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我和斯隆的顾问团从肯尼亚诊所回来之后，脑子里始终萦绕着在贫民窟路上所看到的景象：到处都在兜售堆积如山的木炭。我想对这些木炭有更多的了解，于是我继续和那家诊所保持联系。诊所的人员把我介绍给当地的非营利组织领导人——阿尔弗雷德（Alfred）。

在3～9月的半年间，我时常和阿尔弗雷德用电邮联络。他说，贫民窟当地的居民几乎都是烧木炭来煮饭。可是木炭非常贵。

“我们的组织曾尝试用废纸和木屑做成一种替代性燃料，”他写道，“但不是很成功。”他把当地人用的炉子和他们制作的替代性燃料寄给我看。

“为什么不成功呢？”我问他。

“燃烧得很慢，温度太低，而且燃烧时会冒出很多烟。”当地的家庭大部分都在屋内煮饭，浓烟有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

“你觉得MIT在这方面能帮上忙吗？”他问。

“我不敢保证，但我可以帮帮看。”我说。

3月我去肯尼亚时，蛮喜欢那里的，很想再回去。那时我打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木炭研究有成果，这会是我再向MIT募款回肯尼亚工作的好理由。

我曾在D-Lab上过课，我知道D-Lab在海地研发了一些制炭技术。我想要了解这些技术是否适用于木屑之类的垃圾，所以特地去找了艾米讨论这件事。

“我们的制炭方法大部分适用于像玉米这类农作废料。”艾米说，“木屑之类的可能有点困难。”但艾米也说，她听过另一种方式或许能用在木屑等高密度的废料上，要我去研究看看。艾米把我介绍给她的同事萝拉（Laura）。

我找了一天去萝拉的办公室拜访她，和她讲起了我对制炭的兴趣。“你知道这些木炭是从哪里来的吗？”萝拉问我。

“不知道。”

“很可能是从索马里或肯尼亚的乡下。”她说，“以前我曾在索马里工作，我看过乡下的村民把巨大的树木砍下来，埋在地底下焚烧，烧出来的炭块一包包装上卡车运走，很可能就是运到像奈洛比贫民窟这类社区。很多乡下地区，森林都快被木炭业者砍伐光了。”

她看到我在笔记本上振笔疾书，便说：“但我建议你自己去搜寻资料。”

“知道木炭的来源，对我找其他科技帮这个组织炭化木屑有任何好处吗？”我问。

“你必须从宏观的角度着手，”萝拉说，“而不是只想这个组织和这个贫民窟而已。除了贫民窟以外，世界上有二十多亿的人口都在用木炭或木柴烧饭。他们的炭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能帮他们用废物取代木炭或木柴，你这个案子的潜力会很大。”

萝拉讲得眼睛都在闪烁，看起来比我还要兴奋。

“你知道MIT的全球挑战竞赛吗？”萝拉接着问我。

“不知道。”我说。

“这是一年一度的MIT学生创新竞赛。”萝拉说，“主要是针对公共服务的创新。获胜者可以得到最多一万美元的奖金。”

“我以前好像在海报上看过。”我说。

“我觉得这很适合你的案子。”萝拉说，“你的队伍有名称吗？”

“没有。”

“那是你手头上要办的第一件事。”

萝拉没给我想要的答案（怎么把木屑转成木炭），却给了我从没想过的观点。

首先，我要找一个队名。回到宿舍，我绞尽脑汁思考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想出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名称——“Takachar”。Taka在史瓦希利文是“废物”的意思，而“char”则是英文的“炭”，完整的意思就表示我们把废物变成炭。

然后，我研究了萝拉说的“MIT全球挑战竞赛”。历届参赛者中有位博士生发现印度苦楝树的树油具有防蚊功能，她得到奖金后，便去非洲尼日利亚进行控制疟疾的测试；还有一组学生研发了一种新的计算方式，可透过卫星影像自动化规划乡间村庄的电网系统，而这已通过印度政府进行测试。

这些看起来都是天才型的创新。我对制炭的兴趣才刚开始，到底有什么新颖之处呢？我打算先做测试再说。

2011年9月，我从MIT的无国界工程师协会里找来几位学生和朋友，帮我做些科技测试。当时我们手上没有任何经费，因此必须先募集资金。最后，MIT的TechFair给了我们五百美元买材料来制作小型的原型木炭。一开始，我们常常向D-Lab的人员借用他们的材料来做测试。

一天下午，我刚炭化好一些废纸。这些废纸炭块用手摸起来只有微温，我以为它们已经冷却了，便装进塑胶盒里，带回宿舍。走着走着，忽然听到轻微的爆裂声，低头一看，发现一串火苗从炭化废纸中冒出。我赶紧走到厕所里去浇水，把火苗扑灭。

