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什么人算是专家？“专家”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很多人声称自己是专家或知识分子，有时候的确是。但是，这种自我认定不只误导他人，结果可能更糟。有些声称自己是专家的人，就像一些认为自己吻技一流的人一样，不过是自以为是。

字典并不能给我们太多帮助。在大多数字典里，专家被定义为掌握了“全面”和“权威”知识的人，这样的定义其实可以颠来倒去地理解，按照字典的定义，掌握了某个学科的人，提供给他人的信息是真实可信赖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信息值得信赖？因为这是专家告诉我们的。）这里套用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Porter Stewart）描述色情作品的话再合适不过：专家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你一看就知道是。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专家。有些很容易辨识：医生、工程师和飞行员是专家，电影导演和钢琴演奏家也是专家。运动员和他们的教练是专家。但水管工、警察和木匠也是专家。这样一来，你们当地的邮差也算是专家，至少是邮递领域的专家。如果你需要有人帮你解释验血结果，那你需要询问医生或者护士；如果你想知道一封信究竟是怎样从你巴西的朋友那里邮递到你密歇根的家里，你可能就要问问多年来负责邮递的人了。

每个行业都有固有的专门知识，本书中，我会交替使用“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专家”这几个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指代那些掌握了特定技能或知识体系的人，并且在自己的人生中践行这一技能或把这一学科的知识当作终身职业的人。这就能帮助我们区分开“职业飞行员”和周末去开一下飞机的人，甚至能把“职业赌徒”和那些偶尔送钱给赌场的倒霉蛋区分开。

换句话说，专家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对某一学科所掌握的知识远超我们普通人，当我们在人类知识的某一领域需要寻求建议、教育或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会把目光投向他们。注意一下，这里并不是说专家对某一领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事实上，专家是为数不多的一群人，他们只是对某一学科的观点可能比其他人更“权威”，也就是准确或精确。

即使在专家当中，也还是有专家的。要说诊断和治疗疾病，一个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医生比任何外行都更有资格，可是一旦面临疑难杂症，他/她可能就要听从专科医生的意见了。一名执业律师和一名最高法院法官都是律师，但就宪法问题而言，在华盛顿身穿黑色法袍的律师就比为小社区打遗嘱和离婚官司的律师可能更专业。当然，经验也很重要。2009年，全美航空的一架航班在纽约市起飞时撞上一群鸟而严重受损，驾驶舱里有两名飞行员，但是机长飞行时间更长，更为专业，他说着“我的飞机”，并操作飞机在哈得孙河上迫降。机上人员全数生还。

在一个民主国度自称专家是令人恼火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专业化必然是排他的。当我们学习某个领域的知识，或者终生从事某个职业，我们不仅要放弃其他工作或学科的专业知识，还要相信这个社会上的其他人对自己的领域也是熟谙于心，就像我们在自己的领域一样专业。当飞机的引擎突然熄火，尽管我们可能很想去驾驶舱给飞行员一些有用的小建议，我们还是会假定——当然我们也不得不这样——飞行员比我们更懂得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否则，我们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就会分崩离析成支离破碎的小岛，我们不再彼此信任，只能把时间花费在信息不足的胡乱猜测上。

所以，我们如何区分人群里的专家，如何辨识他们？真正的专业知识，也就是其他人所信赖的那种知识，是教育、才能、经验和同行肯定的综合体，虽然无形，但可辨认。这里面的每一项其实单拿出来都是专业知识的标志，只是大多数在决定要听从谁的建议时，还是要看所有这些因素是如何在某个学科或专业领域集合的。

正式的培训和教育是专家身份的最明显标志，也是最容易辨识的，但这只是个开始。对于很多职业来说，证书只是进入这个领域的敲门砖：教师、护士和水管工都需要证书才能从业，证书就像一个信号，告诉其他人，他们的能力得到了同行的检视，并且达到胜任这一职业的基本标准。尽管有些坚决反对专业知识的人会讥讽这是一种“文凭主义”，但这些学位和资质证书却是对过往成就的有形证明和重要标签，能帮助其他人区分开业余爱好者（假充内行的骗子）和真正的专家。

说句良心话，有些资质证书是新产物，有些可能根本就不重要。有一些资质证书就是州和地方鼓捣出来骗钱的玩意儿，还有一些只是让人通过一次考试，并不能认定这些人有相关技能，并且考一次终身有效。在当今的美国，律师需要获得法律学位，但在早些时候，年轻人只需要“读读法律书”，然后就获准进入这个行业，拿到律师执照。这个不那么正式的系统造就了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这样的伟人——综合各方面来说，他算不上一个出色的律师——也造就了亨利·比林斯·布朗这样名气稍逊的人，他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普莱西诉弗格森（Plessy v.Ferguson）“隔离但平等”裁决一案中，他做出了主流判决意见（布朗在哈佛和耶鲁都读过法律课程，但都没有毕业。）

