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战胜项羽，夺取天下，建立西汉政权后，错误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秦朝的二世速亡在于没有分封宗室子弟为王，结果当天下纷纷起兵反秦时，就没有人为朝廷卖命，皇室“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孤立无援。所以，西汉建立后，刘邦即在全国实行郡国并行制，除了分封异姓功臣为诸侯王以外，还分封刘氏宗室子弟为同姓诸侯王。但是，事与愿违的是，虽然刘邦和吕后处心积虑、不择手段铲除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可刘邦一死，仍是祸起萧墙，变生肘腋。先有吕后长达十五年的专权与诸吕谋乱，后有各诸侯王的违法乱政，对抗中央，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并未因裂土分封和血缘上的同宗共祖而稍有减缓。

文帝在位时，由于地区的不平衡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各诸侯王的羽翼已趋丰满，足以与朝廷分庭抗礼，中央与地方诸侯王关系遂进入高度紧张的阶段，双方的矛盾冲突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故贾谊上《治安策》，忧心忡忡地指出，同姓诸侯的不遵纪守法，野心勃勃，对抗朝廷，阴谋叛乱，是天下“可为痛哭”的危险，因而建议“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便“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24]汉文帝部分地采纳了贾谊和太子家令晁错的建议，一方面把诸王的一部分封地收归朝廷直接管辖，一方面在诸侯的封地内再分封几个小诸侯国，以分散、削弱诸王的权力。同时还将自己的少子刘武封为梁王，控制中原要地，以为朝廷屏障。但汉文帝宅心仁厚，未能采取进一步果断的行动。

汉景帝即位后，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权与诸侯王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更趋于激化，所以晁错提出“宜削诸侯事”，主张“削藩”，他曾敏锐地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25]。景帝感到事态严重，为了汉朝的长治久安，听从了晁错的建议，开始削藩。朝廷的这一政策，立即激起了各诸侯王的强烈不满，吴王刘濞纠合了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等诸侯，并约请闽越、东越等出兵相助，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借口，策划叛乱。景帝屈服于压力，杀死晁错，以求与诸侯王相妥协，但叛乱并未因之而平息。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吴王刘濞公开举起反叛旗帜，起兵三十万，从广陵出发渡淮河，向西汉统治中心进发，计划渡淮河后，与楚军会师，夺取梁地，解除西进时的后顾之忧，西向攻取荥阳，然后与北路的赵国叛军和南路的南越叛军会师于洛阳，而后合力西取长安。当时出兵者共有吴、楚、胶西、胶东、菑川、济南、赵七国，故史称“七国之乱”。局势的发展表明，中央再无退缩妥协的余地，只有从军事上彻底击败叛军，才能战胜地方割据势力，维护中央的权威，再造全国一统的局面。为此，汉景帝任命太尉周亚夫为汉军总指挥，统领三十六名将军率汉军主力东攻吴楚，另派郦寄击赵，栾布攻齐，并以窦婴屯驻于荥阳，居中策应，决心以武力粉碎这场来势汹汹的武装叛乱。

周亚夫临危受命之后，即认真制定了平叛战争的总战略。这个平叛的战略与策略方针，对于迅速平定叛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在战略谋略与作战指导上有以下几个层次与特点：

其一，战略指导上的避敌锐气。避敌锐气是为了制造战略反攻的有利时机，变被动为主动。吴国地处海滨，境内有渔盐矿藏之利，国富民殷，经济实力在各诸侯国中最为雄厚，而吴王刘濞处心积虑苦心经营三十年后反叛中央，又动员并联合了六个诸侯国一起行动，急于与汉军决一死战，汉军则是被动迎敌。在这种情况下，对付吴、楚叛军，必须慎重从事。周亚夫认识到了战略态势上的这种客观情况，所以一领受平叛重任，立即将自己的平叛方略面奏汉景帝，认为“楚兵剽轻，难与争锋”，在战略上，汉军不能立即与叛军拼，必须避其锋芒，所以他请求汉景帝“愿以梁委之”，^[26]即不能计较一城一地得失，而是宁舍弃部分土地，以空间换取时间，牵制和迟滞叛军的行动，待敌人疲惫，再相机破敌。这一总体战略原则的确立，对汉军取得平叛战争的最后胜利是至为关键的。(www.daowen.com)

