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随着大量华人移民的到来，中国古典文学也随之传播到马来亚。中国古典文学在新马的流传，多是古诗、民间歌谣、小说、故事、散文等，其中包括部分译为马来文的作品以及如经学典籍、序文碑文等广义的文学作品。其最主要的传播方式与途径包括以下三种：民间说书人的口头传播，土生华人群体对部分中国传统小说的译介，以及广义文学的传播。

一、民间说书人的口头传播

在新马民间流传的中国口头文学，其实质是俚俗文学。学者莫嘉丽认为，此类文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下层劳工中广受欢迎的“讲古”；另一种是人称“过番歌”的民谣^[7]。所谓“讲古”，即闽南方言及潮汕方言中“说书、讲故事”的意思。南洋地区早期的华人移民以劳工为主体，多为文盲，听听“讲古”，既是他们辛苦劳作之余的享受，也可慰藉思乡之情。因此，这一形式深受下层劳动者的欢迎。

而“过番”是闽南及潮汕方言中“出国、出洋”的意思。“过番歌”是一种民间歌谣，其内容多为诉说男子离妻别子、单身出洋的无奈与悲伤；皆以方言唱出，民俗色彩浓厚。例如：“断柴米，等饿死，无奈何，卖咕哩。……火船驶过七洲洋，回头不见我家乡。是好是劫全凭命，未知何日回寒窑。”^[8]歌谣中的“卖咕哩”即“卖苦力”，说明华人为养家糊口，漂洋过海的辛酸与无奈；而“七洲洋”即今天海南东南海面的七洲列岛，过了七洲洋，就远离故土，前途未卜。“过番歌”将出洋的孤独悲苦以家乡方言“重构”，在形式上将异邦与故乡这两个远隔的空间联系起来，似乎成为劳工们有家归不得，只能在精神上“梦回”的喻义^[9]。

二、土生华人群体对中国传统小说的译介

土生华人在马来语中被称为“ Cina Peranakan ”，俗称峇峇娘惹。他们是东南亚特有的族群，是早期移民入东南亚的中国男子与当地的马来女子所生的子女。“新马的土生华人，专门指那些与土著有混合血统的特殊身份和文化背景的族群。”^[10]峇峇娘惹的聚集区主要集中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榔屿及新加坡。这三个地区就是当年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海峡殖民地，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海峡华人”。峇峇娘惹群体在文化上接受了许多马来族群的习俗，但同时仍继承和保持着中华民族的许多文化传统，注重孝道，讲究长幼有序，他们婚丧嫁娶的习俗和中国传统的礼仪也很相似，在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方面十分“中国化”。

正是这样一个血统融合、文化杂糅的特殊群体，他们中的部分精英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译介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他们的华文基础不算太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初，他们曾经把相当数量的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皇朝历史，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后列国志》《精忠说岳》等翻译成马来语。这些翻译作品如今被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其中有一部分流落到外国去，如英国、荷兰、法国，甚至俄罗斯等。存在马来地区的，除新马国家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外，还有一部分是归属个人藏书。至今有书可考的，尚有几十部^[11]。

经过新加坡学者杨贵谊先生的统计，从汉语译为罗马化马来语的中国古典小说，从1889年至1950年，共有79部问世，其中包括几部小说在不同年代的重译和再版。杨贵谊先生指出：“相信尚有遗漏，但为数不会太多。”长期致力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华人历史及文化研究的法国著名汉学家克劳婷·苏尔梦在其论文《马来亚华人的马来语翻译及创作初探》中列出了94部马来半岛华人用拉丁化马来语译著的小说目录^[12]，其中71部是华人翻译成马来语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这些中国古典小说译作中，于20世纪问世的作品，严格说来，是从1902年至1950年，包括重译和再版的，共计59部，其中43部是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出版的。因此，20世纪30年代无疑是中国古典小说在马来亚译介的巅峰时期及黄金时代。

土生华人选择进行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历史性、故事性及民俗性很强的演义、奇观、志怪等通俗小说，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近代通俗小说的五大类——历史演义、公案小说、侠义小说、志怪小说、言情小说，其中以历史演义数量最多，公案、侠义次之，志怪与言情只占很小的比例^[13]。

峇峇所翻译的中国通俗小说的题材以历史小说为最。例如以先秦为背景的《孙庞演义》和《封神榜》；描写汉代历史故事的《三国》《西汉》和《王昭君和番》；唐朝的故事，如《反唐演义》《薛仁贵征东》《红面君主》及《罗通扫北》等；以宋朝为历史背景的《万花楼》《精忠说岳》《狄青五虎平南》及《杨文广征南闽》等；讲述元朝历史故事的《孟丽君》和《臭头洪武君》；明朝的故事《正德君游江南》；清朝的历史故事《洪秀全》和《乾隆君游江南》；等等。(www.daowen.com)

峇峇翻译文学中多选择历史小说，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一）由于这些历史小说同时承载了许多中华文化元素，通过历史小说的阅读，在读史之余，也可直接濡染中华文化；（二）在历史小说中贯穿了传统伦理道德观，这对于重视传统礼教的峇峇人而言，是家庭教育中不错的教科书^[14]。