但是，证书还是个敲门砖。证书承载了学习机构授予获得者的认可，是品质的象征，就像消费者品牌想要提升（并且可望保护）产品的质量一样。仔细看看大学文凭上的字眼，你们会发现，大多数文凭上都写着：证书持有者经学院考核，准予授予学位；反过来，这个学位证书也得到了本地区学校联合委员会或是这个行业机构的支持。认可证书持有者学习课程的学院和协会事实上在证明毕业生对某个学科所掌握的知识。学校或机构的名字，和证书持有者一样，至少都算是对能力的初步肯定。

不可否认，好学校也会培养出庸才，差学校也同样会培养出人才。正如一句老话所说，跑得快未必就能赢得赛跑，但你还是必须尽全力去跑才有希望。麻省理工学院或佐治亚理工大学培养的人才明显比那些竞争力弱的学校或自学成才的发明家要多。但是，麻省理工学院也有一些毕业生不仅无法平衡收支，甚至连好的工程师都算不上。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专家，尤其是那些行业里的翘楚，是如何在一群持有类似证书的人当中脱颖而出的呢？

一个区别就是天资或天赋。要成为一名专家，天赋是不可或缺的。［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曾经这样谈道：“认真严肃地对待写作是作家必须具备的两个品质之一。而第二个品质，很遗憾，是天赋。”］在大学学习乔叟（Chaucer）的人会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英国文学，但也只是知道更多事实性的知识。而真正有中世纪文学天赋的人不仅知道得更多，还能融会贯通地讲清楚中世纪文学，甚至很可能会创造出关于这一学科的新知识。

天赋能把那些对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有更深层的感觉和理解的人从一众有相关文凭证书的人当中区分开来。每个领域都有一些成绩出色、敏于解题的人，结果在工作中却表现平平。有一些杰出的法律系学生在陪审团面前就像冻住了一样。一些高分学霸在警察测试中完全没有街头生存智慧，也永远获取不到这些实战经验。相当一部分顶尖大学的博士应届毕业生除了费力通过的毕业论文，就不会写其他逻辑推论的文章了。这些人也许是拿到了一个行业的入场券，但他们其实并不擅长这个领域，其专业知识也不太可能突破自身能力的局限。

这时候就该经验上场了。经验能帮我们区分开专业人士和不称职的人。有时候，市场本身也会淘汰掉奢望成为专家但天赋不足或缺乏技能的人。比如，虽然职业股票经纪人也会犯错误，但大多数都能维持生计。反观那些业余的日内短线交易员几乎都不赚钱。美国网站《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首席执行官兼前华尔街分析师亨利·布洛杰特（Henry Blodgett）曾经说业余的日内短线交易员是“最愚蠢的工作”，绝大多数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去汉堡王打工会赚得更多”［7］。他们最终会穷困潦倒。同样，在时间的考验下，糟糕的老师会拿到差评，差劲的律师会失去客户，天资不足的运动员会无法达标。

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试炼，不是每个人都经得住考验，这就是为什么长期待在某个领域或行业并积攒下来的经验都是成就专家的合理要素。的确，问一个人“经验”，就等于在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最近做了什么？”专家浸泡在自己的领域里，持续提高自身的技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且取得了看得见的成绩。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他们日渐精进，或者至少维持着高水准，并与时间赋予他们的智慧——又一个无形的要素——相结合。

要举例说明经验对于成就一个专家起到什么作用，可以说不胜枚举。经验丰富的执法人员凭直觉就能嗅出的问题，年轻的同事就会忽略掉，要怎么解释这种直觉呢？他们也只能说感觉到有些东西“不对劲”。在手术室遇到各种复杂问题并成功渡过危机的医生，或是在驾驶舱陷入各种困境并渡过劫难的飞行员，在遭遇逆境的时候，会比他们的后辈更加镇定和沉着。资深教师不会被故意挑战或刁难的学生吓退。做过很多巡演的脱口秀演员不会害怕质问的人，甚至还懂得如何利用质问者作为素材制造更多的笑点。

还有一些技能是无法量化的。从我自己接受教育的经历和研究的领域就能找到活生生的例子。

大学毕业后，我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哈里曼研究所深造，学习苏联政治。我自己想追求更高的文凭，因为我想从事苏联事务的教学和研究，而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是这个领域的翘楚。研究所所长是马歇尔·舒尔曼教授，知名的苏联问题专家，曾经在吉米·卡特总统手下担任白宫苏联问题顾问。

