么错误？所以说，普通人会面临的困境和偏见，专家照样也逃不脱，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