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在我的反应炉设计重获生机后，我便马不停蹄地飞往印度。

多年下来，我体悟到一个事实：因为我的反应炉设计对象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乡间百姓，每当我在MIT碰到研究上的困境或心有困惑时，回到印度的乡间，就等于是回到我工作目标的起点，置身现场，给我的思路及观点带来莫大的助益与启发。

古奈教授和桑托什在我测试失败之后给了几个方向。我对于古奈教授所提出的低氧炭化想法有点共鸣，因此想朝这个方向努力，设计出一个可行方案。

我先前的设计仍然太复杂了，因此强迫自己做更进一步的简化。最后，凭借着以前在肯尼亚制炭的直觉，我画出了一个我深信会成功的设计。

这个设计比我原先的设计更加简化。如果被北美或欧洲做制炭技术的同侪看到了，他们很可能会嗤之以鼻。那又如何？这些同侪的设计是针对美洲或欧洲大型企业的炭化需求所设计的，而我大概是目前唯一针对乡间需求来开发小型炭化设计的工程师了。因此我做出来的设计，只要我自己有信心可以符合发展中国家乡间的需求就行了。

在这趟印度的旅程中，我完成此次设计的剩余细节，然后传给美国的制造商去估价。以前花了整整一年的设计过程，在做过一次之后，第二次快了很多，才一个多月就完成了。

可是，我碰到了一个令我头痛的问题：我已经不再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制造商合作了，反应炉建好之后，要在MIT的哪个地方进行测试呢？

指导教授的实验室那时正在施工装潢，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容纳我的反应炉，我必须想办法在MIT找个房间来打造自己的实验室。

去哪儿找这个房间呢？

“记得几年前，MIT有一组学生正在研发生物柴油。”朋友告诉我，“他们团队现在已经解散了。他们当初在测试柴油引擎时一定有个实验室，可以提供燃烧实验的抽风需求。你可以和他们谈谈吗？”

我上网去找了生物柴油社团，发现他们也是MIT全球挑战的获胜者之一。他们的网站已经过时，但我联络上其中一名成员。

“当初我们得到全球挑战的奖金之后，便向MIT申请了一个实验室来进行柴油引擎的测试。这个过程耗时好几个月，很令人头痛。”他也把我介绍给MIT的环境安全健康部门。

环境安全健康部门和我详谈后，便带我去看生物柴油社团那间空空如也的实验室。他们告诉我，这个实验室隶属于MIT的研究副总裁，他们无权给我这个空间的使用权。

最后，我直接写信给MIT的研究副总裁，请她允许我使用这个实验室。我的指导教授也和她洽商。经过几个月，我终于拿到这间实验室的钥匙。

由于我的反应炉会喷火，我也和MIT环境安全健康部门交涉了好几次。他们也规定这间实验室必须安装一些危险气体侦测器。

最后我发现，由于MIT的体制十分庞大，难免会存在一些官僚制度。例如，争取实验室的使用权，就让我头痛了好几个月。所幸，MIT的官僚系统不会极尽刁难，只要有适合的理由和目标，并且极具耐心地一次又一次解释，相关单位还是会理解并释放善意的。

3月时，制造商已经建造好了新设计的炭化炉。我把不同的零件带回MIT组装。这时梅根已经毕业，桑托什也去做其他研究，因此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只有我和机器在实验室里独自相处。

首先，我做了一个最简单的测试。我把木屑喂入反应炉，但是没点火。接着转动马达，让同样的木屑从另一头出来。

没想到这么简单的测试也出现了几个问题，于是我又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去修正。有时我觉得通过制造商去修改太慢、太贵了，便把反应炉零件拆下来，直接拿到MIT的机械厂房自己动手钻洞切割。光是这样的动作，一天可以来回好几次。连这个最简单的测试，也让我经过一二十次的修正才把问题解决。

接着，我前进到第二步：把木屑喂入反应炉，但是马达暂停。送入的只是被加热的氮气（不是空气）。氮气不像空气，它不会燃烧，可以通过它的热度来测试木屑炭化的过程，而不会有木屑自燃之虞。(www.daowen.com)

我立刻又发现了一些问题。首先，现在的温度计无法测试那么高的温度，所以更换了一种新的温度计，同时也更换了撷取温度计数据的线路。后来我发现热源的温度不够高，不足以炭化反应炉底的木屑。为了这个加热装置，我又重新设计了两三次。

第三步和第二步一样，只是把马达打开了。炭化后的木屑慢慢地从出口跑出来。看到出来的炭化木屑没有像先前一样自燃时，我大大松了一口气。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小缺失，我花了一星期去调整。

