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被带到公安局后，警察对他进行了讯问，很快就发现他精神状态不正常，于是，就委托有关部门对他的精神状态进行了司法鉴定。不久，鉴定结论出来了。高峰是躁狂症疾病患者，事发时辨认能力丧失，无刑事责任能力。我国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警方把这个结论告知了王贵，王贵不服。他说：“高峰是怕被追究法律责任伪装成精神病的，平时高峰性格与常人虽然不大一样，但是他绝对不是精神病人。”

为了进一步查清事实，警察再次向王贵询问了当时受伤的细节。王贵回忆说：“当天酒店生意很好，厨房工作很忙。中午时高峰就显得比较急躁，对同事大喊大叫，嫌他们配合不好。但是，没有人理他，都不接他的话茬。下午休息的时候，酒店的黄老板对我们说：‘大家干得不错，这个月要多发奖金。’他还特意对高峰说：‘老怪，你干得很好，我要多给你发奖金。’高峰当时很兴奋，我们大家就趁机起哄，让高峰请我们喝酒。高峰拍着胸脯说：‘没问题。’整个下午，高峰的状态看起来十分亢奋。到了晚上，他工作更起劲了，不但自己挥汗如雨，而且指挥别人也更忙活了。他喊我去帮忙，我还以为他已经不忌恨我了，没想到他在我身后用刀想砍死我。”听王贵这么一说，办案民警分析，高峰当天的工作表现基本上是正常的，确实不像是没有辨认能力的精神病患者。

警方为了对案件负责，加上王贵不服高峰有精神病的鉴定结论，就又委托了另一家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对高峰进行重新鉴定。同时，警方派人到高峰的原籍进行了调查。乡亲们说高峰从小就脾气怪，不合群。高峰年迈的母亲回忆说：“高峰从小脾气就不好，经常对家人发火。我们怕他干蠢事，都不和他计较。结婚后和老婆关系不好，老婆后来也跟别人跑了。但是，他吃喝干活都正常，结婚生孩子一样也没有耽误。虽然过去家里穷没有送他去医院检查过身体，但是他肯定不是精神病。”警方也找到了高峰的女儿，她告诉办案民警：“我与王贵两个人只是好朋友，我爸反对我和他好后，我觉得自己年纪还小，应当努力工作，掌握了一门技术以后再谈恋爱。所以，就离开了那家酒店又找了一个新的工作。由于我爸脾气不好，我们父女之间也很少交流。他是不是有病我不知道，只记得妈妈骂过他神经病。”根据警方对证人作的这些调查，还不能得出高峰是精神病患者的结论。

不久，第二次鉴定也有结论了。高峰确实是精神病患者，在事发时没有刑事责任能力。警方还请鉴定人员对王贵进行了说明。鉴定人员对王贵指出：“躁狂症属于情感性精神障碍，特征就是兴奋过度，严重时可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一般在药物控制下，病人行为正常。一旦病人不按时服药或者受到强烈刺激时就会发病。当时案发，高峰就是因为黄老板要发奖金的承诺，导致他精神处于亢奋状态，在晚上工作时疾病终于爆发。”王贵听了以后虽然心里还不太服气，但是面对科学的结论他也提不出推翻鉴定结论的理由。根据鉴定结论，警方依法撤销了对高峰故意伤害罪的刑事立案，将他送往精神卫生康复中心进行强制治疗。(www.daowen.com)

王贵住院后用自己积攒下来的钱交了住院费，一个星期不到，医院又催他交住院费。他给酒店的黄老板打电话，黄老板说：“你们这是刑事案件，应当由犯罪分子高峰进行赔偿，公司没有出钱的义务。如果你现在需要医疗费，酒店可以先借给你，等你上班工作后再从工资里扣。”黄老板的说法等于让王贵预支自己的钱看病，王贵感到不能接受。他要求警方责令高峰承担自己的医疗费，民警去精神卫生康复中心见高峰。高峰经过综合治疗神志已经恢复正常，他对民警说：“我对不起王贵，但是，现在我手中也没有钱。我挣的钱给自己治病都不够，没有能力赔偿王贵。”于是，民警把高峰的话转达给王贵，告诉他：“对于人身损害民事赔偿，我们警方只能进行调解。现在高峰没有能力进行赔偿，我们也爱莫能助。”

王贵平白无故挨了两刀，竟然无人出钱看病，警方对此也没有办法。王贵无奈只好提前出院，回到住处休养。他的伤情经法医鉴定，已经构成重伤。

王贵无钱治伤，高峰无钱赔偿，老板又说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难道王贵遇到意外伤害后自己的合法权益就没有办法维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