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我们都见过。他们是我们的同事、朋友、家人，有老有少，有贫有富，有些人受过教育，有些人则靠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或一张图书证行走天下。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虽身为普通人，心里却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知识宝库。他们相信自己比专家更深刻，比教授更渊博，比轻信的大众更有见地，他们是解读者，非常乐意向其他人阐明一切事物，从帝国主义的历史到疫苗的风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我们接受这样的人，容忍他们，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内心深处的出发点是好的。甚至，我们对这种人还有一点儿喜爱之情。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情景喜剧《欢喜酒吧》（Cheers）就成功塑造了这样一个经典角色——克里夫·克莱文（Cliff Clavin），波士顿的一个邮递员酒鬼，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克里夫成功还原了现实中这一类人，他每次发表一番言论前，都会用“研究表明”或“众所周知”作为开场白。观众喜欢克里夫，是因为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克里夫式人物：假日晚餐派对上的一个怪叔叔，读大一放假回家的大学生。

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人可爱，是因为在这个尊重和依赖专家意见的国家，他们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但是，几十年过去，物是人非。各种各样才疏学浅之辈占领了公共空间，日益鱼龙混杂，他们当中很多人自学成才，对正统教育不屑一顾，对经验嗤之以鼻。“如果经验是当总统的必要条件，”漫画家兼作家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在2016年大选期间发推文说，“那随便选一个话题，让我接受顶尖专家一个小时的指导，我就不信我拿不下。”说的好像与专家交流多简单，就像把数据从一台电脑拷贝到另一台电脑一样。一种知识界的格莱欣法则（Gresham's Law）方兴未艾：曾经这个法则是“劣币驱逐良币”，现在却是误导信息把知识学问拍倒在沙滩上。

这是很糟糕的。没有劳动分工，不依靠专家、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我暂且会交替使用这三个词），一个现代社会就无法运转。没有人样样都是行家。无论我们志向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个人的时间和才能都是有限的，我们逃脱不了这个束缚。我们繁荣昌盛，是因为我们进行专业化，因为我们发展了正式与非正式的机制和实践，让我们信任彼此在各自专业领域的能力。(www.daowen.com)

在20世纪70年代初，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写了一句“只有昆虫才搞专业化”，自此这成为名言，常被人引用。他写道，真正有能力的人应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从换尿布到指挥战舰，都不在话下。赞美人类的适应力和弹性，是一种高尚的情怀，但这是错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宅地所有人都自己伐木建屋，低效不说，成屋也很是简陋。

我们不再沿用这样的模式，是有原因的。我们现在建摩天大楼，需要懂大梁熔铸的冶金学家，会搞设计的建筑学家，能安装玻璃的玻璃工，但我们不会寄望一个人身兼数职，而是大家各司其职。这样，我们才能在百层高楼上眺望城市，将风景尽收眼底。每一个专家，就算彼此的知识偶有重叠，还是会尊重他人的专业能力，精耕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他们精诚合作下的作品，是单打独斗之所得望尘莫及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承认自身知识的局限性，不信任他人的专业素养，那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有时候会抗拒这样的结论，因为这会破坏我们独立自主的感觉。我们唯愿自己有能力包揽所有的决定，如果有人跳出来纠正我们，或是指出我们是错的，或在我们不懂的事情上予以指点，都会令人恼火。这是一些个人的本能反应，但如果这种反应演变成整个社会的共同性格，那就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