就像所有的苏联问题专家一样，舒尔曼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苏联媒体，从中洞悉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政策立场。这个过程就像对犹太教法典《塔木德》进行文本分析一样，对于我们这些从未接触过的人来说，唯神秘二字可言。我们这些学生就会问他，究竟是如何弄懂苏联报纸上的生硬文章，怎样从这些晦涩的段落中解读出一二？苏联是当时地球上最封闭的体制之一，这些千篇一律的文章，清一色描写集体农场英勇抗争的故事，而且套话连篇，怎么揭示出这个体制的秘密？舒尔曼耸耸肩说：“说真的，我也无法解释。我就是读《真理报》（Pravda），读着读着，直到我的鼻子开始抽搐。”

那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最蠢的事情了。我甚至开始怀疑，投入大量精力去深造是不是一个糟糕的人生决定。但是，舒尔曼的意思是，他多年来一直在阅读苏联的报刊，所以他已经非常习惯苏联人的传播方式，当这些文章摆在他眼前，任何的变动或不寻常的地方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

虽然满腹怀疑，但我在上学期间和职业生涯的早些年也都是这样做的。我几乎每天都会读苏联的材料，试图去发现以前对我而言不存在的模式。终于，我懂了舒尔曼的话。我不敢说，我的鼻子抽搐过，或者我的耳朵蠕动过，但我意识到，用外语阅读外国的东西是一门专业技能。这种技能很难被提炼成一门课程或一项测试。没有什么捷径可以培养出这种技能，这需要时间、实践和同领域资深专家的倾情指导。

真正的专家身上还有另一个标志，那就是乐意接受其他专家的评价和指正。每个行业组别和专家群体都有监察人员、委员会、认证机构和证书颁发机构，他们的职责就是监督其成员，不仅要确保成员达到专业标准，还要保证专业技艺不会被不懂行的人滥用。(www.daowen.com)

自我监督是专业主义概念的核心，同时也为我们辨别专家提供了另一个线索。每个专业群体都会设置行业门槛。这些门槛参差不齐，有些相对更合理实在，但通常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这个职业的名声，防止一些不称职或欺诈的行为有损声誉。我也能聚集少数几个同事到我家，在家门口挂一个小招牌，上面写着“托马斯·尼科尔斯高能物理研究所”，但事实上我对高能物理一窍不通。所以，真正的物理学家永远不会认可我这个不切实际的研究所，他们也不会仁慈到给我印一个假的学位证书，反之，他们会立即查封我，来保护“物理学家”这个词的神圣含义。

专家群体依赖同行运作的机构来维持标准和提升社会信任度。像同行评审、委员会认证、行业协会和其他组织等机制都有助于保障质量，并向社会保证，也就是向专家的客户保证，专家的能力是值得信赖的。当你乘搭电梯去一栋高楼的顶层，电梯证书背后的含义并不是“电梯上行，祝你好运”，而是表示有一个民间机构已经检查过这个电梯间，并且尽最大可能地了解到，你乘搭这个电梯是安全的。这个民间机构也是依托高素质工程师的，并且受到其他工程师的审查。

经验和行业认证很重要，但有一句中国古话也蕴含了丰富的智慧、这句话是说，一个手艺人号称有20年的经验，实际上他就是把一年的经验重复了20次。有一些糟糕的牙医，刚从牙医学校毕业的时候拔牙不行，到了退休的时候还是没什么长进。有些老师上第一堂课的时候让学生听了犯困，到最后一堂课还是这样。但是，关于专家，哪怕是那些不拔尖的专家，我们也应该记住两个重要的事情。

其一，就算我们这个笨拙的牙医可能不是镇上最出色的牙医，他或她也比你强。我们不是都需要牙医学院院长来帮我们处理齿冠或者一个简单的蛀牙洞。你可能某一次比较幸运，自己拔掉了一颗牙齿，但你没有接受过相关教育，也没有足够的经验，所以这样做的时候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大多数人甚至都不会给自己理发。（毕竟美容美发师才是负责这些化学制剂和尖利物品的，他们是另外一群需要培训和执照才上岗的人。）我们很少有人会冒险给自己或至亲至爱的人拔牙。

其二，还是和相关专业技能有关的，专家可能会犯错，但他们犯错的概率比外行要低得多。这是专家和其他普通人之间的关键区别，对于本行业内的陷阱，专家比任何人都清楚。正如知名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所说的，所谓专家，“就是知道在自己的学科中可能犯下的最严重的一些错误并且知道如何避免这些错误”。［他的同事、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有不同的看法：“所谓专家，就是把一个狭小领域内能犯的错误都犯了个遍。”］

这两种观点都应当能帮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人皆可成专家”这样的有害思想是非常危险的。的确，相对来说，几乎任何有特定技能的人都能拓展专业知识，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他人都要听从这个人的意见。但是，当人们开始相信，懂一点点就等于“专业知识”，危险就开始抬头了。有些军事爱好者通过读《简式战舰大全》（Jane's Fighting Ships）了解了战舰的大量知识，但在业余爱好者与真正研究世界海军舰艇能力的专家之间还是有一条细线，虽然细，但无论如何都是存在的。

