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前，知识是否面临更多危险？对话和辩论是否更难开展？知识分子总是抱怨同胞的愚钝，不满普通民众对知识阶层和专家的不信任。这个问题有多新？我们该多重视这个问题？

发生在公共广场上的冲突能制造出多大动静，原本都是可预期的，但现在却被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放大了。互联网收集一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和尚不成熟的想法，然后把所有不良信息和劣质推理在电子世界里大肆扩散。（想象一下，在20世纪20年代，如果所有小镇的每一个怪人都有自己的电台，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今时不同往日，或许不是因为今人比百年前的人愚蠢，或不像先人那样听取专家的话，而只是简单地因为，今天的我们能听到所有的声音。

另外，普通人之间也会有冲突，大家所知领域不同，意见不合也是在所难免。想想看，第一批狩猎者和采集者也可能会因为晚餐吃什么而争论。人类成就的各个领域都被专业人士把持着，分歧必然愈演愈烈。随着专家和平民渐行渐远，社会鸿沟不断扩大，不信任持续加剧。各类社会，无论多先进，都潜藏着一股对精英不满的暗流，以及一种割舍不掉的文化依恋：面对现代生活的错综复杂和扑朔迷离，人们还是会诉诸民间智慧和城市传说，或是做出其他非理性但正常的反应。

尤其是在民主国家，公共空间嘈杂，人们喜欢挑战现有的知识体系。实际上，他们喜欢挑战一切既有的东西：这是“民主”的其中一个属性。即使是在古代，民主体制也以迷恋改革和进步著称。例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描述公元前5世纪民主制度下的雅典人时，说他们是“沉迷创新”的躁动不安的人；几个世纪后，圣保罗（St.Paul）发现，雅典人“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谈论和打听最新观点”。这种孜孜不倦质疑正统的行为，在民主文化中备受推崇和保护。

美国是一个重视个性自由的国家，比其他民主国家更推崇抵制知识权威。当然，说起“美国人是怎么想的”，就一定要向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2]致敬，不然一切讨论都是不全面的。这位法国观察家在1835年指出，新美国的居民其实并不迷恋专家或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大多数思维活动中，”他写道，“每个美国人都只会相信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托克维尔推理说，这种不信任知识权威的现象根植于美国民主的本质。当“人人平等，大众可以密切注视彼此”，他写道，他们“常常会回想起自己的推断，还把这番推断当作最显著和直接的事实来源。消失殆尽的不只是大众对某个人的信任，而是对任何权威人士的信任”。

这样的观察不只适用于早期的美国。自从苏格拉底被逼饮下毒堇汁，各国的教师、专家和专业人士都在发泄不满，说社会不尊重他们。近代时期，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3]在1930年批评了“大众的反叛”以及这个现象的典型特征——在智识上无端的傲慢：

从本质上来说，智识生活的前提是要具备某种资质。因此，我们注意到，在智识生活中，“伪知识分子”的势力正在抬头，所谓伪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不合格的、低劣的以及照智力标准来看不具备此种资质的人。

或许我的看法是错的，但是，当今天的作者准备就一个深入研究的课题提笔撰文时，他必须要考虑到一点：那些从不关心这个话题的普通读者如果读这篇文章，其目的并不是要从作者这里学到点儿什么，而是去评判作者的观点与自己的一贯认知是否相符。［1］(www.daowen.com)

奥特加·伊·加塞特把公众权势日盛却越发无知的现象归咎于很多因素，包括物质富足、社会繁荣和科学成就。很显然，这样的结论就算放在当代也毫不违和。托克维尔笔下美国人对智识独立的痴迷存续了将近一个世纪，最终在内外夹击下谢幕。工业技术的发展、中学教育的普及、专业技能的扩散以及美国崛起成为20世纪中期的世界大国，所有要素合力动摇了一个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神话——也就是普通美国人具备充分的资质来应付日常生活的挑战和管理一个大国的事务。

半个世纪前，政治学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写道：“面对现代生活的复杂性，普通民众能够明智而得体地为自己履行的职能在逐渐流失”——

在美国人最初的民粹主义梦想中，普通人的全知全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根本条件。一个普通人会认为，就算不做大量的特别准备，他也有能力在各行各业大展拳脚以及管理政府。

现如今，他明白，如果不借助一些设备，他连早餐都做不了，这些对他来说多少还有些玄妙的设备就出自专家之手，他只是个使用者。当他坐下边吃早餐边看早报，他会读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他坦诚以待，就会承认其实他无力判断其中大部分的问题。［2］

回溯到1963年，霍夫施塔特曾指出，这种难以应对的复杂性让公民感到无助和愤怒，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能任由更聪明的精英阶层摆布，而且这情况会愈演愈烈。“昔日，大众对知识分子和正规培训的嘲弄是玩笑式的，而且往往是和善的，现在，他们对知识分子的专家身份心怀敌意，满腹怨恨，”霍夫施塔特警告说，“过去，知识分子遭遇温柔的嘲笑，是因为人们不需要他，如今，他承受强烈的愤恨，是因为人们太需要他了。”

50年后，法学教授伊利亚·索明（Ilya Somin）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局面几乎没有改观。正如霍夫施塔特一样，索明在2015年写道，“政府的规模和复杂性”让“知识有限的选民更难监督和评估政府的许多行为。这样一来，人们通常无法负责任和有效地行使主权”。更令人忧心的是，几十年间，在这个先进民主体制中，尽管自身知识与参政所需的信息水平相去甚远，美国人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去弥合这一鸿沟。“美国选民的政治知识贫乏，”索明正确地指出，“仍然是社会科学最毋庸置疑的发现之一。”［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