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法（亦称作战指导）的论述，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兵法中内容最丰富、价值最重大、特色最显著的部分，它所揭示的许多规律性原则，至今依然是战争、战役、战斗指挥上所必须遵守的。流传至今的许多兵学范畴，业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军事格言。

有关中国古代的一般战法原则，其荦荦大端，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诸条：奇正相生、避实击虚、尽敌为上、兵不厌诈、众寡分合、造势任势、因敌制胜、进攻速胜、致人而不致于人、攻守平衡、兵机贵密、积极防御、将权贵一，等等。这些内容与现代战略、战役、战术所运用的一些基本原则，如“知彼知己，因势制敌”“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主动灵活、突然迅速、协同策应等等，不仅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而且在语言上也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这说明，中国古典兵法中反映一般军事规律的论述，是指导任何战争时都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作为中国古代战争典型形态之一，统一战争自然也没有例外。换言之，历史上的统一战争战略指挥体现着古典兵法的一般作战指导规律，它运用兵法基本原则越是娴熟，战略指挥上的成功就越是显著，统一大业的实现也就越是顺利。

毫无疑问，统一战争战略指挥上运用兵法基本原则以争取胜利的做法是全方位的，但是若细加考察，我们也能发现，它的重点似乎落实在以下几个方面：注意妥善解决集中兵力与分兵钳制的辩证关系，贯彻落实速战速决与持久作战的相关原则，正确处理政治招抚与军事打击的相辅相成，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作为作战行动的中心环节。

（一）众寡分合，协同策应

“众寡分合”，是战术运用上的一条基本原则，即众寡之用与分合为变。这里，众寡之用是兵力的使用问题，分合为变是作战的部署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核心是集中兵力与协同配合的有机统一，一分为二，在全局或局部造成优势，各个击破敌人；而统一这两者的基础，又在于真正理解与把握“奇正”的蕴意，做到“奇正之变”“奇正相生”。

“奇正”是古典兵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古人认为它是“用兵之钤键，制胜之枢机”^[70]。一般地说，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在兵力使用上，守备、钳制的为正兵，机动、突击的为奇兵；在作战方式上，正面攻、明攻为正兵，迂回、侧击、暗袭为奇兵；在作战方法上，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兵，采取特殊战法为奇兵；在战略上，堂堂正正进兵为正兵，突然袭击为奇兵。可见，所谓“奇正”，首先是兵力的配置与使用，“以正合，以奇胜”^[71]；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战术的选择和运用，“奇正相生”“奇正之变”。^[72]

“众寡之用”与“分合为变”，实际上就是对“奇正”基本原理的运用与发挥。就众寡之用而言，是指在主攻方向上必须集中兵力，而在助攻方向上则只配备必要的兵力，起策应协同的作用，所谓“若五倍于敌，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73]。就分合为变而言，就是要注意重点设防，重点守备，重点投入，所谓“用兵之道，无所不备则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则不必皆备”^[74]。

关于众寡分合的一般原则，古代兵家多有论述，如《司马法·用众》指出：“凡战之道，用寡固，用众治；寡利烦，众利正；用众进止，用寡进退。”《兵录》作者认为：“兵之胜负，不在众寡，而在分合。夫有分则有条理，有合则有联络，然分常患其疏，而合常防其混。故合而不分，分而不合，非善也；合而有分，分而有合，非善之善也；即分为合，即合为分，乃善之善也。”^[75]可见，在“众寡之用”问题上，他们既肯定集中兵力的意义，提倡“我专敌分”“以十击一”，又强调“分合为变”，灵活指挥，协同策应，做到“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锱铢有余”^[76]。掌握“众寡分合”的不同规律，有利于在各种复杂情况下做到当合则合，当分则分，“合兵以壮威，分兵以制胜”^[77]，克敌制胜，达成既定的战略目标。