又走了一段路，发现火苗又蹿出来了！附近没有厕所，而火苗迅速点燃塑胶盒，我立刻把塑胶盒放在地上。火愈烧愈大，冒出阵阵浓烟。

这时有路人看到我的窘境，便递了灭火器给我。我第一次使用灭火器，按了一下，有很多白色泡沫喷出来，马上就把火扑灭了。而有人因为看到浓烟，拉了火灾警报器。MIT好几栋楼开始纷纷疏散人员，消防人员也来了。他们看到火势已经扑灭，就马上离开。

接着，MIT环境健康安全部门来找D-Lab的同事和我谈话。起火原因是我炭化的纸块都很厚，虽然外表冷却了，里面还是很炙热。所以，从炭化炉一拿出来，碰到空气便点燃起火了，而我也不应该把这些刚出炉的炭块放在塑胶材料里面。

“下次如果再发生这种意外，请不要用灭火器自行扑灭火势。”他们说，“我们宁可你们拉下火灾警报器之后尽快逃离现场，让消防人员处理。”

我们讨论了一些安全措施，确保这种事以后不会再发生。经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加小心谨慎，最后安然无恙地成功测试了一些小型炭化的流程。

同时，我也开始计划2012年1月再去肯尼亚一趟。不仅如萝拉说的要了解木炭的使用及源头，也想去那里做些小型测试。有位学生雅各（Jacob）也有兴趣跟我去肯尼亚。因此我又回到MIT的“公共服务中心”，和爱丽森（Alison）面谈了一次，并向MIT的国际发展协会与列格坦（Legatum）中心的两个募款机构提交申请书，最后总共募到了八千美元。

2012年1月初，我如愿以偿又回到了肯尼亚，回到那熟悉的贫民窟。肯尼亚的朋友看到我回来都很高兴。但这次我不是来当顾问的，我是来探索的，我想要知道利用废物制炭能否受到当地市场的青睐。同时，我们这次肯尼亚之行的主要目的是要追溯木炭的源头，即木炭从哪里来？价格多少？需求多大？

一开始，雅各和我先做好一份问卷调查，我们想回到贫民窟的家庭，多了解他们用木炭煮饭的方式。我们再次请当地义工帮忙翻译问卷，然后带我们去和不同的家庭面谈。

我们发现，当地家庭每个月的平均收入约为三十美元，花在木炭上就要十美元，等于三分之一的收入都是用来买燃料！这真是令我们难以置信。

那么，木炭为什么会那么贵？(www.daowen.com)

我们打算问问卖木炭的人。但他们生性多疑，我们花了一些时间逐渐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说，木炭之所以那么贵，是因为在肯尼亚运输及买卖木炭是违法的。而木炭几乎是从乡下长途运到城市，运输成本本来就很高，加上沿路塞给警察的贿赂金，因此当木炭送到他们手里时，先前累积的费用已经十分惊人。然后他们又批发给贫民窟里各个小型批发商，从中抽取一些利润，所以贫民窟家庭的木炭费用，涵盖了这一切的运输费、贿赂金及交易商的中间利润。

我们观察商人和贫民家庭交易木炭的情形，也了解到不同树木的木炭有着不同的密度及温度，因此价钱也不一样。

“你们一天大概赚多少钱呢？”

“大概五美元吧！”

“木炭都是从哪里来的？”

“每周会有大卡车从乡下送来。”

这些卡车非常难追踪。但一位肯尼亚朋友认识鲁姆鲁提（Rumuruti）地区的森林协会处长，说那里有人在砍树制炭。

为了追踪木炭的源头，我们有天坐上野鸡车，来到肯尼亚乡间。去鲁姆鲁提的道路很窄，中途还得换乘摩托车。沿路的路况很不好，颠颠簸簸了约一小时后来到鲁姆鲁提，那时我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已被颠得移位了。

森林协会处长热情地欢迎我们。“我们的森林每天都有人偷偷伐木制炭，砍伐速度比种树的速度快很多。”他说，“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片森林再过二十年就会完全被砍光了。”

那天下午，他带我们进入森林，沿路的地上都是砍树和制炭的痕迹。走了一千多米，我们在森林深处看见一个违法的制炭工程，一个土丘上面冒着缕缕黑烟。

我想要和他们谈。他们一开始戒心很重，但森林处长认识他们，先上前和他们聊一聊，解释我们前来的目的。

“你们制炭要花多大工夫？”我问他们。

“很费力的。”他们回答，“砍下树后必须埋在地下点火。火候要随时控制，要不然可能会烧成灰。大约两个星期后，掀开来就是炭了。”

“这样能赚多少钱？”

