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银行不在传统监管体系中，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Gorton＆Metrick，2010；Gorton＆Metrick，2012）。

西方影子银行体系中，社会资金（retail deposits）追求相较于存款利率而言更高的收益率，因此会从传统银行流向货币市场基金。货币市场基金购买资产证券化产品，向资产证券化的市场提供资金。商业银行通过资产负债表外业务，将资产和贷款打包出售，通过特殊目的机构打包评级，在资产证券化市场流通（Gorton＆Metrick，2010；Verona et al.，2011）。商业银行是影子银行体系中的资金需求方，商业银行将部分信贷风险转移给市场，同时也容易受到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影响（祝继高等，2010）。Gennaioli et al.（2013）提到影子银行降低了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但是增加了资产证券化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如果把影子银行体系看作封闭循环的系统，当受到流动性冲击时，就容易发生系统性风险（Gorton＆Metrick，2012）。

因此，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对银行业的监管加强，2010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Ⅲ》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金融监管的加强并不能阻止商业银行监管套利的举措增多，所以新的银行风险仍在出现（Plantin，2015）。

监管套利是指商业银行为规避各种监管，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各种举措（Plantin，2015）。如果商业银行自身的风险偏好水平和监管机构的目标不一致，商业银行就会进行监管套利，而监管套利行为本身就是为了提高风险，从而达到银行自身的风险目标（Acharya et al.，2013）。

虽然商业银行通过监管套利可以提高盈利能力和资本市场效率，最大化股东利益（Karolyi＆Taboada，2015）。但是，商业银行监管套利同样可能增加商业银行风险，损害股东利益。Houston et al.（2012）发现监管套利使商业银行资金从监管严厉的地区流向监管较弱的地区，从而使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监管失去作用。Jones（2000）和Hachem＆Song（2016）提到，商业银行通过监管套利，躲避了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但增加了自身风险，也使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www.daowen.com)

由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市场发展程度更高，理论界主要关注商业银行监管套利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和市场风险（Keeley，1990；Gorton＆Metrick，2012）。Acharya et al.（2013）研究了商业银行通过监管套利躲避资本充足率要求与风险转移的问题。然而，对于监管套利行为中，商业银行个体经营风险的研究尚有不足。

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与西方发达经济体有所不同，裘翔和周强龙（2014）认为商业银行在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中国的影子银行实际上是银行信贷业务的延伸，是类贷款业务（祝继高等，2016）。因此，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套利主要是为规避监管机构对于存贷比、存贷款利率和贷款总额等的监管（Hachem＆Song，2016；祝继高等，2016）。

以前的文献多从货币政策有效性（裘翔和周强龙，2014；胡利琴等，2016）、金融市场稳定性（林琳等，2016）和市场流动性（Hachem＆Song，2016；Acharya et al.，2016）等方面研究中国影子银行背景下的监管套利行为存在的风险。虽然祝继高等（2016）的研究当中涉及了商业银行经营风险，但是他们是从同业业务的视角进行分析。因此，作为商业银行影子银行业务主体的理财业务（Hachem＆Song，2016），目前还没有文献研究其对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