统一战争是事关全局的决定性战争，因此，在战略指挥上全面贯彻“众寡之用”与“分合为变”的基本原则乃是其必有之义。在秦汉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统一战略实施者，都高度重视用兵指挥上的“众寡分合”问题，既积极主张善于“众寡之用”，又充分强调“分合为变”，以求在指导统一战争时做到集中兵力与分兵钳制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我专敌分”，集中优势兵力击敌之要害；另一方面灵活指挥，分兵策应主力的行动，使得敌人首尾不得相顾。基于这样的认识，刘邦破项羽，在兵力使用和战役指挥上都采取了多路出击、主力挺进、重点突破的方法，从各个战场同时发起进攻；以主力歼敌主力，直捣腹心，以偏师策应主力，钳制分割敌军。主次配合，奇正协同，东西呼应，彻底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使其完全陷入首尾脱节、顾此失彼的被动挨打处境，最终走向失败的深渊。

楚汉战争全面爆发后，刘邦集团根据当时双方的军事实力与战略态势，制定了持久防御的基本战略，企冀通过战略相持，逐渐转变楚汉双方的战略优劣态势，在拥有战略主动的基础上，再进行反击，消灭项羽势力，完成国家的统一。基于这样的战略指导，汉军方面重新调整了战略部署，改善了战略指挥，按照“众寡之用”与“分合为变”的基本原则，正兵与奇兵交替使用，互为协同，巧妙策应，形成了集中兵力与分兵钳制的有机统一。其具体措施是：刘邦亲率汉军主力坚守成皋、荥阳一线，阻遏项羽主力的攻势，在正面战场转攻为守，消耗敌军，挫败项羽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同时分别开辟北方战场与南方战场，在翼侧牵制敌军，逐渐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在北方战场，命大将韩信率领一部兵力，先后灭魏、平代、破赵、下燕、定齐，逐个歼灭黄河以北的割据势力，向楚军侧背发展，策应成皋、荥阳汉军主力的行动；在南方，策反九江王英布，新辟南方战场，由英布攻击楚军翼侧，给项羽造成牵制；同时，发动敌后袭扰战，由彭越在梁地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进攻，调动和疲困楚军，保障两翼的军事出击顺利进行。

刘邦集团在战略指挥上坚定贯彻上述正面坚持、南北两翼牵制、敌后袭扰的作战部署，结果是使得楚军顾此失彼，陷于多面作战的困境，从而导致楚汉双方战略优劣态势的逐渐转换，其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项羽的失败遂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于是刘邦把握时机，于汉高帝五年（前202）趁项羽引兵东撤之际，实施战略追击。之后，在垓下合围并聚歼楚军，项羽突围后自刎于乌江。同年，刘邦登基称帝，建立汉朝，中国再次实现统一，历史揭开了新的一幕。而刘邦之所以能转弱为强，战胜项羽，再造一统，就战略指挥而言，在于善于做到“众寡之用”“分合为变”，以主力抗衡敌之主力，以偏师打开战场局面，主次策应配合无懈可击。

（二）速战速决与持久作战的统一

从战争费效比来说，速战速决是最为理想的选择。道理很简单，从战争与经济关系这一角度观察问题，进攻速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战争所损耗的人力、财力、物力，数量大得惊人，对国计民生来说，不啻极其沉重的负担。战争时间一久，各种严重的后果便会纷至沓来，使国家和民众陷于战争泥潭，不可自拔，所谓“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78]。此外，从复杂战略格局考察，速战速决也应该是战争指导者所要追求的目标。因为，如果某一国长期征战，就会给第三方带来可乘之机，最终使自己陷于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出现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情况，用兵圣孙武的话说，就是“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79]。为了避免上述不利情况，战争指导者在开展军事行动时，也自然要坚决贯彻进攻速胜的原则了。

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古代兵家普遍主张进攻作战要做到速战速决，迅速地夺取胜利，反对使战争旷日持久，疲师耗财，“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80]；强调“用兵上神，战贵其速”^[81]，“速则乘机，迟则生变”^[82]，把“兵贵神速”的基本原则贯彻落实到作战行动的全过程，“足我粮饷，张我声势。巧于误敌，俾敌不知所备；速于攻取，俾我锋不留行。电扫星飞，深戒淹缓”^[83]。

统一战争是具有战略全局意义的进攻作战行动，统一战争的实施者在军事力量上占有相当大的优势，作为战略进攻的一方，在一般条件下要求做到行动迅捷，速战速决，“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决取胜，不可久而用之矣”^[84]，强调“疾雷暇掩耳乎？掣电暇瞬目乎？时不再来，机不可失”^[85]，“知彼有可破之理，则出兵以攻之，无有不胜”^[86]，主张对敌人“速攻之，速围之，速逐之，速捣之”^[87]。

