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是中南半岛上的一个重要国家，是承载着历史上强大的扶南王国和真腊吴哥王朝的辉煌国度，高棉祖先们给世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作为世界最大庙宇的吴哥古迹就坐落在这片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

自古以来，柬埔寨就是中国的友好之邦，两国友谊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柬埔寨扶南王国时期，两国人民就开始了友好的交往。3世纪时，扶南王曾两次派遣使臣到访中国的孙吴政权，扶南音乐也开始传入中国。之后不久，吴国也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回访扶南，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扶南王国正式派遣使臣。据说，扶南国男子裸体习惯的改变，以及当地服饰文化的起步与发展，就是在接受了两位中国使者的建议之后而发生的。

此后，中国与柬埔寨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13世纪末期，周达观奉命随元使“招谕”真腊，并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著成了传世著作《真腊风土记》，该作品成为现存的记载辉煌吴哥文明的珍贵史料，同时也为中柬两国的友好往来和柬埔寨华人华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证据。应该说，17世纪时，旅居柬埔寨的华人华侨已初具规模，张燮的《东西洋考》卷三《柬埔寨》“形胜名迹”条就对当时柬埔寨华人的住地做了这样的描述：“篱木州，以木为城，是华人容寓处。”其中的“篱木州”正是当时真腊国的属地。17世纪70年代，清初康熙年间，抗清失败的明朝官兵以及不堪忍受清朝统治的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部分居民，曾大批漂洋过海来到当时柬埔寨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23]。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经济萧条、国力衰退，使得许多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纷纷逃往海外谋生，而此时的柬埔寨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环境，以及先前较为稳固的华人基础，成为当时华人旅居海外的重要流向地。据统计，19世纪末时柬埔寨华侨已达13万人，其中金边约2万人^[24]。

随着当地华人华侨群体的不断壮大，中国文化在柬埔寨的传播获得了更为稳固的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中最直接的体现就在于柬埔寨华文教育的发展和华文报刊的兴起。

应该说，柬埔寨的华文教育始于19世纪，最初就是以私塾教育的形式教授华侨子女读书，学生数量也相对有限。到20世纪初，随着柬埔寨华侨数量的不断增多，原先的私塾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当地侨民子女读书的需求，于是以华文学校为主要形式的系统性华文教育应运而生。在兴办华文学校的过程中，华侨社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团结互助、谋生创业的需要，柬埔寨的华侨很早就建立了社团，起初以祖籍地缘及方言分为潮州、福建、客家、广肇、海南五派，起名为“帮”，是早期建立华校的核心力量。其中始建于1914年的潮州帮端华学校是柬埔寨成立最早也是现今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自端华学校成立后，柬埔寨华文教育稳步发展，到1938年，柬埔寨华校已达95所，学生4000人。20世纪60年代，柬埔寨华文教育进入鼎盛时期，柬埔寨华文学校发展到200余所（其中金边华校约50所），中小学生达5万多人^[25]。

随着华文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柬埔寨华文报刊也开始步入历史舞台。柬埔寨的华文报刊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在20世纪50年代时进入全盛时期。总的来说，柬埔寨先后出现过近30种华文报刊，大部分创办于20世纪50年代。其中包括《工商日报》《眉江日报》《生活午报》《金边日报》《棉华日报》《新报》等著名华文报纸^[26]。值得一提的是，创建于1956年的《棉华日报》发展迅速，到1967年时，其发行量已从创刊时的2000份增加到11000份，成为柬埔寨华文报纸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一家^[27]。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同中国保持良好官方关系的柬埔寨也开始出现排华逆流。1967年9月13日，柬埔寨当局下令关闭境内华文报刊。之后，柬埔寨政府又于1968年在金边创办官方华报《柬埔寨日报》，由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纳拉迪波任社长兼总编辑^[28]。(www.daowen.com)