有的学者指出，土生华人作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是“为了让马来人了解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其实此类文学作品从诞生最初到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其针对的读者群主要还是土生华人群体，也就是峇峇族群。“曾锦文曾在他的《三国》序文里提到，他从事这项翻译工作，主要是为他的‘族群’提供有益的消遣读物。此外，也希望通过这些翻译作品，让那些不懂汉文的峇峇娘惹们对中国文学名著有所认识。”^[15]因为这些翻译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是峇峇马来语。这种语言自成系统，与地道马来语不尽相同。它是一种夹杂了许多闽南方言的马来语，把许多马来语发音作了改变，并用中国语法来讲马来语。再加上大量中国文化背景的内容，对于当时仍习惯于阅读爪哇文书写体的标准马来语的马来人而言，在理解上有相当的难度，也比较缺乏兴趣，因而接受度不高。这也正是大量的此类作品在正式出版前往往在土生华人创办的报刊上进行连载的原因。因为这类报章的主要读者群亦是土生华人群体自身。广大的土生华人正是通过对通俗小说的普遍阅读，了解中华民族历史，濡染中华民族文化的。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马来亚土生华人自主创办一些出版社以及双语或单语的马来文报刊，为这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译文、译本提供了广阔的发表园地。比较知名的出版社包括宝华轩、古友轩和金石斋等。于1924年由吴清林（Goh Cheng Lim）和袁文成（Wan Boon Seng)在新加坡合办《日常报》（Kabar Slalu）是首次连载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作品的报章。当年，《白蛇与黑蛇》《二度梅》《薛仁贵征西》等作品在该报开始连载^[16]。而后来比较有影响的报纸例如《东星报》《土星报》《土生华人报》《土生华人新闻》《阳明报》《每日新闻》《讲故事报》等，在单行本出现以前，翻译作品就在这些报刊上连载。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马来文翻译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峇峇群体中的西化土生华人，而在20世纪后半叶接续翻译工作的则是汉化土生华人。虽然在数量上比不上前者，但是翻译的作品内容却比前者来得多样化，包括古典作品、传说、民间故事和旧韵文等，而且是采用较现代化的马来语翻译。其中已出版成单行本的有《浮生六记》（1961）、《山伯英台史诗》（1963）、《梁山伯与祝英台》或《蝴蝶的故事》（1964）、《中国古典诗词选》（1981）、《孙子兵法》（1986）、《三国演义》I至III连环画（1992）、《大学中庸》（1994）、《道德经》（1994）、《聊斋故事选》（1994）、《梁山伯与祝英台》（1994）。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马来西亚出版界，出现了几部由马来人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包括《白蛇传》（1990，Rusnah Talib译）、《前娘》（1990，A lauyah Bhd.Rahyman译）、《孟子》（1994，Obaidellah Hj.Mohamad译）、《孔子的学说论语》（1994，Obaidellah Hj.Mohamad译）。其中，前两部是从英译本间接翻译过来的，后两部则是精通中文的乌拜德拉·哈吉·穆罕默德（ObaidellahH j.M ohamad）先生直接译自中文，他曾于马来亚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乌拜德拉先生的这两部译作是由马来西亚官方最高级别的出版机构国家语文出版局出版发行的，在当地有较大影响力。

三、广义文学的传播

海外华人侨居异国他乡，为了增强凝聚力，相互帮扶，逐渐组建了各类华人社团。马来西亚是全球拥有华人社团最多的国家。2000年3月，时任马来西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部长黄家定指出，至1999年，马来西亚正式注册的纯华裔合法团体达8775个。华人社团同华文教育及华文报章并称为马来西亚华社的三大支柱。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多为地缘性、血缘性和业缘性以及学术、娱乐、宗教、慈善等性质的社团，其中以地缘性的社团（如同乡会馆）和血缘性的社团（如宗亲祠堂）为最多，历史也最为悠久。

新马华人的集体活动多由会馆社团牵头组织进行，举凡立会馆、建祠堂、兴学校乃至举办各种慈善福利活动等，都依华人古制而“做文以记之”，并刻石以流芳。这些记识碑文，均按中国古典散文的格式写作，许多文字极具文采^[17]。对于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传播的研究，这些序文或碑铭无疑极具价值，因为这些以“记”“序”“跋”等形式出现的碑文可以看成广义上的古典文学形式。德国著名汉学家傅吾康教授一生潜心研究东南亚华文碑铭史料，完成了大量极为珍贵的有关东南亚华文铭刻资料的搜集及编纂工作。他曾于20世纪60至70年代，两度受聘到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任教。这一期间他在新马各地搜集了大量的金石碑刻，并于1978年与马来亚大学的陈铁凡(Chen Tieh Fan)教授合著并出版了《马来西亚的华人碑文》(Chinese Epigraphy in Malaysia)一书。他在该领域的中文著作还包括《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泰国华人铭刻萃编》等，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