第四步和第三步一样，我小心翼翼地把氮气换成平常的空气。炭化反应稳定进行。

最后一步则是关掉热源，让木屑在没有任何外来能源下继续炭化。这一步也成功了，我的反应炉终于在2016年8月测试成功。

之后，我改变马达的转速和空气流量，持续观察炭化环境有何不同。除了木屑，我同样测试了米糠和稻草。一开始，我不知道如何表达不同物质的重量、温度、固体成分等各类数据，因此桑托什和我花了好几周的时间，定义反应炉的一些重要功能指标。

举例来说，当工程师要设计一款新的飞机时，必须对这架飞机的性能进行不同的测试，飞行员才知道如何借由引擎转速、机翼角度等来控制飞机的性能及行为，才不会超过安全操作的范围。当我设计了新的反应炉，我也必须提供类似的数据，这样其他人才知道要如何操作并控制。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需要不同的仪器来为炭化后的样本进行分析。因此，桑托什和我帮实验室添增了几个重要的测量仪器，包括热重分析器、热量计、气相层析质谱仪、磨碎机、压缩机等。几个月前还空空如也的实验室，没过多久就已经看起来非常专业。目前，只有几个数一数二的实验室可以测试生物质废料及固体燃料，过去MIT并没有自己的设备，因此每当我们的样本需要测试时，都要送到别的实验室和别人合作测试。

因为我的博士论文需求以及塔塔中心的资助，桑托什和我如今也帮MIT增加了这项新的测试功能。这几个月里，也有别的实验室有意和我们合作，送样本给我们测试。当来自埃及、印度、巴西等世界各地的访客拜访古奈教授时，常常是从这个实验室开始参观。

后来，我通过MIT雇用了两位大学生来协助我做实验。每当早上来到实验室，闻到反应炉微微的烧焦味，听到热重分析器帮浦的轻微呼呼声，看到那熟悉但有点凌乱的笔记本和样本散布在桌上时，我似乎重拾了刚进MIT的回忆，也就是走进生物实验室的惊艳感。七年后，我仍然无法置信，在这里，我是MIT的博士生，而这看似平凡的实验室正在做着非凡的研究！

除了那种惊艳悸动，我不禁有一种以前从来没有的骄傲感：这实验室的一切都是桑托什和我从零一手打造的！

欣赏了这一切之后，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你该毕业了。”

于是，我把初期的数据分析完毕，2016年11月初和我的论文委员会教授们碰面，并告诉他们我打算在2017年6月毕业。我设计的反应炉构想后来上了报纸，之后，与一些商学院同学合作的成果，得到了MIT清洁能源奖、MIT食品及农业创新奖、美国专利律师协会环球奖等。

这是我的实验研究荣耀的时刻，也是我博士生涯的高峰。从我在2013年开始和古奈与史洛康教授以博士论文的方式研发制炭技术起，我常常想象着，当反应炉测试成功那精彩的一刹那，我的心情一定是百感交集！可是当我真的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事实并非如此。

我会这么想可能是当初我并不清楚如何达成目标（让反应炉测试成功）。因此，这个目标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个无法以寻常步骤达到的奇迹，必须拥有一种超然的信心突破或突发灵感，才能帮助我一蹴而成。

但一路走来，研发的过程本身并没有依靠信心突破或突发灵感，就只是按部就班、步步为营的科学测试。每一步都必须在我测试或修改到有自信没问题之后，才能继续前进，进而为反应炉奠定一个稳定的科学基础。如此一步步走来，我对于这次所设计的反应炉也愈来愈有信心了。

因此，当正式测试整个反应炉的最后一步到来时，我早已成竹在胸，终于大功告成时，我一点都不觉得惊讶，更别说百感交集了。这一天对于我而言，不过是自己步步为营的科学方法的最后验证而已。

话虽如此，整个过程也不是毫无感情的。经过几年的波折，在我即将拿到博士学位之际，我的内心没有丝毫优越感，我只感到一种深深的谦卑。这几年来，虽然我做出了一些基本贡献，但尚未探索的东西还有很多，而自己未知的似乎更多。就如史提夫学长多年前对我说的：我发现了宇宙是多么浩瀚、研究多么艰难，而自己又是多么渺小。探索未知犹如走在迷雾中，但偶尔云雾稍微散开之时，我短暂瞥见了宇宙的永恒及无限。在这大千世界里，一步步找寻并厘清这些非凡的宇宙定律，并开阔自己的视野，大概就是历代科学家的终极追求吧！

我的指导教授也是这样稳扎稳打，一步步获致今天的成就。当我毕业离开MIT后，学弟学妹也会这样循序渐进，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如果我有可以成为他们未来借鉴之处，就是全心实践“按部就班，步步为营”的研究哲学，不贪快也不抄小径，让他们得以少走冤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