“这样一吨炭大概四五百先令。”这个金额约合人民币二十三元。一吨炭等于一棵大树。

“你们知道这样会严重破坏环境吗？”

“我们很了解。我们也不想破坏环境啊，但这是我们在乡下唯一知道可以赚钱的工作。”我们又问了其他制炭交易的情况。

森林处长忽然提醒我们：“天快黑了，我们得赶快回去，刚才好像听到大象的叫声，希望回去的路上不要碰到大象。”

后来，森林处长说，这里制炭的理由是因为大家都太穷了，没有其他就业机会。“你们MIT研究的废物制炭方法如果可以帮助当地人带来收入，我相信他们会放弃砍树制炭的。”他说。

“你们当地有没有农作废物？”我问他。

“有玉米梗及玉米叶。”

“那我们可以试试。”

隔天，我们把制炭反应炉的模型画出来；我们的反应炉是根据D-Lab的设计改造而成的，所需要的铁桶、钢板等材料在当地都找得到。我们请当地的焊工帮忙焊接，结果一天就做好了反应炉，只花了约二十美元。

接着我们把一些玉米废物放进铁桶，小心地在下面点火。一开始有些浓烟冒了出来，但不久就没烟了，窜出的是红色火焰。我们用铁盖盖住火焰，让里面冷却。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打开盖子，发现里面的玉米废物成功被炭化了。然后我们把炭化的玉米废物压缩成一个个炭块，放在炉子上点火，真正地用它们煮起食物。

森林处长和村民看到都非常兴奋。之后几天，我们也在邻近的两个村落重复展示这个制炭技术。处长说他们会有计划地把这个技术推广到附近七个村落。

我们待在鲁姆鲁提的时间很短暂，马上又回到奈洛比，剩下的时间就研究这种制炭技术是否适用于城市的废物。因此阿尔弗雷德的组织马上把我们介绍给旗下一个垃圾管理的青年组织；肯尼亚有很多这类青年组织，一组约十到二十人，像合作社一样，负责各种不同的但能获利的活动，例如洗车、做首饰等。那时肯尼亚政府并未提供可靠的垃圾收集服务，因此这个青年组织每周在贫民窟附近挨家挨户收集垃圾，然后带回他们的中心进行分类，塑胶、铁罐等则卖给回收商。

目前，他们收到的有机废物（如食物、叶子）都没有适合的回收方式，绝大部分不是填埋在倾倒场就是就地放火烧掉，因此经常造成环境污染。雅各和我一起去看了他们的有机废物种类，然后想办法再尝试研发炭化这种混合废物的方式。

这次的非洲行和以前不一样，是由我主持策划的。虽然更加自由，但我一开始在人身安全上拿捏得不是很理想。

以前，我在非洲的人身安全都是由别人费心安排，这次没人帮忙安排或提醒，也可能是我去了非洲很多次，都没发生什么安全性事故，因此我的警戒心松懈了下来。这次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手机在贫民窟不小心被偷了。

当我送雅各离开肯尼亚之后，我又在奈洛比待了两天。一天傍晚，我从贫民窟回家时打算抄捷径，步行穿过一个没走过的社区。

路旁有一些妇女、小孩，大家都盯着我看。我被他们盯得全身发毛。似乎我引起了很大的注意力。这时有位少年迎面而来，一直盯着我看。他绕到我身后，在路旁停下来讲电话。本来我想原路折返，但因为刚才被他看得毛骨悚然，不想再经过他旁边，便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走了约一千米，有个下坡路段，山底就是我熟悉的街道了。这时刚才打电话的少年从侧面岔路走了出来，快步穿过马路，跑到我的身后。

当我回头看他时，一个可怕的念头瞬间闪过脑海：“天啊！他要抢劫！”

这时我看到他凶狠的眼光，他的左手挥着一把刀。

我离下方人多的马路已经不远了，于是拔腿就跑。这时有股力量拉住我，把我绊倒了。我恐惧得大叫，脑子里闪过的是他刀子刺入我后背的感觉。

刀没有刺下来，我却感觉到有个东西顶住我的脖子后面。他利落地拿走我放在塑料袋里的相机，快速往回跑，而我也往另一个方向狂奔而去。

所幸，我只有手肘微微擦伤。护照和钱都没放在身上，因此没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事发后一两天，我整天都疑神疑鬼，不敢单独走在街上，好像随时会有人抢劫我的财物。晚上也会做噩梦，一直梦到那抢匪狰狞的眼神及他手上握的刀。有位MIT同事以前也曾在南非遭抢，她说被抢之后，有一个月的时间不敢独自搭公交车或外出。

无论如何，这种创伤终究会慢慢痊愈。接下来几年，我仍多次前往肯尼亚和印度，也多亏了这次经验，让我学会保持警戒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