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史洛康教授跑步面谈几天之后，我把我的创业简短文件交给他。但是即使拿到了资金补助，那笔钱也是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研究经费，不能拿来设立公司。因此，我在等待研究资金最终结果的同时，还得筹措创业资金。

首先，我注意到的是MIT全球挑战竞赛。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竭尽心力申请参赛，在5月的评审问答上，我觉得我们也答得不错。最后，我们得到了铜牌奖五千美元。于是，我们有了创业的第一桶金。

我原本打算2012年暑假重回肯尼亚工作，但是实验室里发生的事情已经让我一个头两个大了，而老板给我的资金仅提供到2013年1月完成硕士论文，我只好忍痛待在波士顿，专心地把研究好好完成。

于是，我派了三位MIT学生代替我去肯尼亚，开始和非营利组织旗下的青年组织合作设立制炭企业。我也和他们每天保持通话，了解进度。

我这个时候对于该如何创业仍然毫无头绪，所以想找导师帮忙。通过朋友的介绍，我向MIT的创业指导服务部门（Venture Mentoring Service, VMS）提出申请，这是MIT提供给学生与校友的免费创业辅导服务。

VMS替我找到了几位五六十岁的导师。我第一次和他们碰面时，他们用一种务实的质疑眼光询问了一些令人很不舒服的犀利问题。

“我不觉得你有创业的决心。”一位导师开口就劈头对我这样说。

我以为我听错了，请她重复一次。“你能证明你的创业决心吗？”

我想要开口，但说不出一个字，犹如哑巴吃黄连。

她继续问我：“你现在住哪里？”

“在波士顿。”

“你的公司在哪里？”

“肯尼亚。”

“那为什么你没住在肯尼亚？”

我解释我正在MIT完成硕士论文，并要筹到足够的资金。如果几个月后我筹到了资金、而肯尼亚的公司还有前景的话，我会搬去那里。

“试着想象你未来可能会碰到一种困境，没有人相信你，也没人愿意给你钱。”她看着我，顿了一顿。“你还会继续吗？”

“只要我相信我的公司还有前景，原则上会。”

导师听起来似乎没有被说服，追问我“什么叫公司的前景？”我把未来的目标解释给她。

“因为你不是肯尼亚人，现在人也不在肯尼亚，我强烈建议你找一个当地可以信任的合作伙伴。”

我告诉她，我们已在和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合作了。

“我指的是真正的生意伙伴。你要了解，创业有很多种不同的形态，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冲锋英雄。”我当时不是很了解她这句话，但五年后再回顾看这句话，她说得多么精确贴切啊。

第一次的见面在短短半小时内就结束了。我同意必须找肯尼亚当地合作伙伴的急迫性，因此我更积极地与肯尼亚的非营利组织联络。

隔了一两个星期再和肯尼亚的组织通话，他们的口气变了，似乎对待在那里的MIT学生感到不耐烦，觉得这个暑假待在他们的办公室够久了，该走人了。当他们得知我们还打算送另一个学生过去，但我却未事先充分告知时，觉得不是很高兴，甚至拒听我的电话，也不愿意接待我送去的MIT学生。

因此，我接下来有两三周的时间都是隔着遥远的电话彼端来试图修补彼此的关系。常常一天下来打上两三个小时的越洋电话，讲得疲惫不堪，欲哭无泪。谁会知道在肯尼亚的组织里只要有一个不肯合作的人，就可以把我们的一切都卡关，这让我们十分难堪！

我后来发现，其实那个非营利组织与其旗下的青年组织也有很多摩擦：该青年组织似乎认为非营利组织管太多了，有种起内讧的意味。我们身为新创公司，万般不愿意卷入这个与我们无关的纷扰当中。这时在肯尼亚的MIT学生也不想再继续待下去，因此我们尽快把所有制炭过程及科技都设计好，交给青年组织，我则帮这些学生买机票回波士顿。我在肯尼亚的第一个创业尝试在四个月内便宣告失败。

