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绝对会后悔的！”前来送行的爸爸如此对我说。我背着沉重的背包，一手拉着鼓鼓的行李箱，独自一人从桃园机场前往香港、迪拜及埃塞俄比亚转机，前往非洲的乌干达。这是我第一次到发展中国家当义工。

“好啦！手机一定要开，随时小心。多拍些相片给我们看。”妈妈说。

两人都不解，我好端端地在MIT读了一学期，怎么就跑去非洲？

第一学期上课、找实验室期间，我加入了美国无国界工程师协会的MIT分会。这是一个义工性质的人道组织，让学生利用寒暑假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如非洲、印度、中南美等），和当地伙伴进行一些工程援助项目，例如安装太阳能板、建盖学校、设计雨水储水系统等等。MIT分会有一个在乌干达的案子，帮助一个村落推广简单的滤水科技。

我很喜欢旅游，但从未去过发展中国家，刚进入协会时便想：若这个案子有意思，我可以在寒假（2010年1月）去乌干达帮忙。当时还天真地以为可以顺便免费玩一玩。

我大学念的是物理，对于工程及设计可以说一点概念也没有。

“你不需要有任何工程经验。只要愿意学，我们都可以教。”面试我的协会人事处长这么说。

于是，我就这样懵懵懂懂地加入义工队伍，也承诺会帮他们研究各种不同的滤水科技；这个村落的饮用水都取自附近的水池，里面细菌很多，常常会造成痢疾等疾病，因此我们要想办法改善饮用水质量。

在美国，很多人都是直接饮用从水龙头出来的水，但台湾地区喝的水都是用净水器过滤的，我好奇地想：这种科技难道不能用吗？

“以前我在家常用一种净水器。一个约一百美元，使用起来非常简单，不知能不能带去乌干达给当地人用？”我问。

“你知道乌干达乡下家庭的平均收入是多少吗？”一位去过乌干达的协会员工问我。

“不知道。我猜每个月大概五百美元吧！”我胡乱猜测。

“不对，一天薪资大约一美元。一百美元的滤水器对你来说不算贵，却是当地人三个多月的薪资！”

我马上发现自己天真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况且，”另一个人继续说，“净水器滤芯每两三个月就得更换。在乌干达找不到这种滤芯的话该怎么办？”

这也是我没想过的问题。我本来想说“用空运”，但我打算暂时先闭上嘴，回去先好好做功课。

我发现，很多人在发展中国家做工程时都会采用一种称为“适用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观念，因为很多尖端的技术在乌干达等地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价格太高、太大型化、坏了难以修理以及操作复杂。“适用技术”是一种低价、小规模、本地人可以维修及操作的科技，一旦没有外来援助和技术人员，当地人还是可以一直使用。台湾地区用的净水器就不是一种适用于乌干达乡下的技术。

我上网搜寻后，发现了两个我较喜欢的适用技术可以用来滤水或杀菌：一个是沙滤器（biosand filter），另一个是用太阳能炉（solar cooker）来消毒饮用水。两种方法不仅简单、价廉（约二十美元），也不必时常购买、更换消耗品。

我把我的搜寻结果告知无国界工程师协会。大家听了之后也颇为赞同。

“如果这些科技真的那么简单，我们应该可以在当地举办一个课程，教当地人自己制作滤水器。”有人说。

“我们可以以学生为目标，在当地的中小学教他们如何使用。”另一人说，“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作为滤水大使，把科技传授给村里的大人。”

我从来没有教学或带小孩的经验，听到他们这样说，心里感到有些忐忑不安。但是比起对教学的害怕，我想去乌干达的欲望更为强烈，于是硬着头皮开始和MIT另一位学生大卫（David）设计教学大纲及材料；大卫是英国人，在MIT攻读土木工程博士学位。

现在我有了去非洲的理由，下一步则是要筹措资金支持我去非洲。2010年1月去乌干达的来回机票，加上停留当地期间（四周）的衣食住行费用，总计约需四千美元。这笔钱差不多是博士研究生整整两个月的薪水，我根本负担不起。

后来，朋友跟我推荐了MIT的“公共服务中心”（Priscilla King Gray Public Service Center），他们每学期都会拨款资助学生去世界各地做义工及服务。10月，我递出一份十页计划书，并和工作人员爱丽森·海德（Alison Hynd）面谈了半小时。11月中，我接到好消息，说我的计划案入选了！

现在我有了钱，也有完整计划，在我和乌干达之间没有任何障碍，整个人兴奋得有些晕乎乎，但也觉得忐忑：会不会不安全？会不会生病？非洲是沙漠，我们的饮食该怎么安排？

虽然我有些不安，但是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接下来，我去校医那里打了几种预防当地传染病的必要疫苗，也开始订购长途机票。

出发前夕，我们和当地合作伙伴联络，才惊觉乌干达的学校一月份正在放假，我们原先计划的课程很可能会落得没有学生来听的窘境。

怎么办？我们事先万万没料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出发前一周，大家召开紧急会议。我也去公共服务中心找爱丽森，问问她的意见。