其二，在战略主攻方向上以吴王刘濞所率吴、楚联军为重点。“七国之乱”虽有七个诸侯国参加，但核心是吴国。从当时形势看，吴王刘濞所率的吴、楚联军是叛军中对西汉威胁最大，也是各路叛军中实力最强的。因为，山东的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四国虽也起兵反叛中央，却将主要兵力用于围攻齐国的临淄，一直未敢向汉朝统治的腹心地带进攻。河北的赵王实力有限，在观望中向中原进兵，汉廷派偏师即可予以遏止。同时，吴王刘濞虽计划三路进兵，分进合击，但由于策应的其他两路均未按计划行动，实际上只有以吴王刘濞率领的吴、楚联军一路突出，孤军作战。这样，如果将吴、楚联军击败，其他叛乱势力就不足为虑，可轻易化解。比如，汉景帝派去钳制赵、齐叛军的是汉朝的二流将军郦寄和栾布，并只予其部分兵力。所以，汉朝中央在制定战略决策时，就认为吴王刘濞是叛乱的主谋和核心人物，其统率的吴、楚联军为叛军的主力，因而自然是汉军主要的打击对象。周亚夫被任命为汉军主力的统帅后，十分明白自己肩负的重任，视“制”东方的吴、楚为自己最重要的使命，所以在战略部署上以东出洛阳、荥阳为击败叛军的要着。

其三，实现战略决策过程中运用了高明的战略指导，即避短用长，抢占战略要地。周亚夫作为平叛的主帅，不仅有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而且善于听从谋士们的高明建议。首先，他接受了赵涉的建议，改变行军路线，平叛大军避开潼关、崤渑和函谷关的险道，改行长安东南，出蓝田、武关，迂回至洛阳，顺利抢占洛阳的武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荥阳要地。洛、荥是叛军进入关中的唯一通道，也是叛军战略计划中西进关中的必经之地。占据洛、荥，就使汉军处于可攻可守的地位，不利时可以在此与叛军相持，拒敌于无险可守的黄淮平原；形势有利时则可以利用车兵的优势，东出歼敌于平原旷野。事实上，吴王叛乱之初，吴国的将领桓将军即向吴王刘濞献策：“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27]建议挥师快速西进，沿途不要将精力用于攻城夺地，最好是以最快速度抢占洛阳的武库，据有荥、洛之间的山地和黄河渡口，这样，即使不能西入关中，仍可以号令天下，“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28]。只是吴王并未听从这一高明的建议。而周亚夫则认识到荥、洛的战略地位，捷足先登，让叛军以为汉军从天而降，已无时间去争夺这一天下之中枢，从而在战略上站稳了脚跟，陷敌于被动。夺取荥、洛后，周亚夫曾说：“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29]其次，在吴楚叛军急攻梁地的情况下，周亚夫按照预先设计的战略，不急于率兵奔赴东南去救援正被吴、楚联军进攻的梁国，而是听从了邓都尉的建议，避吴军之锐气，进据昌邑，与梁国睢阳的守军形成掎角之势，这样，既可威胁吴、楚联军的侧背，又可防止吴军绕过梁地西进荥阳。进据昌邑后，又深沟高垒，对叛军守而不战。结果，吴军尽锐以攻梁，尽管梁王求救，景帝也亲自下令周亚夫率军援梁，周亚夫仍不为所动，而是按既定战略，待吴军久攻梁地不下，力疲志殆，陷于无法脱身的地步后，才派弓高侯等率轻骑兵径出淮泗口，迂回到叛军的后方，切断叛军粮道，使叛军陷于粮尽兵疲的境地。等到叛军粮食断绝，又久攻梁地不下，急于寻找汉军主力决战时，周亚夫在下邑（治今安徽砀山）仍坚壁不出，进一步疲敌。最后，吴军只得无功而撤，这时周亚夫认为决战时机已到，立即率精兵追击，结果以逸待劳，变被动为主动，一举消灭了吴、楚疲惫之师，彻底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

西汉平定七国叛乱的战争，是一场反对割据、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汉军抢占关东战略要地荥阳，控制南北要道，争得了战略上的主动，造成了东阻吴楚、北拒齐赵、屏蔽关中的有利态势。然后以一部钳制齐、赵，而把吴、楚作为主要打击目标，并根据楚军剽轻、吴军精锐的客观情况，采取了“以梁委之”，吸引和消耗吴、楚联军，乘敌疲敝而后击的正确作战方针，最终各个击破，迅速平定了七国之乱。反观吴、楚等七国，为了维护诸侯割据而发动战争，破坏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七国内部钩心斗角，矛盾重重，各怀鬼胎，步调不一，缺乏统一的计划和指挥。叛乱初期所提出的分进合击，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包围关中，先取荥、洛，会师长安的构想，由于各诸侯国或临时背约，或轻易改变，或屯兵观望而化作泡影。吴王既不听田禄伯、桓将军的进军计划，又忽视了对粮道的设防，孤军一路，全力攻梁，结果顿兵坚城，丧失主动，最终的失败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