1970年朗诺政变后，新政府迅速封闭《柬埔寨日报》并将其改组为《柬埔寨救国日报》，同时创办以经济内容为主的华文报刊——《经济日报》，其目的是为新政权提供服务。朗诺政权对华文教育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关闭统治区的全部华校，并且禁止悬挂华文招牌，金边仅存的家庭式华文教育也屡遭禁止，使得刚刚得以复苏发展的柬埔寨华文教育再次跌入低谷。值得庆幸的是，1970年到1973年间，在红色高棉的管辖区，华文教育曾出现过短暂的热潮，冒着被飞机轰炸的危险，华校坚持上课，甚至连一些偏僻的小乡村也办起了华文教育课堂。然而，从1974年起，柬埔寨华文教育陷入绝境，被全面禁止，特别是1975年至1979年民柬执政期间，甚至连华语也遭到取缔。直到1990年柬埔寨政府同意重新建立华文学校，柬埔寨华文教育才重获新生，1991年10月，“磅针省棉末县华侨公立启华学校”首先复课，随后，金边和马德望等地的华校也相继复课，揭开了柬埔寨华文教育的新篇章。

1993年柬埔寨王国政府成立后，在华文教育复苏发展的推动下，柬埔寨华文报刊的发展也呈现出了勃勃生机，柬埔寨政府同时批准《华商日报》《金边日报》《高棉独立日报》3家华文报纸出版^[29]，其中1993年12月17日创刊的《华商日报》是较早恢复的柬埔寨华文报纸，也是率先采用彩色印刷的报纸，销路较好。1999年后，由香港商人主办的《大众日报》和《新时代日报》先后创刊^[30]，柬华总会的机关报《柬华日报》和《马来星洲日报》支持的《柬埔寨星洲日报》也在2000年相继问世。此外，中国香港的《亚洲周刊》、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泰国的《世界日报》在金边也有少量发行^[31]。

纵观20世纪柬埔寨的百年发展历史，其国家政权频繁更迭、国内战乱不断，经历了由法属殖民统治到独立后的柬埔寨王国，再到后来的“红色高棉”极端主义革命以及长期的内部战乱，最终回归君主立宪体制的复杂过程。曲折、屈辱的历史经历不仅严重地阻碍了近现代柬埔寨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其社会文化遭受了巨大冲击，而且对其有研究价值的资料的损毁程度也是不可忽视的。鉴于上述原因，在提及20世纪中国文化对柬埔寨的影响时，我们往往只能从其国家华文教育及华文报刊兴起和发展的角度去寻找蛛丝马迹。当然，现存的、数量极其有限且信息残缺不全的中国文学作品的高棉文翻译卷本，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我们能够从侧面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20世纪前后对柬埔寨的影响，主要包括：《昭君公主的故事》，陈小，1897年，采用近代高棉七音部和八音部诗体，手稿藏于金边佛教学院，共分九册，每册约50片棕榈叶，约有10000至15000诗行；《狄青的故事》，时间不详，应在《昭君公主的故事》之前；《西汉演义》首章的散文译本，译者匿名，19世纪末，手稿藏于巴黎亚洲协会；《许汉文和白蛇、青蛇的故事》，译者匿名，1860年；《三国演义》，奴肯（Non Kon）译；《宝莲灯》（第一集），郝贝译，1961年；《真腊风土记》，李添丁译，1971年。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奴肯于1933年开始着手翻译的《三国演义》，他是从一个1927年在曼谷出版的暹罗文译本转译成高棉文的，此后1948年至1961年间，他一直致力该书的翻译工作，该译本起初由柬埔寨佛教学院以连载的形式在《柬埔寨太阳》杂志上发表，后装订成册出版。目前，《三国演义》的柬文译本共分为10册，已多次再版，在金边各大书局仍然有售，颇受大众青睐。

此外，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对柬埔寨的影响，在戏剧方面也有所体现。一部分中国小说被改编成柬埔寨传统戏剧，由说书人以说唱的形式辗转于各处演出，或者在舞台演出。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对推动柬埔寨戏剧创新也有所作用，在一篇柬埔寨学者和法国学者的合著中，就对这一问题做了更为详细的阐述：交趾支那的高棉人处于日渐增多的中国人和越南人的包围之中，受到了大量扩散的中国文化样式的影响。其表现是产生了一种明显受到中国巨大影响的新型通俗戏剧——“巴萨克戏剧”。这种戏剧曾长期在交趾支那上演，看来应该是20世纪20年代才在柬埔寨出现，是由流动剧团带去的。这样，由中国传统文学作品改编的戏剧开始为柬埔寨观众演出，并获得了巨大成功^[32]。

（李轩志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