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回到MIT之后，我开始思考未来的计划。

首先，我想在暑假时再回去肯尼亚推广我们的制炭计划。同时，我也一心想赢得MIT全球挑战的奖金，用这笔奖金资助暑假的经费。

全球挑战的截止日是4月。申请时，每一队都得递交一份非常详细的两年计划书，例如，我们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新颖之处？这个案子要和谁合作？在哪里举办？有哪些主要的里程碑？得到的奖金如何使用（必须附上详细预算）？两年后，计划要如何继续下去，还是等到奖金用完便收摊？

为了准备这项竞赛，我主导及拍摄了一个五分钟短片。我也请实验室好奇的同事协助我拍摄。我们和萝拉再次碰面，告诉她我们在1月学到的一切，以及讨论我们该如何写这份计划书。

“你们已经在鲁姆鲁提有一个成功的案例了，为什么不借此去肯尼亚乡间各地训练当地村民，让他们学会制炭呢？”萝拉问，“他们还可以将剩下的炭运到奈洛比卖给贫民窟的人。”

“可是我们发现，奈洛比附近有很多有机垃圾，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地训练都市青年组织将有机垃圾进行分类，然后卖给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省去从乡下运炭到都市的成本了。”我说。

“我认为在都市分类和运送家庭的垃圾，不会比把乡下的农作物炭化来得简单。”萝拉说，“不过，我鼓励你们自己先尝试之后再说。”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日后的资金从哪里来？我希望不要像非营利组织一样，必须年年募款。”我说。

“你们可以成立一家公司。如果卖炭的盈余比用垃圾制炭的成本还高，就可以利用盈利来支持你们的运作和成长。”萝拉说。

考虑了各项因素后，我们决定，鲁姆鲁提的案子看起来虽然颇令人兴奋，但我们短期仍会把焦点放在和奈洛比的非营利组织与其旗下的垃圾管理青年团体合作。这些青年团体已经在收集并分类城市的垃圾，我们可以请他们把适当的有机垃圾分类出来，卖给我们做炭化，然后我们再把炭化的炭块以低价卖回给贫民窟的居民。我们可以从中获利，进而有资金能扩展业务。

我之前并没有成立公司的想法。当时，满脑子想的只是如何能在MIT的全球挑战竞赛中脱颖而出，因此首要之务是“创新”。

“创新”和“创业”虽然不同，但两者息息相关、相辅相成。当你有个前所未有的想法，又想要把它变成现实时，创业便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

我从“全球挑战竞赛”的过往参赛者中，看到了很多把创新和创业成功结合的先例。例如，亚摩斯·温特（Amos Winter）在2005年取得MIT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后，向MIT“公共服务中心”募款，去坦桑尼亚和残障人士的组织合作。

当时他看到残障人士用的轮椅无法在乡间颠簸的路上行动，因此他回到MIT做博士研究时，花了一年半时间去思索一个更好的轮椅设计，叫作“创新杠杆式轮椅”（Leveraged Freedom Chair, LFC）。他也在MIT开了一堂名为“发展中国家的轮椅设计”的新课程，让许多学生来研发并改进他的LFC。亚摩斯和他的学生一起去坦桑尼亚、肯尼亚及越南测试他们不同的LFC设计。测试过程中，有残障人士表示他们的设计太重、太不稳定了，他们回到MIT后，便根据这些反馈意见，一次又一次不断改良设计。

从MIT毕业后，他的博士后研究仍然聚焦在LFC上。LFC后来在2008年的MIT全球挑战竞赛中获得了首奖，也在美国陆续申请了两个专利。亚摩斯轮椅设计课的学生蒂什·史科尼克（Tish Scolnik）2010年毕业后，成立了一家专门生产制造亚摩斯轮椅的公司（GRIT），产品销往美国国内市场及海外。

蒂什现在是GRIT的总裁，而亚摩斯为GRIT工作了一阵子之后，回到MIT的机械工程系担任教授，仍为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做工程设计创新。(www.daowen.com)

另一个例子是夸米·威廉斯（Kwami Williams），他是我在D-Lab设计课的同学（和我一起设计手动离心机的队友）。他来自加纳。记得他一直想要当火箭工程师，想要去美国太空总署（NASA）或特斯拉老板马斯克（Elon Musk）旗下的航天科技公司SpaceX等机构工作。2011年夏天，夸米和D-Lab的同学艾蜜莉（Emily）回到了他加纳的老家，遇到当地农民，发现他们在种植一种辣木树（moringa），这种植物的叶子十分有营养。农民问夸米：“你们可以帮我们销售辣木树的产品来赚钱吗？”

