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研某些课题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别人也会和他们一样对这些课题感兴趣。但是，说真的，谁需要无所不知呢？大多数国际事务专家可能都很难通过他们专业领域外的一个地图测试，那么，普通人不知道怎么准确定位哈萨克斯坦，又有何妨？毕竟，当卢旺达在1994年爆发种族屠杀，之后的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就必须知悉卢旺达的位置。所以，我们这些普通人平时又何必劳神把这些琐事装在脑子里呢？

没有人能掌握那么多信息。我们尽力而为，当我们需要一些信息的时候，我们会把目光投向触手可及的最佳信息源，向他们请教。我还记得我曾当面问过我的高中化学老师（当时我认为他什么都懂）一个元素的原子序数，一方面是想挑战他，但主要还是因为我太懒了，不愿意自己查。他抬了抬眉毛，说他不知道。然后，他转过头指了指挂在墙上的元素周期表说：“所以科学家要用图表，汤姆。”

毫无疑问，有些专家对普通民众的抱怨是不公平的。即使是最周到的父母，消息最灵通的店主，最有公民责任心的选民，也无法紧跟从儿童营养到产品安全再到贸易政策的海量信息。如果普通公民都能吸收一切信息，那么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会需要专家。

然而，相较于普通人信息贫乏这一历史事实，专家之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大众对现有知识体系的漠不关心，而是掀起了一种敌意。专家的观点或现有知识日薄西山，一股进击的力量取而代之，主张关于任何问题的一切观点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这在美国文化中是前所未有的。在我们的公共话语空间，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是空前的，也是危险的。对专家的不信任以及更为普遍的反智态度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当索明教授和其他人提到公众的无知莫过于半个世纪前的水平，这样的话就算不带来恐慌，至少也应该敲响警钟。守住这条线还不够。事实上，这条线可能根本没守住：专家之死实际上威胁到了那些高估自身知识水平的人，让他们多年积累的知识成果面临倒退的危险。而民主社会中的物质财富和公民福祉也岌岌可危。

如果把大众对现有知识的怀疑看作是乡民的本性作祟，从而不加以理会，倒也很容易，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乡民多疑且没受过教育，抵制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神神叨叨、故弄玄虚。但现实却严重得多：带头抵制现有知识体系的是那些本应有些见识的人。

比如疫苗，实际上，文化水平低的小镇母亲中并不存在儿童疫苗项目参与率低的问题。由于公立学校有要求，她们不得不让孩子打疫苗。结果反而是圣弗朗西斯科郊区马林县（Marine County）那些受过更多教育的家长抵制疫苗的概率更高。这些父母不是医生，他们的教育水平不见得多高明，但刚好足够让他们有底气去挑战现已确立的医药科学。所以，违背常理的现象出现了：受过教育的父母做的决定比那些没上过什么学的父母更糟，还把所有人的孩子置于危险境地，真是讽刺。

事实上，无知已经成了一种潮流，一些美国人现在把抵制专家意见当作是文化多层次的徽章。比如美食家中兴起的生乳运动，他们提倡人们有权摄入未经加工的乳制品。2012年，《纽约客》（New Yorker）对此做过报道，提到“生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激发了美食爱好者的享乐主义”：

因为生乳未经加热或均质化，而且通常取自牧场畜养的动物，所以会更醇厚香甜，而且有时候还保留着农场的气息——些微让人不舒服的味道，行家称之为“牛屁股”。“巴氏灭菌法剥夺了丰富的口感和芳香的层次。”主厨丹尼尔·帕特森说。帕特森在旧金山有一家米其林二星餐厅，他曾经在那里用生乳制作欧式卡仕达和美式费城冰激凌。［4］

主厨帕特森是料理的专家，和他或任何主厨争论口感是没有意义的。就算巴氏灭菌法可能影响了牛奶的味道，但同时也杀死了会致命的病菌。

生乳运动不是一场由少数外来主厨鼓动起来的边缘运动。生乳拥趸者不仅认为未经处理的乳制品味道好，还主张生乳更健康，更有益于人类。既然生鲜蔬菜对我们更有益，那不是应该一切生鲜食物都这样吗？为什么不以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方式进食呢？为什么不回归更单纯、更简单的时代呢？

那个时代可能是更简单，但那个时代，人们也会时不时死于食源性疾病。不过说到底，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美食家们都是耳聪目明的成年人，如果他们不惜冒着进医院的风险，也要品尝一下咖啡里面牛下部的味道，那是他们的选择。而我也不宜对他们做出太尖刻的评价，因为我最爱的美食包括贝类海鲜和鞑靼牛排，这些菜品所附的免责声明总让我觉得我在点一个违禁品。不过，就算生肉和贝类海鲜有风险，这也不算主食，尤其是孩子不会拿它们当主食，而生乳对孩子会造成直接的危险。(www.daowen.com)

