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件重要的事想向大家宣布。”二年级时，我的老板在实验室的聚会上忽然说。

我们从来没听过教授用这种口气和我们说话，因此每个人都竖起耳朵听。

“我已经决定接受荷兰研究院所长的职位，将于2012年9月就任。”他继续说，“这个机会可以让我领导这个研究院迈入新的方向。届时我将辞去MIT教授的职位。”

喔，我来算算看。我2009年入学，2012年就是四年级生，博士研究平均五六年才能结束。我开始紧张了。

“对实验室的新进研究生来说，”他瞄了我和其他同事一眼。“这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的未来。所以，下星期我想和你们每个人一对一谈谈各自的计划。”

会后，大家议论纷纷。

有位同事的朋友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指导教授中途离开了MIT。据同事所知，当教授离开时，还没毕业的研究生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跟着教授去荷兰（但毕业时还是拿MIT的文凭），另一种是继续留在MIT做完研究（但教授已不在此地指导）。

“如果老板离开MIT后还让实验室继续开着直到学生毕业，那实验室岂不变成无头苍蝇？”一位年长的同事说。

“不知道这只无头苍蝇可以维持多久。”另一位同事回答。

大家议论纷纷，但我没心情再听下去了，便回到宿舍，感到很沮丧。

当初我选实验室时，放弃了更令我兴奋的实验室，而选择了这个看来较安全稳定的地方。我一心一意想走我所崇拜的偶像彼得的道路，在稳定的实验室做出驰名国际的研究。然而世事无常，我还是遇上了抉择。

“与其说是灾难，倒不如说是转换跑道的良机。”我脑袋里忽然冒出这样的声音，“说实话吧，你对自己现在的研究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听到这个声音有些吃惊，然后感到非常害怕。我是一个勤劳上进的研究生，每个周末都到实验室工作，凭什么说我对自己的研究没兴趣？我脑子里的这个声音是邪恶的鼓吹者，怂恿我要造反叛逆。我试着压抑这股声音。这一定是我听到教授要搬家的消息后暂时抑郁的情绪而已，过几天就会恢复，我如此安慰自己。

“我对自己的研究是很感兴趣的。”我大声告诉自己，“我也会很努力地和老板继续做下去。”

隔天，我和实验室的学长史提夫（Steve）喝咖啡，谈到此事。

“你决定要跟着老板去荷兰了吗？”他劈头就问我。

“没有。”我回答，“我想继续跟着教授，但是我可能会选择留在MIT。”

“我了解了。”他若有所思地慢慢回答我，“你如果选择留在MIT，我觉得最好还是离开老板的实验室，重新去找感兴趣的研究室。”

“这是什么意思？”我吃惊地说。

“你如果真对老板的研究有兴趣，肯定会死心塌地想跟他去荷兰。”他回答，“可是如果你还想待在MIT，就表示你在这里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你必须去发掘这些可能性。如果你继续待在老板的MIT实验室，不会有好下场的。”

“为什么？”

“因为这里的实验室环境会在他离开后变得很糟糕。一个好的博士研究在最理想的环境下已经够艰难了，若再加上教授离开MIT的变因，我觉得你不会做出好的研究成果。你会变成孤儿。”

“我想待在MIT是因为这里的资源比较多，而且我看到很多同事都会留下来，难道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做实验吗？”

“不，你想待在MIT是因为你留恋这里的课程，以及其他会让你的研究分心的课外活动。”

“难道研究生不能有实验室以外的生活？我在MIT也有自己的朋友，难道我要弃他们而去吗？”我问他。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每个人在这里都有很多活动，都是忙碌得要命。”史提夫继续说，“但研究是你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学校的资源、课程、校外活动，或是你的社交圈。”

“我的同事也一样修很多的课。”

“我知道。你们这一届的博士生没有一个人专心。”

我沉默了片刻。“你觉得老板知道吗？”(www.daowen.com)

“老板不常进实验室，他大概不知道。但这是迟早的事。当你们的研究迟迟没有进展时，老板迟早会来找你们谈话的。”

“你凭什么知道我的研究会没有进展？”

“根据我个人经验。”他说，“你和年轻时的我很像。”

“那你会和老板去荷兰吗？”

“不会。我已经在和另一位指导教授谈了，希望能转去他的实验室工作。”

那晚回到宿舍，我陷入了深思。我仍不大同意史提夫的说法，认为他的观点有些偏激，他对实验室要求的忠诚度太高了。不去荷兰，为什么就表示自己不能专心地和老板做研究？对我来说，去荷兰的代价太高了，我必须舍弃在波士顿的一切！

可是在和他的谈话中，我对于自己的信心也开始动摇。或许我该向自己坦承，我其实不如我想象中那样对自己的实验充满热情。

其实，我这时候已逐渐进入博士生涯中名副其实的“中年危机”，只不过我自己当时并不知道。

我敢说，这是绝大多数博士研究生在入学后第二年至第四年间都会碰上的危机，是一种对自己读博士的选择开始产生怀疑的危机。就我本身的案例来说，教授宣布要离开MIT一事无疑是这个危机的催化剂，让我在选择跟随教授去荷兰或留在MIT之间，开始怀疑当初选择读研究所的决定。