于是，两人回到MIT后开始设计能采收辣木树叶与其树油的科技。他们发现，辣木在非洲以外的地区是一种罕为人知的树种，因此他们研发出一种从辣木树中萃取出来的植物油，号称是保养肌肤的圣品。他们在美国成立了Moringa Connect公司，并在朋友之间销售辣木油。那时我在MIT斯隆商学院认识台湾“绿藤生机”公司的总裁，便把他介绍给夸米和艾蜜莉认识。所以，现在在台湾也能买到这种来自加纳的公平贸易辣木油。

我再举一个例子。2009年，三位MIT斯隆商学院的新生去了奈洛比的一处贫民窟，发现当地的公共厕所不敷所需，很多人把粪便装在塑料袋里，随意丢到大街上，很多小孩甚至直接在街上的水沟里大小便。

于是，这些商学院的学生创立了Sanergy公司，设计了一种轻便的小型厕所。当地居民购买了一个厕所之后，就能向上厕所的访客收钱。同时，Sanergy也雇人去各个厕所收集大小便，然后处理成一种有机肥料，可以卖给当地的农民。

2011年，Sanergy团队得到了MIT创业大赛的大奖（十万美元），此外，也获得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提供的十万美元创业基金。他们于2011年从斯隆商学院毕业后，整个团队便搬到奈洛比，创立了这家公司。截至2017年7月，Sanergy已经安装了一千一百个厕所，为五万四千人提供卫生服务。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MIT学生其实正在挑战一种新的创业极限。一般而言，MIT所熟悉的传统创业公司几乎是从发达国家（如北美、欧洲等）开始经营销售，再向海外发展。在21世纪10年代初期，几乎没有听过有哪个营利事业会从发展中国家开始经营，更意想不到的是，我这些朋友的公司除了牟利以外，还具备社会责任感，不管是增加残障人士的行动能力（GRIT）、帮助小型农民提高收入（Moringa Connect），或是提升都市的卫生服务（Sanergy），这些新创公司的核心价值都是在赚钱之余，也能同时行善。

其实，MIT一开始对这些学生去发展中国家创立所谓的“社会企业”抱持怀疑及保守的态度。记得2012年我和MIT创业中心的比尔·奥莱特（Bill Aulet）教授面谈时，他跟我说：“世界上没有‘社会企业’这种东西。如果你要为社会服务，你必须先赚钱，再决定要把赚到的钱投到哪里。”

当初Sanergy去和奥莱特商谈时，奥莱特也是一开口就问他们：“你们是认真要开公司，还是只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想在我的创业中心玩玩？”

不过，这几年MIT的态度也在这些学生的影响下慢慢有了改变。2016年，奥莱特的MIT创业中心新聘任了一位对发展中国家有经验的导师，2017年，MIT的创业大赛也新设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创业奖”，显见“社会企业”已受到大家的注意与重视。

我在探索用废物制炭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和MIT社会企业的这群人有了接触，甚至成了朋友。在他们的耳濡目染下，我的双眼被擦亮了。

以前，我不是没有接触过创业，可能是时机未到，我对创业一直兴趣缺乏。记得在MIT的早期阶段，我曾被朋友拉去听一些创业讲座。听着台上的人讲什么团队、商业计划、智慧财产、财务报表等，我听到快睡着，当然也就不会学到什么新东西。

而且，我当时对于公司和创业存在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我以为身为公司总裁，每天都得穿西装打着掐人脖子的领带去办公室上班，管理员工和公司业务等。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些企业总裁一心只想着赚钱，以及取得更大权力来呼风唤雨。

或许某些公司的总裁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是我在MIT创业同事间所看到的。我从他们身上发现，创业的初衷是要为世界带来改变。身为人，我们通常多少不满足于现状，而对未来有更美好的憧憬。当心中存有梦想时，创业是可以把梦想在现实世界里实现的一条途径。

2012年3月底的某一天，创业的念头在我心中蠢蠢欲动，我想或许我也可以成为创业家。因此，我们在递交全球挑战的参赛申请书时，所描述的不再是一项学生的嗜好，而是一家公司：我们要用全球挑战的奖金作为创业的第一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