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七雄逐鹿中原之际，北方崛起了一个强悍的民族——匈奴。匈奴政权的建立大约在公元前209年，它的极盛时期是在公元前209—前128年，大致相当于从秦朝末年到汉武帝元朔元年这一阶段。公元前4世纪，匈奴王庭位于漠南阴山以北的头曼城，距黄河河套已经不远。公元前4世纪末，赵武灵王将长城筑到阴山南麓，但匈奴势力不久就突破了长城，占领了河套以南的地方。秦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15年派遣蒙恬统军30万北击匈奴，全部收复了“河南”地区。^[30]但是十多年后，当秦朝崩溃，楚汉战争打得不可开交之际，匈奴势力再度深入“河南”，并且多次攻掠了燕郡（河北北部）和代郡（山西北部）。

公元前200年左右，汉王朝建立之初，匈奴军队突然包围了并州北部的马匹交易地马邑，紧接着又南侵太原，迫使刘邦亲率32万大军北上反击，一直攻到平城（治今山西大同东北）。但是习惯于中原作战的汉军步兵完全不适应机动性极强的骑战，一夜之间竟被30多万匈奴骑兵反包围于平城以东十七里的白登山，最后只好以和亲为条件，订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此为汉廷与匈奴之间的第一次大战。此后汉朝因建立初始，干戈方息，实力不逮，百废待兴，不得不在军事上采取守势，消极防御，力求以和亲与财物供奉的方式维持边境的和平。但是和亲和防御并不能真正遏制匈奴的进攻，汉朝的边患始终很严重。

在以后的时间里，汉朝历经惠帝、吕后与文、景两帝，一方面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一方面开始调整军队的兵种结构，大力建设骑兵部队。如汉文帝时，“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31]，规定每一农户要养马一匹，以资军需。匈奴方面则占领了河西走廊，又征服了西域，从正北和西北两个方向对中原形成包围之势。公元前180年至前146年间，匈奴骑兵频繁地对陇西到辽东的长城以南地区进行掳掠袭扰，边境冲突持续不断，汉军也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有力地遏制了匈奴向中原的推进之势，使战线基本上稳定在西北边境线上。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为相持阶段。

汉武帝登基后，即积极从事反击匈奴的战争准备。军事上进一步加强骑兵部队的建设，修筑军事要道；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如“举贤良文学”以扩大统治基础，举行封禅礼以提升皇帝权威，实行“推恩法”以削弱地方势力，等等；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以增加战争物资储备，从而全面造就了战略反击匈奴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汉武帝于元光六年（前129）起，展开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行动，深入匈奴境内，对匈奴贵族势力实施严厉的打击。

经过漠南、河西两大战役，汉军收复了“河南”地区，消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攻占了河西走廊地区，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断绝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并将匈奴两部切断，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至此，汉军已完全占有了整个战争的主动权。汉武帝为了彻底歼灭匈奴主力，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遂决定对匈奴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这样，就发起了漠北之战。

在这场战役中，武帝集中了精锐骑兵10万人，组成两个大的战略集团，分别由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另以步兵数十万、驭马十余万匹配合骑兵主力的行动。卫青、霍去病接受任务后，于元狩四年（前119）春各率精骑5万，步兵后勤和支援部队数十万，分别出定襄和代郡，沿东、西两路北进，决心在漠北与匈奴进行会战。

匈奴单于得悉汉军将至，在转移辎重、部众、牲畜的同时，“以精兵待于幕北”^[32]，企图待汉军疲惫后再歼之。卫青出塞后，得知单于的战略意图和王庭所在地，当机立断，率主力直扑单于大营，迅捷北进数百公里，横度大沙漠后，两军主力遂相遇。卫青下令用武刚车环绕为营，以防匈奴骑兵袭击，同时指挥数千精骑向单于军发起猛攻，单于当即派遣万骑应战。双方激烈厮杀，直至黄昏。这时大风骤起，飞沙扑面，两军难辨彼此，形成一场混战。卫青乘势分轻骑从左右迂回包抄，单于见战况不利，就率数百骑突围，向西北方向逃遁。卫青立即派遣轻骑连夜追击，自己则率主力随后跟进，一直进至寘颜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麓）的赵信城，放火焚毁其城以及匈奴的积粟，然后胜利班师。是役共歼匈奴军近两万人。(www.daowen.com)