这一基本原则从秦汉历史上历次统一战争的进程考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统一大业的指导者，在实施统一战争的战略指挥之时，总是把迅猛神速、速战速决，看成是克敌制胜、实现统一的一大关键，努力避免出现进攻行动上的旷日持久，钝兵挫锐，所谓“急疾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而不可久处”^[88]。因此，一旦“势已成，机已至，人已集”^[89]，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展开行动，以强大的优势兵力为依托，运用高明的作战指导，对敌人发起摧毁性的打击，力求在最短的时间里，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粉碎敌人的防御体系，攻占敌人的核心中枢，赢得统一战争的迅速胜利。

秦汉历史上成功的统一战争，大多是速战速决战略指导运用得当的典范，如秦国扫荡关东六国之战，前后不过十余年时间。

这里，我们就以秦统一六国之战为例，说明统一大业指导者在统一战争过程中是如何贯彻速战速决原则，并最终取得胜利的。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既是战国末期最后一场诸侯兼并战争，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场封建统一战争。从公元前236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国按照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仅用十余年的时间，相继灭掉了北方的燕、赵，中原的韩、魏，东方的齐和南方的楚六个诸侯国，结束了春秋以来长达五百余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战乱局面。至此，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空前的大统一。“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90]。而这个局面的形成，在战略指挥上，不能不归功于其统一战略决策者始终坚持和贯彻“速战速决，大创聚歼”的方针，不间断地对山东六国进行打击和征服，不给对手以任何喘息的机会，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终于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一统六合，开创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六王毕，四海一”^[91]。

当然，在充分肯定速战速决的基本前提下，统一战争的实施者也不排斥在一定条件下的持久作战。这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当其实力尚不够强大，甚至是处于劣势的时候，面对强大的对手，致力于用空间换取时间，达到强弱易势，夺取最后胜利的目的。为此，有些统一战争实施者通过持久防御来迟滞、消耗、削弱敌人，随着战争时间的持久和空间的扩大，敌人战线日长、兵力日分、锐气日挫、困难日多，逐渐地由强变弱。同时，“盈吾阴节”，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挫败敌人速胜的企图的基础上，使自己的战略后方得到掩护，兵力得以集结，民众得到动员，战争潜力得以发挥，外交斗争得以展开，奇谋妙策得以施展，从而越战越强。此外还要做到守中有攻，久中有速，把战略上的防御持久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速决有机结合起来，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如“塞其险阻以遏之，清其原野以待之，绝其粮道以饥之，劫其营垒以挠之，捣其巢穴以牵之。伺其既归，然后出以袭之”^[92]等等，做到“既以守而待攻，复以战而乘敝”^[93]。可见，统一战争指导者在一定条件下实施持久战略方针，最终目的是要由守转攻，由久转速，实现战略反攻的胜利。持久作战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转化敌我双方强弱态势的战略步骤。古人说：“知己有未可胜之理，则我且固守；待敌有可胜之理，则出兵以攻之。”^[94]这就是说，一旦强弱易势，就要果断实施战略反击，彻底消灭敌人，实现国家统一的根本目的。

楚汉战争中刘邦战胜项羽，就是通过防御持久、后发制人的手段实现敌我双方强弱态势转换，最后实现统一大业的典型事例。在楚强汉弱的形势下，刘邦采取持久防御的战略，利用成皋一带的有利地形，实施顽强的正面防御，前后达两年又四个月之久。通过这一途径，刘邦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包括：战争潜力得到充分发挥，机动作战得以全面展开，外交策略和间谍攻心得以广泛实施，终于取得对项羽的全面优势，并适时转入战略反攻，一举全歼楚军，完成了西汉的统一大业。

统一战争实施者选择持久作战的另一种情况，是占有战略优势地位条件下的权宜机变，这就是在胜券在握、大势已定的情况下，为减少双方军民的无谓伤亡而适当地延缓军事攻击的进度或力度，为迫降敌人创造必要的条件。这种战略选择与速战速决的做法在统一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是相辅相成、异曲同工的。

