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组队准备赴肯尼亚的同时，我也和史洛康教授一起为我的博士研究寻找资金。在和他慢跑后一个星期，我再次和他碰面。

“我现在和一位生物系教授合作，他正与马来西亚棕榈油业的某个富豪讨论赞助案，请MIT帮忙研发一个可以自动采收棕榈树果实的机器人。”史洛康教授说，“你去和生物系教授提提你的方案，看看那位富豪会不会愿意也一并赞助你的研究计划？我深信他对于当地乡间农民用棕榈叶或其他废物再利用会感兴趣。”

我对于马来西亚的棕榈业毫无研究，因此花了一星期时间尽量去熟悉棕榈业。我发现最大废物不是叶子，而是一种水油混杂的流质物。这种流质物量很大，无法直接倾倒在河里，很多人为了要怎么处理它而深感头痛。我的制炭法对此并不适用，但我想如果棕榈种植园的面积够大，就可以设计一个人工湿地来处理这种流质废弃物，还可以养鱼。至于叶子、果壳等废物，则可运用炭化方式来处理。这是一个结合农庄进行废物管理的方法。

我把我的想法写成三页的提案，请生物系教授给马来西亚的富豪过目。不到一星期，提案被驳回了。

“他认为你这个提案太单纯化了。”生物系教授说，“实际情况比你想象得更复杂。”

我又试了几个不同的想法，但全都被驳回。史洛康教授似乎也一筹莫展，这条棕榈树的路似乎是死路一条。

我对史洛康教授的信心顿时大减。眼看已经来到2012年11月了，而我先前的老板给我做完硕士论文的资金和薪水即将在2013年1月用完。“我还有两个月的资金，”我写信给史洛康教授，“到时候如果我们还找不到适当的资金机会，我可能就要另外寻找指导教授了。”

同时，我也打算自行申请资金。MIT和一些校外组织都有提供助学金来补助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但很多都是针对年轻的博士生，像我这种后期的博士生，机会并不多。我看到考夫曼（Kauffman）基金会赞助有关创业的博士研究，便立即去申请，可是很快又被驳回了。另外像赫兹（Hertz）及索罗斯（Soros）的奖学金，我也都没有入围。

我的朋友知道了我的困境后，说她有位朋友麦特（Matt）也曾为自己的博士研究申请过奖学金。她把我介绍给麦特，我请麦特喝咖啡，想听听他的经验。

“奖学金的竞争十分激烈，要胜出很难，只有你自己孤军奋战。”麦特说。我从他的话中得不到一点激励或兴奋感。“但是九输之后，你只要赢一次，你就有钱了。因此尽可能撒网，向不同的奖学金提出申请书。”他也给了我一些奖学金的建议。

我照他的话投了几个奖学金的申请。有个奖学金是专门资助有兴趣到新兴经济体创业的学生，虽然钱不多，不够我一整年的学费及生活费，但我觉得可以试试看，至少补贴一点我的生活费。我去请一位对我这方面的兴趣有了解的教授来帮我写推荐函。

“我很乐意推荐你，但是我有一个先决条件。”她说，“我有位学生艾米莉亚（Amelia）以前也拿过这个奖学金。你先去和她谈谈她的经验。”

我和艾米莉亚约了时间。她在开口之前，先小心翼翼地把办公室的门关上。我的心直往下沉。

接下来几分钟，她把这个奖学金的体制批评得体无完肤。“总之，我觉得被他人利用了。”她这样说。

“听你这样说，我没兴趣申请了。”我回答。

“若你真的没兴趣申请，你今天还会来找我谈我的经验吗？”她反问我。“说实话吧！我申请时也是一个穷光蛋研究生，努力在找自己的研究资金。当你急需资金时，是没有很多选择的。”

我望着她，默默无语。

她叹了一口气，继续说：“如果你决定申请并接受这个奖学金的话，眼睛要擦亮一点。”

