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晚期,宦官与外戚两大集团交替专政,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各种矛盾日益激化,黄巾农民起义就在这种背景下逐渐酝酿成熟。
黄巾起义的领袖是冀州巨鹿人张角,他自称“大贤良师”,创立太平道,以画符诵咒行医治病,在民众中宣传原始道教的平等思想,鼓动民众反抗东汉暴政。在宣传发动群众的同时,张角还利用宗教从事起义的组织准备,十余年内,张角已拥有徒众数十万,遍布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八州。在此基础上,张角又将信徒按地域组织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设“渠帅”,统一节制。另外,张角根据斗争需要,及时用谶语的形式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战斗口号与起义计划。一场宗教形式掩护下的农民起义至此已是呼之欲出了。
张角原计划在中平元年(184)三月五日于洛阳及各州同时起义,但就在起义即将发动的关键时刻,太平道内部出了叛徒,起义计划泄露。东汉王朝闻报后,即行严厉镇压。张角等人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举行起义,星夜派人通告各方同时行动,并规定起义军以黄巾缠头为标志。黄巾起义正式爆发。
黄巾起义爆发后,声势浩大,史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40]。黄巾军主力分布在三个地区:一是以张角、张宝、张梁为首的义军主力活跃于冀州地区,是为北方中心;二是以张曼成为首的义军战斗在南阳地区,是为南方中心;三是以波才、彭脱为首的义军转战于颍川、汝南、陈国一带,是为东方中心。可是在战略部署上,张角等义军领袖采取了“内外俱起”[41],八州并发,同时出击的计划,即在京师洛阳内外同时起事,在地方各州一起暴动。在作战行动方面,各路义军虽缺乏周密的协同配合,但从其活动形势看,起义军显然是以洛阳为主要进攻目标的,自东、北、南三个方面包围威胁洛阳。所有这些,均反映了黄巾起义战争领导者一定的战略决策能力和作战指挥艺术。
八州并起的黄巾起义极大地震撼了东汉朝廷,统治者在惊恐之余,急忙调集军队,向起义军进行反扑。当时,活动于颍川的波才军对洛阳构成直接威胁,所以汉廷派遣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统率汉军主力投入这一战场。对于起义中心地区的河北一带,则任北中郎将卢植率北军五校尉和当地郡国兵前往镇压;而对于南阳地区的张曼成军,则是加强防御,暂取守势。东汉统治者实施这种先防后剿、攻守皆备、重点进攻、逐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表明他们具有老练的统治经验与军事素质。
该年四月,黄巾军与朝廷军队的战略决战首先在颍川一带展开。义军先期取得胜利,大破朱儁部汉军的进攻,并围困皇甫嵩部汉军于长社(治今河南长葛东),但是终因缺乏战斗经验而为官军反击所破,颍川、汝南、陈国等地义军逐一被镇压,招致失败。而东方黄巾军的失败,则使东汉朝廷摆脱京师之危,基本稳住局面。至此,双方的战略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东汉朝廷业已占据了主动和优势。
接着,南阳一带成为双方第二个战略会战的场所。南阳黄巾军与东汉官军的斗争是围绕战略要地宛城的争夺而展开的,前后经历了近8个月时间,义军曾以百余日的战斗,最终攻克宛城,并在守城的数个月里多次击败朱儁等部汉军的进攻,一直坚持到同年十一月才撤出宛城。朱儁率汉军追击厮杀,终于消灭了南阳黄巾军。黄巾军的南方起义中心宣告失陷。
此后,战争的中心转移到河北地区。河北是起义军的大本营,张角兄弟三人在那里直接指挥义军主力,曾先后攻克广宗(治今河北威县东)、下曲阳(今河北晋州西),并击败汉军卢植、董卓部的进攻。该年八月,皇甫嵩接任官军统帅,率主力扑向河北战场。义军英勇抵抗,数次挫败官军的进攻,迫使皇甫嵩“闭营休士,以观其变”[42]。但是此时其他地区的黄巾军已被镇压,河北黄巾军的战局日趋不利,加上战术有误,广宗、下曲阳先后被攻破,大批黄巾军将士牺牲,河北黄巾军也遭失败。
汉军于十一月攻陷下曲阳,这标志着张角等人所领导的黄巾军主力悲壮失败。然而农民起义的火焰并没有就此而熄灭,分散在各地的黄巾余部仍在坚持斗争,前后延续了20余年之久,给黄巾大起义添上了一个可歌可泣的尾声。
黄巾农民大起义,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革命战争,它虽然最终失败了,却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农民战争遗产。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更有失败的教训,值得认真加以总结。
黄巾起义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提出了明确的战斗目标,即消灭东汉政权,建立自己的统治,这对号召和鼓动民众参加起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利用宗教形式进行起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麻痹了官府,积蓄了力量,为举行起义做好了较充分的准备;第三,起义的计划制订得比较周密、具体,所谓“内外俱起,八州并发”就反映了这一特点,尽管后来由于叛徒告密,使计划实施遇到困难,但经张角果断处理,它基本上还是得到了落实,从而给东汉王朝以沉重的打击;第四,斗志坚决,宁死不屈,敢于攻坚,勇于牺牲,以此向天下昭示起义将士的斗争精神与高尚气节。
黄巾农民战争失败的教训同样非常深刻。它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因此提不出更具体的策略方针;它没有建立起后方基地和有组织的战斗部队,因此部队保障受到限制,战斗行动受到掣肘;它缺乏统一的指挥和互相配合,各自为战,因此造成战区上的孤立、分割态势,以致为敌占优势的主力军各个击破;它不懂得在敌强我弱形势下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等机动作战样式的重要性,热衷于城池的攻守,将起义军的主力胶着于一地,同敌人打硬仗,拼消耗,直至耗尽自己的战斗力而被击败。所有这些,都是起义军在战略上和作战指导方面的严重失策,也是这场轰轰烈烈农民战争不幸失败的直接原因所在。
【注释】
[2]《荀子集解》卷十《议兵篇》。
[3]《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
[4]《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
[5]《韩非子集解》卷一《初见秦》。
[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7]《战国策·齐策一》载:“(秦赵)四战之后,赵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
[8]《新书校注》卷一《过秦上》。
[10]《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11]《汉书》卷三十《艺文志》。
[12]《韩非子集解》卷十八《八经》。
[13]《韩非子集解》卷十七《难势》。
[14]《六韬》卷三《龙韬·军势》。
[15]《孙子兵法新注·势篇》。(www.daowen.com)
[17]《孙子兵法新注·势篇》。
[18]《孙子兵法新注·势篇》。
[19]《武经总要》前集卷四《奇兵》。
[20]《武经总要》前集卷四《奇兵》。
[2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实录附录·明太祖宝训》卷五《谕将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7年。
[22]《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23]《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24]《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
[25]《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
[26]《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27]《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
[28]《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
[29]《资治通鉴》卷十六《汉纪八》,景帝前元三年。
[30]《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卷六《秦始皇本纪》。
[31]《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32]《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33]《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34]《孙子兵法新注·形篇》。
[35]《吴子》卷下《论将》。
[36]《吴子》卷下《论将》。
[37]《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
[38]《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高帝五年。
[39]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二《陕西方舆纪要序》,中华书局,2005年。
[40]《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朱儁列传》。
[41]《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朱儁列传》。
[42]《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朱儁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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