在另一个主攻方向上，霍去病率军出代郡和右北平，北进一千余公里，穿过大漠，与匈奴左贤王部接战，尽歼其精锐部队，俘获和斩杀匈奴屯头王以下7万余人。左贤王弃军逃逸，仅以身免。霍去病乘胜追杀，直抵狼居胥山（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兵锋逼至贝加尔湖畔，然后凯旋。

漠北之役是汉、匈之间规模最大、战场距离中原最远，也是最艰巨的一次战役。在这场交锋中，汉军共歼匈奴军9万余人，严重地削弱了匈奴的势力，使匈奴从此无力再大举南下，形成了“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33]的局面，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至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漠北之战也是汉军实施的规模最大的超远距离骑兵集团作战，充分表现了汉军骑兵的独立作战水平和后勤支援能力。此战虽然迫使匈奴放弃漠南，向西北方远遁，但汉军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汉史资料所记，当时卫青、霍去病两军出塞时，塞上登记的过境马匹共14万匹，而战后入塞时则不足3万匹；步卒的死亡人数也多达数万名。故此战之后，汉军由于缺少战马，已无力实施追击了；而匈奴伤亡殆尽，自然也不敢再来入边。直到公元前114年，汉将公孙贺率15000骑从九原再次出塞，军行2000余里，竟然看不见一个匈奴人；朝廷又派赵破奴从令居出塞，直至匈奴河水（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麓），也看不到一个匈奴人。

十年以后，太初元年（前104），汉军再次攻击匈奴右部，匈奴北退，大军西征，爆发了楼兰之战。此后近三十年，汉匈之间又展开了对西域的争夺战。直至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匈奴国分裂，南匈奴降汉回归漠南，北匈奴应康居（在咸海与巴尔克什湖之间）国王之邀西迁至都赖水（今塔拉斯河）上游。至此，匈奴势力才不再对中原地区构成威胁。事实上，直到东汉和帝永元二年（90）的金微山（今阿尔泰山）之战后，北匈奴的势力才最后退出中亚地区。他们先是西迁至康居，之后又离开康居，绕过咸海，一直向西走到伏尔加河流域定居下来，成为公元4世纪时伏尔加河流域匈人的祖先。

以漠南、河西、漠北三大战役为中心的反击匈奴之战，在战略指导与战术运用上有颇多可称道之处。第一，进行充分的战争准备，做到了“胜兵先胜而后求战”^[34]，即根据对匈奴作战的需要，建设骑兵，选用青年将领；军事与外交密切配合，以孤立匈奴；实施战时经济体制，保障对匈奴作战的后勤供应。第二，高明运用骑兵战术，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汉军在几次重大战役中都充分发挥了骑兵快速机动的特点，实施远距离迂回、包抄、奔袭，连续进攻，不给敌手以喘息的机会，既能出其不意，又能威加于敌，给匈奴军以大创聚歼，取得了巨大的战果。第三，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汉军在打击敌手时，先弱后强，循序推进，切断匈奴各部之间的联系，分而制之，始终掌握着战争主动权。同时，还能注意主力与偏师之间的配合，以偏师牵制对手，以主力重创对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匈战争的重大军事学术意义，即它改变了传统的中原作战方式。原来只是作为军之“耳目”的骑兵部队现在成为作战的主力，而步兵的作战对象已不是敌方的步兵，所以必须具备抗击敌之骑兵密集攻击的能力，于是弓弩兵的配置受到重视，如武帝时的名将李陵任骑都尉时，曾受命在酒泉、张掖训练5000名步兵弓箭手，他在以步兵抗击敌优势骑兵的进攻时，便是令步兵利用地形以弓弩给敌骑兵以重大杀伤的。战车则更多的是用来防御，而不是攻击，如漠北决战中，汉军与匈奴主力遭遇后，便将武刚车环绕为营，以防敌骑突袭。由于匈奴骑兵出没无常，汉军塞外行军也采取疏散的队形，而且把侦察部队派出很远，以便及时报警。总之，正是这样长期的作战环境，迫使汉朝军队摆脱了楚汉战争时期以步兵为主的作战方式，而开始全面进入骑兵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