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调研重点考察了1900年至2000年这一百年间，中国古代典籍在泰国的翻译与发行。这里的中国古代典籍主要是指1911年以前在中国发行、流传并获得公认的中国本土创作的经典文学、思想、历史、宗教等著作。这些著作随着华人华侨的迁入、中泰两国源远的交流史来到泰国，在泰国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得以译介，有些作品更成为泰国文学、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调研中主要对泰国国家图书馆、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中心图书馆两大泰国权威图书馆的藏书进行了大范围且相对细致的检索，通过对检索结果逐一比对并根据调研范围反复确认，最终共检索到中国古代经典泰译作品48部，此数据尚不包含同一著作的再版或不同版本。

其中文学类，包括古典名著、志怪小说、诗词等共41部，如下：《说岳》（《说岳全传》）、《万花楼》（《万花楼杨包狄演义》）、《三国》（《三国演义》）、《西游》（全本）（《西游记》）、《封神》（《封神演义》）、《海瑞》（《海公大红袍全传 海公小红袍全传》）、《宋江》（《水浒传》）、《开辟》（《开辟衍绎通俗志传》）、《东汉》（拉玛二世时期译本）（《东汉演义》）、《列国》（《东周列国志》）、《西晋》（《东西晋演义》）、《东晋》（《东西晋演义》）、《明朝》（《皇明开运英烈传》）、《南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隋唐》（《隋唐演义》）、《小红袍》（《海公小红袍全传》）、《说唐》（《说唐演义全传》）、《扫北》（《说唐小英雄传》）、《薛丁山》（《薛丁山征西》）、《薛仁贵》（《薛仁贵征东》）、《武则天》（《武则天外史》）、《五代》（《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五虎平西》（《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五虎平南后传》）、《南北宋》（《南北宋志传》）、《五虎平北》、《包龙图公案》（《龙图公案》）、《元朝》（《元史演义》）、《西汉》（《西汉通俗演义》）、《岭南逸史》、《英烈传》、《明末清初》（《新世鸿勋》）、《游江南》（《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红楼梦》、《金罐里的花》（《金瓶梅》）、《圣达旅程》（《济公传》）、《八仙典故》（《东游记》）、《诗经》、《楚辞》、《曹操、曹丕、曹植》（《三国时期的诗作》）、《肉蒲团》。此外，思想、历史类著作共7部，如下：《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易经》、《孟子》、《论语》、《韩非子·主道》、《长短经》、《贞观政要》。

关于中国文学在泰国的传播，著名学者戚盛中曾做过相关研究，在他的《中国文学在泰国》一文中曾提到：“曼谷王朝拉玛一世在位期间（1782—1809），曾指令翻译两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即《三国演义》和《西汉通俗演义》。这两部小说的翻译，揭开了中国文学在泰国流传的序幕。此后，从拉玛二世至六世，据丹隆亲王统计，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被译成泰文的有以下作品：拉玛二世时期（1809—1824）《列国》（《东周列国志》）、《封神》（《封神演义》）、《东汉》（《东汉通俗演义》）；拉玛四世时期（1851—1868）《西晋》、《东晋》、《南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隋唐》（《隋唐演义》）、《南北宋》（《两宋志传》）、《五虎平西》（《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五虎平南后传》）、《五代》（《新编五代史平话》）、《万花楼》（《万花楼杨包狄演义》）、《说岳》（《说岳全传》）、《宋江》（《水浒传》）、《明朝》（《皇明开运英烈传》）；拉玛五世时期（1868—1910）《说唐》（《说唐演义全传》）、《开辟》（《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扫北》（《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家将》）、《薛丁山征西》、《英烈传》、《游江南》、《大红袍》、《小红袍》、《西游》（《西游记》）、《岭南逸史》、《明末清初》、《包龙图公案》（《龙图公案》）；拉玛六世时期（1910—1925）《清朝》（《清史演义》）、《武则天》（《武则天外史》）、《元朝》（《元史演义》）、《五虎平北》。^[1]”(www.daowen.com)

若将本次调研的结果与戚先生文中所提到的内容相比照，不难发现20世纪在泰国传播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绝大部分已在20世纪30年代前完成了其翻译工作，而得以出版发行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较为集中。这一方面是受制于泰国出版业的发展，五世王时期泰国开始有了西方人开设的印刷所，但因为教育尚未普及，所以当时书籍的发行量非常小，传播十分有限。在此之前泰国文学的传播一直以口传及手抄为主要方式。后六世王时期，报纸、刊物成了文学传播的主要工具，中国文学在泰国的传播也得益于此。至20世纪60年代，教育在泰国得以普及，文学著作的出版发行才渐成气候，一大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作也因此受到了出版业的重视，得到了发行或再版。但对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翻译活动并没有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两国建交后，泰国学界对中国古代思想类、历史类著作的关注有所增加，对文学的关注也集中在名著及古诗词类。这一变化反映出著作译介与传播对时代的顺应，泰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发展需求以及同中国双边关系的恢复和深入决定了这一趋势。

在本次对中国古代典籍泰译及传播的调研中，笔者及团队合作者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来自泰译书名的翻译及核实。因为相当一部分的中国古典文学泰译本书名采取了音译的翻译方法，而音译主要以泰国华人的潮汕语发音为参照，这便增加了确认著作的难度，需要大量的检索，或请教中、泰相关专家才能完成。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泰国华人华侨在中国古代典籍传播中无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