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低信息选民的影响及反智主义之崛起

低信息选民的影响及反智主义之崛起

时间:2023-08-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当今的美国,政治辩论日益演变成低信息群体间的争吵,他们苦心孤诣,却不谋而合地站到错的一面。在被专家学者和分析师婉约地称为“低信息选民”的这群人之间,争吵的例子比比皆是。时代是变了,放在以前,政府需要邮递一个厚如煤渣砖的文件给少数想了解预算的选民;现在,美国人了解政府预算信息的方式便捷多了。对外援助只占预算的一小部分,不足美国全部开支的0.75%。

低信息选民的影响及反智主义之崛起

政治辩论公共政策制定不是科学。两者都植根于冲突,有时候是有礼有节的争论,但更多时候像一场没有裁判的冰球赛,观众手中握有长期有效的邀请函,随时可以冲上冰场。在当今的美国,政治辩论日益演变成低信息群体间的争吵,他们苦心孤诣,却不谋而合地站到错的一面。而终于修炼到才智过人的政治领袖们(后来这样的领袖越来越少)则会猛然介入大混战,甘冒自食苦果的风险与他们的选民对垒。

在被专家学者和分析师婉约地称为“低信息选民”的这群人之间,争吵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无论是关于科学的还是政策的,他们身上都有一个令人不安的特点:沉浸在自我幻想中,敏感而坚决地主张每种观点都应被视为正确的。美国人已经分不清“你错了”和“你很蠢”这两句话。表达异议就等于表示不敬。纠正别人就是在侮辱别人。不承认所有观点都应受到同等重视就是思想封闭,无论这些观点多么不切实际和愚蠢空洞。

无知在公共政策辩论中的盛行已经对所有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和福祉产生了实质的影响。比如,2009年,美国掀起一场针对《平价医保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论战,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Sarah Palin)称这个法案包含一个“死亡委员会”,委员会将决定谁可以获得医保,而判断的依据是政府认为一个病人值不值得活下去。(4年后,依然还有差不多1/3的外科医生相信这番言论。)[5]近乎一半的美国人还认为《平价医保法案》建立了一套统一的政府医保计划。喜欢也好,讨厌也罢,这些都不是事实。在法案通过的两年后,至少40%的美国人不能确定这个计划是不是现行有效的法律

立法是复杂的,要求普通美国人去掌握连他们的代表都不得要领的法案细节,可能有点儿强人所难了。2011年,时任众议院议长的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面对各种合情合理的问题轮番轰炸,她显然也不知道《平价医保法案》有哪些内容,招架不住之下,佩洛西不假思索地说出了此后被广为引用的一番话,她说国会应该通过这个法案,来搞清楚法案的内容。其他复杂的倡议也造成过类似的困惑。

税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能说明公众的无知是如何影响全国论战的。税是人民公敌。人人都对纳税颇有微词。美国税法复杂得令人发指,每年春天都会让那些诚实的公民相当焦虑,但他们平时并不会去探究,也就是在努力偿付各项税款的时候,会去猜测一下税法里的条款。

但悲哀的是,普通美国人还是搞不清楚政府怎么花纳税人的钱。民调再三显示,美国人普遍认为政府开支太大,征税太高,不仅如此,对于谁缴税、缴多少以及税款流向哪里,他们的认知也是一贯错误的。时代是变了,放在以前,政府需要邮递一个厚如煤渣砖的文件给少数想了解预算的选民;现在,美国人了解政府预算信息的方式便捷多了。可即便如此,大众对此还是一无所知。

再来看看对外援助。对于一些美国人而言,这是个敏感话题,他们讥讽对外援助就是浪费金钱。美国人通常认为,平均算起来,超过25%的国家预算都以对外援助的方式慷慨赠予了其他国家。事实上,这样的猜测不仅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对外援助只占预算的一小部分,不足美国全部开支的0.75%。(www.daowen.com)

只有5%的美国人知道这一点。同时,1/1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每年会拿出一半以上的预算来援助其他国家,也就是几万亿美元的金额。[6]而大部分人则认为,无论对外援助的金额是多少,都是以现金的方式赠予其他国家的。这也错了。事实上,对外援助还算得上是一个创造就业的项目,因为大多数对外援助给的是产品,从食品到战斗机,由美国政府购买后赠予其他国家。

有些人说对外援助是浪费金钱,这是他们的一种政治立场,可以理解。在我和其他专家看来,就这样一棍子打死虽不明智,但还算不上事实性错误,最多只是由政治理念生发出的一种个人立场。但是,如果人们反对对外援助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笔开支占了美国预算的1/4,这就是个错误认知了,那么任何理性探讨都无从谈起了。

无知到如此地步,有可能会付出高昂代价。比如,美国人普遍支持利用导弹防御系统来抵抗核武攻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相信美国已经拥有导弹防御系统了(倒回到几十年前,美国还没有在阿拉斯加部署少量拦截导弹之前,这就是公众的一个误解。)。导弹防御体系是否会发挥作用,美国是否应该部署这样的系统,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印刻在人们脑海里的是20世纪80年代旨在针对苏联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支持,耗资数十亿美元。

总体来看,问题并不在那些真正关心疫苗可能产生副作用的人身上,也不在那些争论要不要构筑防御体系来抵抗核武攻击的人身上,合理的怀疑对科学和健全的民主都至关重要。问题在于,专家之死更像是一段坏脾气发作的时期,人们幼稚地抵制一切形式的权威,心中还有一股执念,以为强烈坚持的观点就等同于事实。

专家本应消除这样的困顿,或者至少承担起向导的角色,带领大家走出困顿的丛林。但谁是真正的“专家”?接下来,我们会探讨抵制专业知识运动的源头,以及在这样一个本应民智更开化的年代,我们却为何陷入困境。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思考一下,我们是如何把“专家”或“知识分子”与其他人区分开的。

毋庸置疑,“专家”是一个被滥用的标签:专家遍地都是,什么“庭院护理专家”“地毯清洁专家”,但其实这里面大有文章,外科医生和地毯清洁工不是同一种专家。而且,现在在美国,“知识分子”和“学者”成了嘲讽的字眼,而且更甚以往任何时候。所以,我们先来理清“专家”这个概念,再往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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