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影子银行的对象和范围较为不同。巴曙松（2013）认为，中国影子银行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公司的信托产品。Hachem＆Song（2016）认为银行理财产品是中国影子银行的主体。有学者认为，中国影子银行还包括金融机构间委托融资（黄益平等，2012）、商业银行委托贷款（Chen et al.，2016）和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祝继高等，2016）。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11]中，将影子银行界定为：正规银行体系外，具有信用转换功能和流动性功能，可能引发监管套利或系统性风险的信用中介体系。该报告明确指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私募股投资权基金、采用混合资金的银行表外理财产品（不同期限的多种理财产品、筹集资金池投资的方式）和滚动发行的信托产品（新发行产品筹集资金偿还即将期满的产品）都属于影子银行范畴。

祝继高等（2016）认为社会资金主要通过银行同业业务、银行表外业务（包括涉及表外业务的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进入影子银行。Hachem＆Song（2016）和Acharya et al.（2016）均认为，截至2014年，通过银行理财产品募集的资金已经和通过传统银行存款募集的资金在一个数量级水平。

2005年前后，伴随着规避监管和将信贷业务出表的需求，商业银行开始大量发行理财产品，我国影子银行也兴起于同一时期。2009年4万亿元刺激之后，中国采取了较长时间的稳健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存贷比、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监管更加严厉，同时加大了贷款窗口指导的力度，限制贷款资金流向房地产行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等主体（裘翔和周强龙，2014）。严厉的监管和管控加大了商业银行压力，商业银行和资金需求更加依赖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影子银行融资途径，因此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业务得以加速发展（肖崎和阮健浓，2014；Hachem＆Song，2016）。以表2.1和图2.3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和Wind数据库，理财产品募集的资金从2006年仅920亿元增长到2014年45万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67%^[12]，年增长速度远高于金融机构存款的增长速度。理财产品募资金额占金融机构存款的比例，从2006年的0.3%增长到2014年的40%，增加了约130倍。

表2.1　理财产品募集资金增长情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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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理财产品募资金额和其对金融机构存款的增长趋势

由于我国的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债券市场和股权融资市场发展缓慢（祝继高等，2016），而影子银行和理财产品却快速发展，因而形成了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其他非银金融机构和资金需求方围绕商业银行的一条完整隐蔽的类贷款通道（裘翔和周强龙，2014；祝继高等，2016）。如图2.4所示，社会资金通过理财产品进入银行A，而不管理财业务记入表内资金还是表外资金^[14]。表内资金可以作为商业银行自营项目，再通过买入返售和应收款项类投资等同业业务（祝继高等，2016），借道通道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最终投向资金需求方。表外资金更便于操作，通过中间业务、非标准化信贷资产、债券、信托收益权等方式（肖崎和阮健浓，2014；Chen et al.，2016），借道其他金融中介，最终投向资金需求方。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一方面充当资金提供方的角色，另一方面也通过和其他金融中介配合，规避监管，实现监管套利。

图2.4　理财产品资金流向示意图^[15]

也有研究认为（李波和伍戈，2011），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不存在信贷资产的公开交易市场，即不能利用标的信贷资产进行再融资。作为影子银行体系资金融出方的各商业银行风险相对独立，因此对商业银行来讲不存在如西方影子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祝继高等，2016）。

我国影子银行给商业银行带来的风险主要有四类：一是商业银行参与影子银行会增加商业银行经营业绩波动，增加商业银行潜在风险。二是理财产品业务加剧了短存长投的现象（Acharya et al.，2016），并且加剧了期限错配，增大了流动性风险。因为商业银行间激烈竞争以及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进行年度、季度和月度考核等原因，理财产品短期化趋势明显。同时商业银行通过银行间市场筹措大量短期资金，缓解考察时间节点的资金紧张，而为了获得高收益，商业银行资金主要用于投资房地产行业、城市债券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长周期项目。三是坏账风险。为了规避监管，影子银行的资金在金融机构之间反复空转，导致资金需求端的实体企业贷款利率升高。因此，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增加了实体企业经营风险，从而增加了影子银行产品的坏账风险。四是政策风险。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对影子银行相关业务的监管措施不断出台，商业银行需按照银保监会监管法规的变化，整顿和调整理财业务的经营范围，进一步增加了商业银行经营业绩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