离开了她的办公室，我反复思考，也想起了先前麦特的“九输一赢”论，最后还是决定提出申请。

我提出的奖学金大多是从2013年9月才开始生效。即使我申请得上，我在2013年1月，也就是前老板的硕士论文赞助结束时，接下来八个月的空窗期还是得变出自己的薪水。

这时我一个朋友在MIT感知城市实验室（Senseable City Lab）工作，这间实验室专门研究数位科技如何影响人类城市的生活。两年前，这个实验室推出了一个与巴西城市拾荒者相关的研究方案，当时我正在计划2013年1月要和团队去肯尼亚的蒙巴萨，所以对这项研究很感兴趣，心想着是否也可以把它推广到蒙巴萨，从事当地的垃圾管理。

因此我和该实验室的雷提（Carlo Ratti）教授联系上了，说我有兴趣在他的实验室做研究。他邀我把我过去的研究做个简报，讲毕，他十分欣赏我过去的经验，邀我更深入地和他面谈我的兴趣。

“我对垃圾管理有兴趣，正在替自己找研究资金来深入发展垃圾制炭技术。”我告诉他。

“如果未来你找到了自己的资金，可以做任何你喜欢做的研究。”他回答，“不过现在我的实验室并没有垃圾管理方面的研究资金，倒是有一个方案暂时有职缺，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我说我很乐意考虑。

这是一个研究城市通勤行为的方案。MIT感知城市实验室和不同的通讯公司合作，有不同国家行动电话用户打电话的匿名纪录，葡萄牙、科特迪瓦、沙特阿拉伯、意大利等各有上亿笔纪录。从用户每天打电话的时间及地点，可以估计整个国家不同城市的通勤状况。而我的任务就是比较各国、各城市的通勤行为，看看有没有什么跨文化、跨国家发展程度的普遍行为。

我这时没有什么其他选择，对这个研究方案也颇感兴趣，所以就暂时接受了。至少，我不用烦恼2013年1～8月间的生活开销。

虽然过渡期间的生活费解决了，但我申请的奖学金都只包含学费及生活费，如果我的研究要建构机器的实体模型，那么这上万美元的经费要从哪里来？

2012年年底，史洛康教授提起了一个塔塔集团的方案，或许能解决这个问题。塔塔集团是印度最大的集团公司，声誉卓著。董事长拉坦·塔塔（Ratan Naval Tata）捐了一大笔钱给MIT，为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做些科技上的研发和商业化。这笔捐款在MIT成立了“塔塔中心”，每年都有研究经费可通过竞争性的申请过程分配给不同的实验室。

史洛康要我去和塔塔中心的主任罗伯·史托纳（Rob Stoner）谈谈，看我能不能把制炭过程写成一个塔塔中心可以资助的研究计划。

于是，我在2013年1月底从肯尼亚回来之后，马上约时间和他会面。研究计划的申请将于2月中旬截止，时间很紧迫。

“你要知道，塔塔中心的研究计划必须由MIT的教授来主导。博士生不能申请。”罗伯听我说完我的制炭构想后如此说。

“亚历山大·史洛康不能算是我的指导教授吗？”我问他。

“他是专门设计机器的，但我不认为他能为你的制炭构想提供任何专门知识。你需要的是一个对制炭有专精的教授。”

“我不认识MIT有这方面专长的教授。”我对他说。

“我可以推荐机械工程系的艾哈迈德·古奈（Ahmed Ghoniem）教授。但是我无法保证他会对你的研究计划有兴趣，也无法保证他会同意和你一起申请塔塔中心的资助。”

之后，罗伯也对我说起他们在几年前就已经研究炭化废物的可能性，但他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研究之处。

“塔塔中心资助的计划都必须拥有先进的核心技术。”罗伯接着说，“你的制炭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值得做博士研究吗？”

我说我会和古奈教授谈谈，看他有没有什么好主意。但我心里知道，刚才这场谈话的结果，一定又会让我大失所望。

这时，我已经在创业及研究的不确定之间奋斗了十个月，如今不仅在肯尼亚创业的前景不明、团队解散，连博士的研究资金也没谱，觉得身心俱疲。或许，是应该放弃这个梦想的时候了。

这时我已经开始在MIT感知城市实验室工作，觉得整天写程序码来分析数据的生活也不差，可以一直做下去，不用为资金烦恼。反之，我为自己的制炭创业计划努力了那么久，既没有具体成果，资金也付之阙如。何苦来哉？