回首看来，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检讨过后，归纳为以下两点：

第一，我没有亲赴肯尼亚主导自己的公司，反而派两三个MIT学生去。我原本以为可以通过Skype或电话充分掌握当地情况，但这是十分天真的想法。我发现，诚如VMS的导师跟我说的，要在肯尼亚创业，我必须亲自坐镇，因为别人不是自己，也无法期盼他人实践自己的梦想。

第二，我脑子里想的只是技术上的困难，远低估了人际关系及政治性考量。若我在创业前先和当地的垃圾管理同事谈话，就会发现他们一开始也采取和我相同的想法，亦即和当地已在收集垃圾的青年组织合作，通过他们来创业。我也会发现他们和我们一样，很快地便卷入无关的政治纷争中，也在不久之后放弃。现在，那个公司的营运制度不是和别的团队合作，而是自己雇用当地的人。

虽然第一个尝试失败了，但我觉得还有很多问题有待验证，因此想要亲自再去肯尼亚试一试。虽然我们失去了原先的非营利组织合作，但是在奈洛比及肯尼亚的第二大城市蒙巴萨（Mombasa）都还有人脉。我想去那里巩固这些人脉，使其成为我们在蒙巴萨回收有机废物来制炭的合作伙伴。

这也激发我想向MIT学习如何创业，因此我选修了D-Lab三部曲的第三堂课“创业”［由MIT传奇人物朱斯特·邦森（Joost Bonsen）教授传授］。同时，我也选修了MIT创业中心比尔·奥莱特教授所教的“能源创业”。

“你们的第一个功课是彻底掌握顾客的详细资料（customer persona）。”奥莱特对我们说，“很多MIT的工程师以为只要打造了一个很酷的玩意儿，就会有人来买。但很多科技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彻底了解顾客的需求。”

“我要你们去彻底了解所有顾客的价值观及意见等，例如他们有几个小孩？爱看什么电视台？喜欢阅读什么东西？他们在工作上最令人头痛的事是什么？他们的老板是谁？他们的下属是谁？你们必须弄清楚这些细节，才能用顾客的眼光来看你研发的产品。有时，这还会改变你们公司的走向。”

我听了觉得和以前艾米所教给我们的东西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艾米当初并不是在教我们如何创业，但也鼓励我们尽可能了解乡村居民的生活细节。我在加纳时，本来要用连锁砖帮当地人盖更便宜的房子，最后反而设计了冰箱。

现在，如果我要创业成功，也必须拥有这种探索的心态。我去肯尼亚不是只考虑制炭科技这个单一事项，还要把整个垃圾回收的供应链都彻底了解清楚，厘清每个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及角色。

我在创业课上认识了一位MIT斯隆商学院的学生莫熙（Mohit），以及两位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玛丽亚（Maria）和阿里（Ali）。大家对这个规划中的公司都感到跃跃欲试，打算组队募款，在2013年1月休假时去肯尼亚一起闯天下。(www.daowen.com)

玛丽亚曾在肯尼亚工作过，通过她联络上蒙巴萨一个垃圾拾荒者的管理协会，因此来到蒙巴萨以后，我们跟着不同的拾荒者团体，帮他们推垃圾车挨家挨户地收集垃圾，也把收集的路线用GPS记录下来。我们也和不同的回收业者面谈，彻底了解了不同的塑胶、铝罐、玻璃、报纸等垃圾如何回收，市场的收购价格是多少，而价格的波动率又有多高。由于蒙巴萨是海港，有很多回收物，通过层层的回收业者加以收集清洗后，都送上运往中国的轮船，我们对于垃圾回收链的研究也到此为止。

有一天下午，我们接受拾荒者协会的邀请，来到了不具回收价值的垃圾处理场——基博拉尼（Kibarani）倾倒场。这个倾倒场位于海边，一直冒着缕缕黑烟，这是来自偶尔焚烧垃圾的火。烧完后，有时会有怪手把它们推到海里去。垃圾堆上住着一群拾荒者，每当有载满垃圾的卡车开进倾倒场，卡车尚未停毕，那些人便已爬上卡车去翻捡剩余的有价值物品。等到卡车离开之后，我们留下来和那些拾荒者谈话。在炎热的艳阳下，站在垃圾堆上，陈腐的臭气和附近燃烧的烟混合，熏得我有点头晕。

