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研究认为，监管套利是商业银行在自我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进行选择的行为（Dell’Ariccia et al.，2010）。商业银行的经营受到各项监管（Acharya＆Richardson，2009），而当商业银行的最优经营目标和监管目标不一致时，商业银行会进行监管套利，即一方面在各项指标上达到监管要求，另一方面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Boyson et al.，2016）。比如Shrieves＆Dahl（2003）发现日本商业银行在1989年至1996年的金融困难时期，通过盈余管理进行监管套利。

监管套利使监管薄弱环节的金融创新逐渐增多，游离于监管之外或者监管不足领域的资金越来越多，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在西方发达国家表现为资产证券化市场的繁荣发展，衍生出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Gorton＆Metrick，2010；Verona et al.，2011）。一些学者认为，监管套利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Gorton＆Metrick，2010；Gorton＆Metrick，2012；Acharya et al.，2013）。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了对银行业的监管，随着2010年《巴塞尔协议Ⅲ》的推出，对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和流动性的要求更为严厉。但是，金融监管的加强对商业银行监管套利行为的约束作用并不理想，新的监管套利模式逐渐增多（Plantin，2015）。Pozsar et al.（2010）指出，金融危机之后，通过影子银行体系向企业部门提供的资金已经和通过传统银行体系提供的资金在一个数量级水平。

以前文献对监管套利后果的研究，更多关注监管套利对风险的影响，包括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风险以及金融系统的风险（Gorton＆Metrick，2010；Gorton＆Metrick，2012）。Gennaioli et al.（2013）发现商业银行通过影子银行业务确实在监管指标上降低了自身的个体风险水平，但却使整个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增加。因此，实际上仍是把自身的个体风险隐藏起来。Acharya et al.（2013）提到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以降低面临的资本要求，但这一举措可能会将风险转移到资产证券化市场，从而增加了系统性风险。Gorton＆Metrick（2012）的研究发现，监管套利导致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增加。Acharya et al.（2016）利用中国理财产品的数据，也发现通过理财产品进行监管套利会造成商业银行的期限错配更加严重，从而影响到银行间市场利率。

然而，监管套利是商业银行基于风险偏好水平的自我选择（Plantin，2015）。监管套利除了会增加风险之外，还会给商业银行带来好处。对于为何商业银行会进行监管套利，这方面的文献略显不足。(www.daowen.com)

虽然有部分文献关注了商业银行监管套利的经济后果（Houston et al.，2012；Erel et al.，2013）。Houston et al.（2012）提到商业银行为了提高业绩水平，会通过调整资产配置规避监管，倾向于将更多资产放在监管水平较弱的国家或地区，因此得出监管套利会使得商业银行资本跨国流动的结论。Aktan et al.（2013）利用土耳其的商业银行数据，发现表外业务会增加商业银行风险^[3]，但与商业银行股价呈正相关关系。

虽然Houston et al.（2012）和Aktan et al.（2013）的研究揭示了商业银行进行监管套利的部分原因，以及监管套利行为的经济后果，比如Houston et al.（2012）的研究对监管套利和商业银行资产配置提供了新的认识。但是，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Houston et al.（2012）只能检验不同国家宏观的金融监管水平和银行资本流动的关系，Aktan et al.（2013）采用的银行所有表外业务作为研究对象，也较为笼统。因此，他们的研究无法详细地阐释监管套利行为对经济后果的具体影响。

但是，研究监管套利行为对商业银行的具体经济后果影响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大多数文献都假设监管套利行为增加风险的同时，会给商业银行带来好处，因而商业银行才有监管套利的动机。因此，深入分析监管套利行为对商业银行财务业绩和公司价值的具体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传导机制能够增加我们对商业银行监管套利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