虽然我有个梦，明知放弃它是对自己灵魂的背叛，但我发现此时的我一点都不觉得要放弃它会感到痛苦或悲伤，反而感到轻松无比。在被各种不确定性搞得精疲力竭后，我反而怀念起那种可预测的稳定环境。

尽管如此，我内心仍隐约有种难以言喻的失落感：我一直深信当初会对制炭产生巨大的热忱和使命感，是命运注定。如果我打算现在就放弃，又不想将来后悔，那么我无论如何都要和命运做最后一搏：我会写信给古奈教授，并尽我所能和他充分讨论制炭研究计划的可行性。如果他愿意指导我，同意和我一起提交塔塔中心的研究计划，我会和他合作继续发展我的制炭研究；如果他不愿意指导我，或是认为我这个构想不具博士论文的潜能，那么我便不再尝试。客观来说，若我无法去说服一个在能源转换及生物质领域研究了近三十年的世界顶尖专家，我大概也不必再多花心思去发展我的炭化科技了。

古奈教授回信，叫我二月初去见他。他是个白发苍苍、六十多岁的老教授，但是目光炯然。讲话严肃，却又显得从容淡定，充分展现了典型的教授风范。

他先问了我的背景及创业兴趣。然后问我是否认识麦特。

麦特？那不就是我几个月前请喝咖啡，与我分享他申请研究资金经验谈的博士生吗？

“我是他论文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古奈教授接着说，“他刚毕业，拿到了绿色回响（Echoing Green）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继续为其研发的科技创业而努力。选择创业这条路需要长期全心投入其中才行。”

“我的目的是想有一个继续探索制炭方法的机会。”我回答，“如果经过几年依旧不可行，我也无怨无悔，因为至少我有机会和世界顶尖专家彻底探索了这项可能性。”

我们花了约一个小时就炭化的科技和用途进行广泛讨论。终于，我鼓起勇气提问：“我刚才说的制炭方法拿来做博士论文，您觉得有潜力吗？”(www.daowen.com)

“研究以及科技研发的结果本来就难以预测。”他回答，“但是，我宁愿保持乐观的态度。”

最后，他说他对我以此做博士论文有三点担心的事情。“第一，我的实验室现在人员很满，今年9月已经招了4个新生。”

“我会邀请史洛康教授当我的指导教授，不必全依靠贵实验室的全部资源。”我说。

“这先暂且不谈。第二点是你的研究可能没有博士论文的深度。”

“请问麦特是如何把他发展的科技写成博士论文的呢？”

“麦特做的是系统式的模拟及优化。”古奈教授答道，“例如他模拟的是不同零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符合其性能的需求。”

“那我可以参照他的论文架构来写研究计划。”

“我的学生理查（Richard）对制炭的模拟很有研究，等一下我介绍给你，你可以和他谈谈你的想法。另外，第三个让我担心的是你的研究资金从哪儿来？”

“塔塔中心的罗伯·史托纳叫我和您谈，如果您有兴趣，我们可以一起和亚力克斯·史洛康教授合写一个研究计划。”

“什么时候截止？”

“大后天。”

“这太赶了，我没时间。”

“我会起一个草稿，四十八小时内提交给您和史洛康教授过目。如果您接受的话就马上提交。”

之后我也和理查谈了一阵子，觉得的确有些是我的博士研究可以施力的地方。回到宿舍后，我快速读了一遍麦特的博士论文，也仔细思考了我的研究计划架构，但没有马上动笔。晚上，练完跆拳道后，和女友做了一番讨论。

隔天一早起来，我开始动笔，一直写到隔天的凌晨三点，然后送给史洛康和古奈两位教授。他们给了一些小建议，那天傍晚就提交了。

后面便是长达一个月令人不安的等待期。3月，古奈教授通知我的研究计划被塔塔中心录取了。我也陆续收到一些奖学金的通知，最后有三个录取函，资助我博士论文三年的学费及大部分的生活费（剩余的小差额全被塔塔中心补足了）。因此，一个原本不稳定的新创公司翻转了危殆的命运，将会有一个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可以展开后续多年的研发。如果研发取得专利，那么专利权将归属于MIT所有，但我的公司可以与其洽商取得独家授权。我在半年前和史洛康教授跑步时所激起的创业兼博士研究的梦想，终于在2013年5月签了塔塔研究员合约的那一刻实现了。