“既然你们都准备好了课程内容，为什么不直接教大人呢？”爱丽森说。她的建议也在会议上获得大家的同意。于是，大卫和我临时把教学内容改成适合大人的教材。

12月底，我先回台湾休息了几天，再搭飞机到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Kampala）。

第一个晚上，我睡得战战兢兢；我听说乌干达的疟蚊很可怕，万一被蚊子咬，会立即发高烧。虽然已经吃了防疟疾的药，也睡在蚊帐里面，还是担心不已。

第二天，我和大卫会合。我们要去市中心，因为拦错车，马上就被敲竹杠。接着，我们俩就和其他人一起坐了五个小时的野鸡车到公路边一个不起眼的小镇。而和我们合作的诊所就位于这个大约只有一千人的小镇上。当天诊所煮了一顿丰盛的大餐欢迎我们，当晚我们就睡在诊所的员工宿舍通铺里。我心里也微微松了一口气，心想：已经顺利在乌干达过了两天，我还活着！

我在台湾和父母同住，我们对于非洲一直有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在高温炎热动辄高达四五十度、无边无际的撒哈拉沙漠中，住着很多贫穷的儿童，长年在饥荒下生活。可能是受了媒体的渲染和洗脑，每次看到基金会要募款去非洲，我脑子里想到的都是“饥饿三十”里骨瘦如柴的儿童，靠人道机构空运去的食物生存。因此当我的父母听到我要去乌干达时，无法理解我为何要去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

到了乌干达，我立刻发现，这是一个自然环境优美的国度。虽然位于赤道上，但是首都坎帕拉与我们工作的地方都是坐落在有一定海拔高度的高地上，因此白天的气候干燥而舒适，晚上则是凉爽宜人。整个地方绿意盎然，生机蓬勃。(www.daowen.com)

我们寄宿的诊所是美国一家非营利组织兴建的。诊所的电力供应完全来自装设在屋顶上的太阳能板，只要是晴天而且电池没坏，日落后可以供应三四个小时的电力及网络。诊所后面有一间员工宿舍和一间厨房，平常为约六位长期员工提供吃住。厨房用木柴或木炭煮饭烧菜。诊所边缘有两个茅坑式厕所。

诊所没有自来水。大部分的用水来自五百米外山坡下的一个水井。员工（包括大卫和我）每天数次轮流拿着塑胶桶去汲水。装满水的桶重约二十公斤，一手各提一个走上坡路回到诊所，一开始很吃不消。由于取水实在太辛苦了，我们尽可能节约用水，因此大家每隔两三天才洗一次澡。

只要下雨，诊所的人便把瓶瓶罐罐全拿出来，放在屋檐旁边盛雨水。看起来好像这里的“用水”问题很严重，但实际因为诊所位于全村离水源最近的地方，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相较之下还算是最简单的。

我们所住的村子有很多小孩，每天必须扛着沉重的水桶，赤脚走数千米的路。在这里，家庭主妇往往因为种田无法离开，就由小孩去提水，大多数的孩子因此而辍学。

抵达诊所后隔天，我们在当地翻译的带领下和村长碰面。前半段会晤都是翻译人员和村长用卢干达语聊天，大卫和我都听不懂。忽然村长转过身来，用英文对我们说：“欢迎！”

我们准备了小礼物送给他。他则拿出他的访客簿给我们签名。

“我们的村落很穷，”他说，“我们有七个水井汲水机，但有五个坏了。你们可以帮我们修好吗？”

我们跟他解释，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滤水器的适用性。但是，我们也很乐意帮他们看看这些汲水机。

“可是，”大卫说，“修好汲水机后，当地必须要有一个管理汲水机的委员会来定时维护，要不然很快又会坏了。”

“那很好。”村长说，“我们非常愿意提供资源来协助。不过你们看，我们真的很穷，很穷！”

大卫是土木工程系学生，对于修理水井和汲水机有一些了解。因此我们回去讨论后，决定让大卫去诊断汲水机的问题并且修理，而我则继续原来的滤水科技计划。所以，我去了最近的三十千米外的小城市买了一些材料，试着动手制造滤水设备。

于是，我们把诊所后院变成一个小型工厂及实验室。我试着用当地能买到的材料来组装测试滤水器，而大卫把坏掉的汲水机拆开后更换零件。此外，我们也采集了不同水源的样本来做简单的水质测试。

为了更加了解当地家庭用水行为，我们雇了一位翻译，造访了十个家庭，并做了面谈。每次我们进屋时，每个家庭都会煮水沏茶请我们喝。我们便趁喝水聊天时和他们聊聊煮水的方法。他们都是烧木柴来煮水。我们也发现，很多家庭主妇每天会花上数小时寻找可用木柴。我们提起了滤水器，他们感到很好奇，想看看我们的展示。

“我们还在建造测试中，”我们对这些家庭说，“测试完毕会举行展示会，你们可以来看看。”

我们当时以为，家家户户都是用木柴烧水以达到杀菌目的，因此，如果滤水器研发成功，将能大幅减少当地家庭的木柴需求量，也能提供干净的饮水。想到我们提供的设施有助于改善当地居民生活，也鼓舞了我们加快脚步去测试刚做好的滤水器模型。