这时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人朝我们走来，大声讲着史瓦希利文，还用手指着我们。我们虽然听不懂，但他的眼神充满敌意。那群刚才和我们谈话的拾荒者马上包围住那名醉汉，试图安抚他。

“我们慢慢向后退一些，不要接触他的目光。”莫熙对我们说。我们照做了。不久，那名醉汉便蹒跚地走开了。

后来那群拾荒者向我们解释，说这个倾倒场几乎没有外国人来访，不知情的当地人看到浅肤色的外国人，因为不清楚我们的意图，疑心病会特别重。他们为这件事道歉，说大家还是朋友。

我们回到旅馆梳洗之后，讨论了下午发生的事。“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些拾荒者，这事件可能会变得很糟糕。”玛丽亚说。

我们在蒙巴萨待了三个星期，莫熙、玛丽亚和阿里都要回波士顿开学，而我也尚未找到任何创业的立足点，想暂时回MIT和团队及导师讨论。在离开肯尼亚的最后一晚，大家在奈洛比吃晚餐，讨论创业的下一步。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社区设置制炭区，由家庭进行分类，把有机垃圾卖给我们，我们则雇用当地人来全职营运。”这是我的想法。

“社区每星期才收两次垃圾，量太小了，赚不了钱。”莫熙这么认为，“我们可以直接从基博拉尼倾倒场雇用拾荒者来为生物垃圾分类，由于一天会进来几百吨的垃圾，我们得盖一个大型的炭化机器。”

“要是这样，我们将不再跟青年组织合作，也不再向家庭购买垃圾了。如此一来，就失去了Takachar原先创业的社会服务初衷。”我有些不悦地说，对这个提议激不起热情。

“这是我们唯一能赚钱的办法。”莫熙说，“你想要让公司赚钱，还是成为一个非营利组织？”

阿里听了也不是很高兴，他说：“在垃圾堆中捡拾已半腐烂的有机物是很困难的，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具有成长性的方案。”

玛丽亚也担心地说：“如果像莫熙说的，我们这群外国人在基博拉尼工作，很有可能会杠上当地管理垃圾的黑手党。”大家都没有忘记那个醉汉凶狠的眼光。

大家似乎没主意了，都安静地盯着我看，似乎在等待我做最后决定。而我那时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我也安静地盯着大家看，没有把握机会领导大家。大家的目光接着飘往电视上的足球赛。

过了几分钟，莫熙开始对大家讲他过去几天想到的创业主意，这个想法和Takachar无关，而是用我们带来的GPS系统改善垃圾车以及其他送货车物流管理的效率。大家都听着并互相讨论，我也装作很感兴趣般参与讨论，但心情其实荡到了谷底，因为我的Takachar似乎被挤到边缘角落去了。

回到波士顿后，我和MIT的VMS导师们谈到这趟肯尼亚行的所见所闻。他们认为我们1月份在肯尼亚的收获惊人，学到非常多东西，但如果Takachar在基博拉尼设立大型工厂，不仅赚不到什么钱，风险又高，是行不通的。

我也和另一位朋友谈了我对Takachar最新的想法，他也认为行不通。“你看看美国不同的城市都有一套垃圾处理法。为什么？”他说，“你要知道，不管你提出的是哪一种商业模式，都市的垃圾管理是很难扩大化的。”这句话好像是个诅咒。

之后，我们的团队仍聚会了一两次，但讨论得很没劲，好像没了灵魂。

不久，阿里写信和我说，他最近很忙，必须把时间优先排给他的另外一个创业想法。有一天，我和莫熙碰面讨论他的暑假计划，他也说有可能会去印度找寻创业机会，无法承诺会和我一起创业。而玛丽亚因为拿到了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毕业后本来就有义务去海外的美国大使馆工作。结果，这个Takachar团队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