我在努力筹措资金的这几个月当中，常常想象自己在所有资金确定到位的那一刻，心情会有多么激动。如今，回顾整个筹措资金挹注的过程，其实除了耐心等待及逐步因应、想办法解决外，并没有什么令我激动或兴奋的事情。反而，每当我回首与古奈教授第一次碰面的情景，总会激动难抑。因为我深刻体验到，当一个人已经被接二连三的挫败搞得精疲力竭时，能把他从放弃梦想的绝望边缘挽救回来的，往往不是靠他自己的毅力或才能，而是在陌生人的一句“我相信”或“我宁愿保持乐观”的激励下，重整旗鼓、继续未竟的梦想。

虽然这本书谈论MIT的教育并不局限于理论，而是尽量往现实生活的方向推进，但大部分的学生仍持有一种死板的观点，把MIT看成一个大泡泡，将校内的人、事、物与外面的世界隔绝。

个中原因，或许诚如我学长之前所说，MIT本身的活动太多了，忙到大家都没时间走出校园用心探索校外的世界。我的经验也是如此，尽管我每天都看得到河对岸的波士顿市，可是我大概每一两个月才会去一次。

2013年4月，就在我快要取得塔塔中心提供的研究资金时，河对岸发生一桩恐怖袭击事件，恐怖袭击的余波深深撞击着MIT所有人的心。

我记得4月15日下午，我刚与两位朋友吃完午餐，正走在前往创业马丁信托中心（Martin Trust Center）的路上，准备与队友碰面。这时河对岸忽然传来了“砰”的一声轰然巨响，那是波士顿马拉松恐怖袭击的第一个炸弹爆炸声响。

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恐怖袭击发出的巨响，心想是不是施工的工人不小心把很厚重的铁板摔落在地上了？还是晴天打雷？

进了创业中心，我就没有再听到第二次炸弹爆炸声。直到后来，一位哈佛队友迟到十分钟进来后，便开口说她听说对岸发生了爆炸案，有人死伤。

打开电视新闻，恐怖袭击的消息占据各大新闻台，迅速在全美蔓延开来！我的手机这时也收到MIT传来的信息，告知我们有爆炸案。这时我的实验室、生物工程系等也纷纷开始互相发群组电邮报平安。

这时，我的一位Takachar队友得知他的友人当时就站在终点线附近观看比赛，耳膜被爆炸声震得非常不舒服，便匆匆离开，前去关心探望朋友的伤势。

此时，讯息非常混杂，大家都不知道最新的情势发展。我走回办公室，一位同事发现推特（Twitter）有最新的消息更新，就自动把推特的信息放在办公室的大银幕上播放。

另一位同事这时在救护车队上执勤，好心地发了一个电邮给大家：“目前，市政府、哈佛及科普利广场都有未排除的可疑爆裂物，哈佛附近有炸弹恐吓。请大家尽量不要出门，倘若一定要出门，请结伴同行，尽量远离垃圾桶。请假设所有的公共交通系统目前都是停驶状态。”

看起来哪里都不安全，到底要待在办公室还是回家？我觉得进退两难。

这时一位同事忽然起身关掉大银幕。“已经五点多了，大家赶快回家吧！”他说，“现在的状况混沌不明，随便听未证实的谣言只会造成集体恐慌。”

有位同事和我住在同一栋宿舍，我们提早下班一起走回去。回到宿舍，收到校长的来信，告知MIT没有人受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过了几个小时，正值台湾早上的时间，我陆续接到父母和亲友的关心电话。看来，这次的恐怖攻击事件成了国际大新闻，引起全球瞩目。

恐怖攻击后隔天我收到信息，说MIT商学院附近有可疑爆炸物，请我们远离那个地方。但过了十分钟后便排除了。现在连搭地铁都必须先排队，会有州警来检查背包。

尽管人心惶惶，MIT也表现了安抚人心的温暖行动。发生爆炸的隔天，MIT博物馆宣布免收门票，也举行了一个临时的社区活动。

那时，我有位室友正在研发一种用压力锅为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仪器灭菌的技术，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个很像马拉松炸弹所用的压力锅从实验室搬回宿舍，结果被警察盯上。他回宿舍时被人拦了下来。没有多久，校警也被叫来，盘查我们的宿舍。校警把MIT的环境安全部门人员全叫到我们宿舍来查看。紧接着，舍监也赶来了。