来到这里一星期后，一辆大车载了十四位医生来到诊所。他们大部分是美国医学院实习生，来乌干达执行两周医疗任务。在这两周里，本来冷冷清清的诊所忽然间人满为患。

这些医生也和我们一起住在通铺宿舍里，整个环境顿时人声鼎沸，热闹许多。大卫和我晚上与他们聊天时，得知有一半以上的就诊病人都是疟疾患者。

有位医学生平时很喜欢穿凉鞋，他的脚趾上有个长久无法愈合的伤口。当地一位儿童看到他的脚趾，马上知道是长寄生虫了，这位医学生这下也成了诊所的病人。他们把伤口打开来，发现里面有数十粒白色的寄生虫卵！

某晚，我们住的通铺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蝙蝠，导致一位医学生睡觉时被蝙蝠叮咬到。因为蝙蝠可能会传染狂犬病，那位医学生马上变成了病人，被连夜送到首都坎帕拉去打狂犬病疫苗。后来听说那里好像没有疫苗，于是又被火速送到英国伦敦治疗。

那支医疗团队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久，诊所又只剩下我们六七个人。

太阳能炉我早就盖好了，但沙滤器的建造比想象中困难许多。沙滤器需要大量的沙，由于当地的土质很像黏土，而从附近运来的沙里混杂了很多黏土和淤泥，得小心掏出淤泥块和黏土，才可以运用在沙滤器上。因此，我的进度很缓慢，光做沙滤器就花了整整一周。

第三周，我们举办了两个课程，解释沙滤器及太阳能炉的用途。有十几位村民来参加，其中几位表示有意愿和我们一起进行测试。于是，我们把刚做好的模型安装在他们家里做长期测试。

大卫则修好了两个坏掉的汲水机。我们和村落长老一起讨论、推选汲水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以维持机器的正常运作。

四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回到波士顿，我无法想象自己在乌干达才工作了四星期而已，因为感觉在那里的生活非常漫长。一开始，我对于要在这样偏远又没水没电的地方生活还有些担心，但我撑下来了！不仅撑了下来，我认为自己可以持续待下去。这时的波士顿正值寒冬，每天下午四点左右太阳就下山，遍地积雪，我反而想念起乌干达那充满生命力的活泼朝气！

回来后，我每隔一两个星期就和乌干达的人联络，他们虽然一开始帮我们测试滤水器，但过了几个星期后，我失望地发现很多人都不再用了。

我想要了解真正的原因。寻找答案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原来他们很多人每天都是煮茶来当水喝的，反而不常喝白开水。这个觉悟让我惊觉原来当初的“善念”只是一场天大的误会，我们看到家庭在烧柴煮水时，都以为是为了杀菌，因此当初的想法是如果可以展示一种更简单的滤水器，就能帮助当地家庭节省木柴、免煮水，也可以喝到水质干净的白开水。

现在我发现，他们煮水的真正原因是要用热水泡茶。这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当初面谈那十个家庭时完全意想不到的。既然很多人都不喝白开水，我们精心制造的滤水器也就毫无用处了。

反之，大卫修好的汲水机一直有人使用。我们逐渐发现，当地人的瓶颈不在于喝不到好质量的水，而是取水困难。因此，我们听了村长的要求，试着帮他们修理汲水机，这对当地村民的贡献远比我们在MIT凭空想象滤水问题要实际多了。

事后看来，绝大部分的计划一开始都是一场误会。在未来几年里，我也陆续接触了很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充满雄心壮志想要去非洲帮助穷困的人、想要改变世界。结果几个星期后垂头丧气地回来，因为看了当地情况，加上经历了种种误会及挫折，他们觉得自己太渺小了，什么都改变不了。现实生活让他们的理想破灭了。这一点都不令人惊讶，因为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从来没去过非洲，生活经验或历练也不够，懂得怎么改变世界吗？其实第一次去发展中国家，只要能学到一点点以前不知道的事情，而且能平安归来，就已经是丰收。

而这一点点从现实生活中得到的学习收获，也是MIT能帮助学生做到的。

回来后真的发现自己对这种工作没兴趣，那也没关系，至少知道自己为什么没兴趣，以后可以朝其他方向探索。

如果我对这一方面仍有一些兴趣，那么这次的现实经验会让我明白，自己以前的认知是多么浅薄，自己所犯的错误是多么的低级。若真要在发展中国家做出一点微薄贡献，必须经过年复一年的不断尝试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用泪水、汗水甚至流血慢慢摸索出来正确方向。

可是那时，我还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MIT新生，没有太多的人生经验，对于以上所说的道理还没有很深刻的觉悟。那时我单纯的脑袋只知道，第一次在乌干达的尝试不是很成功，可能是因为我是和一群同样缺乏经验的同伴胡搞的结果，不了解当地的人文习俗，使得做出来的科技和现实脱钩。因此，我决定利用博士研究外的余暇时间，向专家请益和学习。于是，我开始寻找在MIT有没有课程是教学生去发展中国家做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