我了解也尊重大家的决定或义务，至今大家仍是朋友，偶尔相聚也常常回忆起我们在肯尼亚的经历。但是在2013年3月那时，我倍感挫折，既伤心又沮丧。当初我在朱斯特教授的课堂上组队时，我深深感受到大家的热情，满心期盼着至少会有一两个队友愿意长期和我分担、共享创业的艰辛和快乐。如今那么辛苦组成的队伍也烟消云散了，犹如春梦一场。我找了原先帮我组队的朱斯特教授，向他诉苦，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开导，帮助我从困境中跳脱出来。

“我辛辛苦苦组成的团队都没了，公司还有什么存在意义呢？”我难过地说。

“可是，你在肯尼亚的公司本来就不成熟啊。”他说，“你的硕士论文已经交了，我看你还是一直回MIT，迟迟不愿离开，没有去肯尼亚全职创业，这意味着你在MIT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你希望留下来，试图用你的博士研究来强化未来公司的技术。如果你或你的团队现在不顾一切地投身去肯尼亚创业，是一个十分愚蠢的决定。”我点点头，他说得没错。

“你原先组的团队其实也不成熟。”他继续说，“你们四个人当中没人会说史瓦希利文，没人彻底了解当地的人文习俗，也没人在肯尼亚长久居住过。把四个没经验的哈佛及MIT学生空降到肯尼亚去全职创业，也是十分愚蠢的决定。”

“那我们1月去肯尼亚的旅程算什么？”我反问他。

“那是一个市场调查、市场探索。每当你和团队去肯尼亚一次，你学到的东西就愈多，你认识的人也就愈多，你也在为你的人生经验加分。当你未来准备好真正创业的时候，你成功的可能性也愈高。”他回答，“你现在的困境是因为你只死板板地把眼前所有一切，片面地看成了创业及赚钱。”

“那我的Takachar在肯尼亚的前景是什么？”我又问。

“我宁愿你找到当地肯尼亚的人才，和他们合资，协助他们创业。假如真的成功了，难道你不能在毕业后协助他们拓展公司业务吗？”

朱斯特的分析中肯有力，点出了我平时没注意到的事，让我受惠良多，心情大受鼓舞。

我决定扩展自己的眼界，至少短期内不再狭隘地聚焦于这案子能否赚钱。Takachar还不是一家公司，只是一个学生的兴趣和热情所在而已。即使我先花一笔钱去肯尼亚训练当地人来自行制炭，也未尝不是一个有用的进展以及教育当地人的机会！现在，在距离奈洛比五小时车程的乡下，还有一群农夫在使用我们研发的科技，难道我不能回去和他们一起把这些案子扩大化吗？

“你现在的案子才刚开始。当你达到规模，成功训练了一千位农民之后，我们再来想赚钱的方法。”MIT的导师这样说。

这个想法不仅让我拾回了我内心的兴奋及热情，也给了我暑假回肯尼亚的愿景。

讽刺的是，这是一年前激起我巨大热情的第一个想法，也是我目前最成功的一个。后来我因嫌它不够新颖，执行上太过困难，才转而研究都市的垃圾。在大城市里尝试了不同的方法后，就如萝拉原先对我说的一样，都不觉得会比原来在乡间制炭来得容易。我由此获得一个深刻的体悟，原来每一条路都布满荆棘、艰辛无比，只有满怀热忱才能持续地走下去。

回首过往，这一切的困境至少有一半是我自己造成的。当初我会征召商学院以及政府学院的学生来加入团队，其实是我自认对于经营公司毫无概念，希望他们会告诉我该怎么做。但每个人都带着各自不同的意图和兴趣而来，如果我没有做好掌控和领导，只会被他们各自感兴趣的方向拖着走，而导致我们这个案子无法前进。我当时只想和谐地解决一切矛盾，使所有人达成共识，却也让自己失去了起初的热忱。这些学生不是我，无法代替我追逐我自己的梦想。我必须成为自己梦想的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