知道并不等于理解，理解也不等于分析。专业知识不是消遣的游戏。

虽然世上有一些自学成才的专家，但这些人是极少数特例。更多情况下，一些想要迅速进入一个复杂领域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多么的苍白。他们就像一些在KTV里唱得还不赖的人，以为自己有机会成为下一届《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4]的冠军，或是无须让杆优待的高尔夫球爱好者就以为自己可以打出职业水准一样。把一件事情做好，并不代表就有能力提供这方面的可靠建议或学习指导。（注意一下，就算一些人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歌手，但从来没想过能成为声乐导师。）

缺乏自知之明和智识上的局限会给专家和普通人之间的互动制造尴尬。例如，几年前，我接到一位先生的电话，他执意说自己有一些重要的研究，可能会对我们美国海战学院的课程有帮助。他是我在另一所学校的前学生引荐的，他非常希望我能读一读关于中东的一篇重要文章。我问他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他说是他写的。他是一名商人，“读了很多相关资料”。我问他是否接受过这个学科的培训，到访过这个地区，或是读过以中东某种语言撰写的文章。他承认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背景，但他接着说：“但不管怎么说，只要每个月读一本书，你就能成为一名专家，对吧？”

错！

美国文化就是这样，很容易让人对普通人的智慧或自学天才的头脑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并且推波助澜。紧接着，一种令大众感到满足的社会幻想就应运而生，在这个幻想里，普通人靠着坚韧毅力和才思敏捷就能超越古板的教授或书呆子科学家。

在美国的通俗文化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尤其是一些电影，刻画天赋异禀的年轻人用头脑去战胜商人、大学甚至政府。比如，1997年，本·阿弗莱克（Ben Aff leck）和马特·达蒙（Matt Damon）共同创作的电影剧本《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讲的就是学校的一个清洁工其实是一个隐藏的天才。电影里有一幕至今已成经典：达蒙操着一口浓重的波士顿工人口音朝着一个扎着马尾、软弱的常春藤毕业生怒吼，常春藤毕业生败下阵来——

你是一年级学生，你刚读完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书，也许是皮特·加里森（Pete Garrison），所以不奇怪，这就是你信的。到下个月你读到詹姆斯·莱蒙（James Lemon）的著作时，你就会开始谈论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在17世纪40年代已经有强大的企业化规模和资本的积累。

到第三学年，你会反复思考戈登·伍德（Gordon Wood）对革命前乌托邦和军事动员对资本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然后开始大谈特谈……你准是在维克斯（Vickers）的《在埃塞克斯县的调查里》（Work in Essex County）看到这些的，98页，对吧？没错，我也读过。你是要为我们背诵整本书吗？你对这个问题有没有自己的见解？

你花15万美元学费得来的东西，其实可以在公共图书馆为过期还书补交的1.5美元中得到。

之后，这个年轻人又用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著作来搪塞他的心理治疗师。这些对话其实很生硬愚蠢，但在当时很能抓住电影观众的心。达蒙和阿弗莱克把奥斯卡原创剧本奖捧回家了，毋庸置疑，他们至少让一些观众相信，博览群书就跟上学的效果一样。

最后，专业知识是很难定义的，有时候，专家和业余爱好者也是很难区分的。但是，我们还是应当能够分清对某学科略知一二的人和掌握了权威知识的人。没有谁的知识是完备的，对于这一点，专家比任何人都清楚。但是，教育、培训、实践、经验和同行的肯定应该至少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大概的方向，帮助我们区分专家和其他人。

专家和普通人常常会把彼此逼疯，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是人。生而为人，他们在吸收和解读信息的时候，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即使是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也会在推理的时候犯低级错误，而没那么聪明的人则容易忽略自身能力的局限。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人，我们大脑的工作原理是相似的（有时候也不）：我们只听自己想听的话，拒绝相信我们不喜欢的事实。这些问题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注释】

[1]《洋葱新闻》，美国讽刺性刊物。《洋葱新闻》所提供的新闻是对时事的评论，而这些时事既有真实的也有虚构的。它以真实新闻事件为蓝本，加工杜撰假新闻。虽然故事都是假的，却绝非胡编瞎造，而是用夸张的想象表达对世界的观感，是另类的社会评论，因此有不少读者追捧。它模仿了传统新闻的特点，所有新闻均以美国联合通讯社规格报道。——译者注

[2]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是法国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社会学思想表现在《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中。——译者注

[3]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西班牙哲学家、报业从业人员及评论家。其哲学思想主要是存在主义、历史哲学和对西班牙民族性的批判。——译者注

[4]《美国偶像》，美国歌唱真人秀电视节目。——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