很快，疾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医生试图介入，但徒劳无功。疾控中心在2012年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生乳制品导致食源性疾病的风险是灭菌乳制品的150倍。一名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专家更是毫不客气地把饮用生乳制品比作食品界的俄罗斯轮盘赌。但生乳拥趸者丝毫没有动摇，他们不仅自己继续摄入未经处理的乳制品，还坚持要把这种产品拿给那些没有选择或没有能力理解这场论战的消费者——他们的孩子。

为什么要听医生关于生乳的建议？要知道，他们在其他一些事情上出过错的。比如食品，几十年来，美国人被告知要限制鸡蛋和某些脂肪的摄入。政府专家告诉民众要减少红肉的食用，增加谷物在饮食中的配比，大体上而言，就是要远离任何口味好的东西。（我承认，最后一点是我对官方建议的个人解读。）几年后，研究发现，鸡蛋不仅无害，可能还对身体有益；人造黄油反而比黄油更不利于健康；每天喝几杯红酒可能比滴酒不沾更有好处。

所以说，医生是错的。是时候从储藏室取出培根芝士汉堡，再添上一杯马提尼了吗？

并不尽然。关于鸡蛋的论战已经结束，但只关注美国人饮食的一个方面，就是本末倒置了。关于鸡蛋的具体影响，医生可能搞错了，但他们也有对的地方，比如经常吃快餐、猛灌含糖苏打水或六罐装啤酒对身体不好。一些人就是抓住鸡蛋的新闻（就像之前，他们抓住一个关于巧克力是健康零食的假故事大做文章一样）替自己辩解，把从不听医生的话说得多么合理，但很显然，就帮助人们拥有健康饮食和健康体魄而言，医生比超重的普通美国人更有发言权。

追根溯源，就是因为普通民众没法认识到，专家偶尔会在一些问题上犯错和专家始终在所有问题上犯错是两码事。事实上，专家正确的概率要大得多，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事实问题上。但是公众不断地寻找专家在知识上的漏洞，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无视所有自己不喜欢的专家意见。

人的本性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后面我们会看到——人们就是喜欢寻找一切事物的漏洞。另外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如果算不上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专家和专业人士犯错的时候，后果是灾难性的。比如，一旦提到医学建议的问题，你会发现，几乎一定会有人抛出“沙利度胺”这个词，好像只要说出这个词，都不用详加解释，就已经是最有力的反驳了。几十年前，医学界引入沙利度胺当作镇静剂，并且一度归为孕妇可以服用的安全药物。当时没有人意识到沙利度胺会造成那么可怕的先天缺陷，但此后多年，那些四肢缺失或畸形的儿童照片就一直像阴云一样笼罩在公众的心头，挥之不去。时至今日，这个药品的名字已经成了专家失灵的同义词。

不过，并没有人说专家不会出错（我们在后面会讨论这个话题）。准确地说，专家犯错的概率比非专家低，这才是关键所在。那些人，一边急不可耐地从历史中翻出沙利度胺的灾难，一边习以为常地把几十片药塞进嘴里，从阿司匹林到抗组胺剂，有成千上万种药物经过专家几十年的临床试验和测试证明是安全的。怀疑论者只看得到那一次严重的错误，却想不到有无数的成功案例在延长他们的生命。

有时候，事后怪罪专业人士可能会让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还会带来悲剧性的结果。2015年，马萨诸塞州的一个会计斯蒂芬·帕塞里（Stephen Pasceri）的母亲因为心血管病去世，终年78岁。帕塞里太太长年受到疾病困扰，包括肺气肿，最终在一场修复心脏瓣膜的手术后去世。而帕塞里就坚信是医治他母亲的其中一位医生迈克尔·戴维森（Michael Davidson）忽视了有关某种药物的警告而把这种药物用在了他母亲身上。戴维森是波士顿一家顶尖医院的心脏血管外科主任和哈佛医学院的教授。这名会计跑去医院，开枪打死了戴维森医生，还原了专家之死的字面意思。帕塞里在犯案后饮弹自尽，留下一个优盘，里面存着他关于这种药物的“研究”。

显然，斯蒂芬·帕塞里本来就精神失常，他母亲的病故更是让他错乱了。其实和任何领域的专业人士聊几分钟，都会听到类似的故事，只是情节上可能没那么戏剧化而已。医生和病人因为药物发生龃龉是家常便饭。律师会描述一些客户怎么不听劝而损失金钱，甚至有时候锒铛入狱的事。老师会讲一些家长怎么固执，明明孩子的考试答案是错的，还坚持说是对的。房地产经纪人会说一些客户买房子的时候罔顾他们的忠告结果掉入金钱陷阱。

专家之死已经浸染到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美国大众的科学和数学能力不断下滑，给了从肥胖症到儿童期疾病的多种公共健康危机滋长的温床。同时，在政治和公共政策的世界里——要想在这些话题上进行有理有据的辩论，至少要熟悉历史、公民学和地理，这是很关键的——对现有知识的攻击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