（三）“尽敌为上”与统一战争的胜利

所谓“尽敌为上”，其实质就是打歼灭战的战略指挥原则。歼灭战是战争活动中的主要手段，因为，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归根结底要取决于敌对双方有生力量的消长。所以，不论战略、战役或战斗，歼灭战都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近代普鲁士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在其名著《战争论》中对这一问题做过精辟的阐述，他指出：“战斗是战争中惟一有效的活动。在战斗中，消灭同我们对峙的敌人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使战斗实际上没有进行也是这样，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结局都是以消灭敌人军队已毫无疑问为前提的。因此消灭敌人军队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是一切行动最基本的支柱，一切行动建立在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基础上，就好像拱门建立在石柱上一样。……在战争所能追求的目的中，消灭敌人军队永远是最高的目的。……不过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指出，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即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是战争的长子。”^[95]所以，无论战争在具体情况下是多么多种多样，我们只要从战争这一概念出发，仍可以肯定以下几点：（1）消灭敌人军队是战争的主要原则，对采取积极行动的一方来说，这是达到目标的主要途径；（2）消灭敌人的军队主要是在战斗中实现的；（3）具有一般目的的大的战斗才能产生大的结果……根据上述几点可以得出一个双重法则，它包含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消灭敌人军队主要是通过大会战及其结果实现的，大会战必须以消灭敌人军队为主要目的。因此，应该把主力会战看作战争的集中表现，是整个战争或战局的重心。如同太阳光在凹镜的焦点上聚成太阳的完整的像并产生极高的热度一样，战争的各种力量和条件也都集中在主力会战中，产生高度集中的效果。^[96]

中国古代兵家对主力会战、打歼灭战问题同样予以了高度的重视，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人提出了打歼灭战、不打击溃战的基本认识，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好战果：“夫战，尽敌为上”^[97]；“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易”^[98]。《孙膑兵法·月战》更是毫不含糊地将作战目标定为消灭敌人的军队，明确地树立了歼灭战的战略指挥原则，认为只有“复军杀将”，使敌人“虽欲生不可得也”，才算是真正掌握了“战之道”，即作战的基本规律。^[99]自秦汉以降，历代兵家对打歼灭战的指导原则也有充分的阐述，如西汉时期名将赵充国就强调：“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100]

“尽敌为上”的主力会战、全线歼敌作战指导思想，同样适用于秦汉历史上的统一战争的战略指挥。因为在统一大业实施者看来，无论是速战速决还是相对持久，夺取统一战争胜利的关键，都在于积极创造有利的战机，歼灭敌人的主力。只要摧毁了敌方的有生力量，那么，敌人再企冀负隅顽抗也丧失了任何资本。在这种情况之下，速战速决也好，相对持久亦罢，其间的区别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绝不会对胜利的最后归属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所以，秦汉时期统一战争的实施者都高度重视“尽敌为上”的意义，将它尊奉为实施战略指挥的一个重要原则，总是把寻机进行主力会战、歼敌主力作为作战的关键环节来慎重、积极加以处理。

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伊阙之战中，白起所率秦军大破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余，韩、魏两国实际上就失去了抵抗秦国战略进攻的能力，其亡国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公元前260年，秦赵双方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地区进行战略决战，秦将白起“正合奇胜”，善察战机，诱敌出击，然后分割包围，聚歼赵括所率赵军主力四十五万人，从根本上削弱了当时关东六国中最为强劲的对手，实际上使得秦统一六国、混同天下的道路变得畅通无阻了。项燕所率的楚军主力数十万人，在秦国大将王翦指挥的六十万雄师劲旅的凌厉打击之下，一败涂地，悉数就歼后，楚国便再也无法实施有效的抵抗，秦国平定楚地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帆风顺，指日可待了。

应该说，秦统一六国、统一天下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是来之不易的，归根结底，乃是通过歼灭关东六国主力与精锐的途径，“尽敌为上”，剥夺了对手的抵抗能力之后，才如愿以偿的。由此可见，消灭敌人的军队，贯彻“消灭敌人，保全自己”的战争原则，始终是一种比其他一切手段更为优越、更为有效的手段。^[101]这一点，在从事统一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问题上，亦无任何例外。