环境安全部门人员看了我室友在他房间架设的实验后，虽然认为没有危险，但还是请他不要在宿舍做实验，要求他把所有仪器都搬回实验室。

在这不安的局势中，我离开了波士顿，去阿肯色州为Takachar做募款简报。

到达阿肯色州的那晚，手机又收到了一个MIT的短信：“史塔特中心附近有枪战。请不要出门。”

不久之后，又是一阵慌乱的电话、电邮报平安。我跟家人再三保证，那时我人不在波士顿。

这时，一位同事晚上还在枪击发生处的楼上工作，吓得她躲在办公室里，两个多小时都不敢出来。她有些歇斯底里地说，楼下有位MIT的校警中弹身亡，但不知道是谁。

我隔天起来发现，新闻中的波士顿陷入风声鹤唳中。原来，MIT的枪击事件和先前的恐怖攻击有关。虽然一位嫌犯被击杀了，但另一位仍躲在波士顿附近，因此整个城市都被警察封锁，停班停课。MIT的朋友都待在宿舍里不能出来，像我这种在外出差的人，则有家归不得。

幸好不到一天后，整个案情水落石出，第二名嫌犯也被逮捕了。我顺利回到波士顿，虽然市貌看似一切正常，但大家的心情沉重无比，很多人都穿着黑衣以哀悼不幸亡故的人。

那位遭枪杀的MIT校警是柯利尔（Sean Collier），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我有一位同事和他很熟，说他的年纪和我们差不多，喜欢和MIT户外社团的学生去爬山。

一位学生说，事发那天晚上，柯利尔原本打算下班后去我宿舍楼下的酒吧，和一些学生唱卡拉OK，但之后他就音讯全无。如今，再也看不到他了。

MIT救护车队有很多人都认识柯利尔，时常在他下班时和他打电玩。事发当天，送柯利尔最后一程的就是MIT救护车。

事发后的短时间内，很多人都穿着“波士顿坚强”或“柯利尔坚强”的衣服，窗口及办公室也挂着类似的牌子，似乎大家都以坚强的外表来鼓励自己和别人。随着时间消逝，内心的创伤与失落进入到不同的阶段。

对许多MIT的学生来说，他们身处的校园是个与世隔绝的大泡泡。我们可以通过泡泡透明的包膜来观察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似乎只要待在泡泡里，就能获得充分保护而不受伤害。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幻觉，一戳即破，因为MIT没有校门，也没有任何神奇的保护膜，它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当炸弹爆炸的那一刻，我们的心都剧烈颤抖着，但大致完好无伤。当MIT校警遭到枪击，那颗子弹似乎直接穿透了我们的心，所带来的是一个有待填补的黑洞。

许多人试着和朋友讨论此事，或是聚在一起用唱歌抚平伤痛，或是向校刊投稿来抒发心情。有些人也求助于校医做心理咨询。我则试图把此事理性化，但是世界上有一些事永远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人并非完全理性。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柯利尔与其他人为什么会死？为什么？

隔年，柯利尔殉职的地方盖了一座纪念碑，灰色的花岗石拱顶在白天苍凉地伫立着。晚上，地上的光亮则反映着枪击那晚天上的星座。史塔特中心很久以前学生恶作剧放在屋顶的一辆旧警车，在一夜之间多了一串串纸鹤。数年后的今天，纸鹤依旧在，学生忙碌地穿梭其下，而它们在天窗透射的阳光下微微摆动。这些永久性的纪念建筑和行动，象征着一个大大的问号，代表着MIT过往的伤痕，也是MIT人在面临浩劫的创伤后休戚与共的象征。随着岁月流逝，当时在MIT经历此事的学生陆续毕业了，生活的繁杂在心中层层堆积，但心中深处的黑洞犹如花岗岩纪念碑及警车上的纸鹤，至今依旧未被完全填补。每次想到此事或经过此处，我的心依旧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