很多博士生一开始都是因为向往学术界的气氛，可以自由自在做自己有兴趣的研究。学术之路十分清楚，博士毕业后，做几年博士后研究，被某所好大学聘为教授，然后努力做更好的研究，最后升迁为终生教授职务。这是一个稳定自由的生活。我当初申请念研究所，也是抱持同样的态度。

但是有时候，博士生会在做了一两年的全职研究后发现，其实自己对于研究与教学并没有那么热衷，无法想象未来三四十年都过着类似的生活。因此，对于学术这条路失去了兴趣。

即使是对学术仍保有兴趣的博士生也会发现，这条路看似简单，却是一条艰难无比的窄路。好质量的实验及刊物发表，必须经过多年努力才可能有所成，还不担保最后一定会成功。在美国，终身教授的职位十分有限，而且竞争激烈。例如，根据2015年的统计，每一百位MIT毕业博士生当中，只有二十八位继续成为博士后研究员或教授。很多人因为在等待教授职位的缺额，而常常做了六七年的博士后研究，不仅薪水低、生活没保障，万一后来没拿到教授的职缺，年近四十还需出来找别的工作。当初看起来非常安稳的生涯选择，此时此刻显得风险格外大，有很多人此时才觉悟到自己似乎走错路了。

以我个人经验为例，我大学时期一些同学的功课成绩和我差不多，但大学毕业后去了业界（如金融、顾问、新创公司等），现在的发展看起来都比我好。有位同学毕业后本来在纽约上班，年薪十万美元以上（我的三倍），后来被公司派到波士顿来。有一天他约我看电影，结束后，我搭地铁回家，他则拦出租车（车资还是由公司支付）。

此外，我有一两位朋友做了博士研究两三年之后，因为上面所说的种种因素，毅然决然把他们原来的博士论文当作硕士论文完成，然后拿着MIT硕士文凭就去业界找其他工作了。我很佩服他们的坚决果断。

对于我们这些坚持待下来的研究生来说，士气难免受到出走学生的影响。我继续待在实验室研究有什么意义？若要出走，我也没有什么具体计划，以后要做什么事呢？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似乎进入了人生的危机时期。

当初我只是想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老板要离开MIT了，我要待在MIT，还是和他去荷兰？”结果不知为什么，愈是思考，思虑的雪球就愈滚愈大，甚至探索起“我的生命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被这些愈来愈形而上的问题搞得有些精神衰弱了。于是，我找了实验室的同事谈谈他对实验的看法。

“我非常讨厌我的研究！”他口气坚决地对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别的事情呢？”另一位同事听到了插嘴说，“生命苦短啊。”

“我已经花了好几个学期在这个研究室了，我只想在最短时间内拿到MIT的博士学位。”他回答，“然后马上走人。”

“你毕业后想做什么呢？”我接着问他。

“我想做顾问。”他说，“我目前在MIT顾问社团和别人练习面谈的技巧。这个暑假我也想去一家公司实习，可是你们不能告诉老板这件事！”

对我而言，这听起来似乎是很好的计划。我已经来MIT努力一段时间了，舍不得只拿了一个硕士学位就中途而废，好歹也该拿到博士文凭。反观现在，即使我办了休学，但我对于学术圈以外的生涯根本毫无想法或准备，因此时机还不成熟。

既然我对自己的实验兴趣索然，以后也不见得会朝学术界发展，我就不强求自己一定要做到十全十美，只要能通过取得博士学位的门槛，能从MIT毕业就行了。有了这样的打算，我剩余的博士生涯刚好可以拿来作为缓冲期，让我提早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和规划。

因此，我继续待在研究室工作，但我已经失去了一开始新生对于研究未知的好奇心。所以每当实验不顺利或其他因素导致我毕业进度延误时，我就会变得非常不耐烦、心浮气躁。我只想赶快毕业，趁自己短暂的青春岁月结束之前去真实世界累积经验。而我在实验室里所经历到的挫折失败，正在延误我真正的人生！

当我和老板碰面时，我说我计划留在MIT，在他的实验室里做完博士论文。但如果我觉得这里的实验环境不理想，我以后也可能和他去荷兰把论文做完。那时我想，这是我能从MIT毕业最快的捷径。

因此在考虑许久后，我选择了现况，因为现在选择改变，风险会很大，我连自己未来要做什么都还不确定，我大部分的同事当时也都做出了和我一样的选择。

这是我在MIT所做的第二个重大抉择。我以为维持现状是一种最保守、最安稳的选择，但我不知道的是，维持现状其实也有它的风险；有时候，当大环境的风向正逐渐转变时，这种选择反而可能最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