【注释】

[1]参见黄朴民：《论中华文化与国家统一》，《光明日报》2003年5月27日。

[2]《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十大经·姓争》，第66页。

[3]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越语下》，中华书局，2002年。

[4]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中华书局，1974年。

[5]李白：《赤壁歌送别》，《李太白集》卷七。

[6]《孟子注疏》卷七下《离娄上》。

[7]《国语集解·郑语》。

[8]五服制：古代王畿外围，每五百里为一区划，按距离的远近分为五等地带，承担对中央朝廷不同的义务。服，即服事天子之谓。其名称为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参见《尚书正义》卷五《益稷》）

[9]参见黄朴民：《“夷夏观”与“文明圈”——秦汉民族文化问题片论》，《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10]《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11]《盐铁论校注》卷九《论功》。

[1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13]《盐铁论校注》卷九《险固》。

[14]《盐铁论校注》卷八《世务》。

[15]韩愈：《原道》，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6]《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四《隐公元年》。

[17]《盐铁论校注》卷八《和亲》。

[18]如美国学者科宁·格雷认为，自然地理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地理，进而影响人文地理，并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参见科宁·格雷：《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美国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3—44页）又如美国战略学家约翰·柯林斯把国力要素归纳为十个基本方面，即属于自然地理的有空间关系、主要的陆地形态、气候、天然植被，属于经济和人文地理的有资源、工业、人口的数量和分布、重要部门的分布、交通网和通信网，并认为这些因素构成了加强国家力量的地理成分，影响着政治力量、军事力量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力量使用。（参见约翰·柯林斯：《大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73年，第297—298页）

[19]参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61—163页。

[20]参见饶胜文：《布局天下：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大势》，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1页。

[21]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22]参见孙建民：《中国传统治边理念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3页。

[23]宫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85—86页。

[24]［美］沃勒斯坦著，罗荣渠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3页。

[2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26]参见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56页。

[27]《通典》卷一百七十六《州郡六·古梁州下·风俗》。

[28]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卷八《僖公九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艺文印书馆，2001年。

[29]《战国策笺证》卷一《东周》。

[30]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第8页。

[3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32]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等译：《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6页。

[33]《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

[34]《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35]《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

[36]《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37]据《史记》《汉书》等史籍记载，汉武帝后期对匈奴的不少战事，是为了攫取汗血宝马等，与消除边患无甚直接联系。但是，这在客观上也多少起到了改良战马的品种、提升汉朝军队骑兵部队作战实力的一些作用。(www.daowen.com)

[3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39]《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下》。

[40]《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41]参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

[42]参见张碧波、董国尧主编：《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43]《孙子兵法新注·用间篇》。

[44]《墨子间诂》卷五《非攻中》。

[45]《盐铁论校注》卷七《击之》、卷三《轻重》。

[46]参见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学术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41—342页。

[47]参见黄朴民：《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48]《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49]《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

[50]参见陈梧桐等：《西汉军事史》，第35页。

[51]《孙子兵法新注·九地篇》。

[52]《孙子兵法新注·计篇》。

[53]《孙子兵法新注·九地篇》。

[54]《孙子兵法新注·军争篇》。

[55]《孙子兵法新注·九地篇》。

[56]《六韬》卷三《龙韬·军势》。

[57]《孙子兵法新注·九地篇》。

[58]《孙子兵法新注·九地篇》。

[59]《孙子兵法新注·虚实篇》。

[60]《孙子兵法新注·九地篇》。

[61]《孙子兵法新注·九地篇》。

[62]《孙子兵法新注·虚实篇》。

[63]《孙子兵法新注·势篇》。

[64]《孙子兵法新注·虚实篇》。

[65]《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下篇《五十八章》。

[66]《孙子兵法新注·军争篇》。

[67]《孙子兵法新注·九变篇》。

[68]《孙子兵法新注·军争篇》。

[69]应该指出，“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的“军争”之法，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哲理，人们从中可以体悟出间接手段与直接手段的内在统一辩证关系。英国战略学家李德·哈特在其名著《战略论》中就申明自己因受这一原则的启示，提出了间接路线的战略。强调在战略上，表面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是达到战略目的的最短途径，间接路线往往比直接路线更为近捷，更为有效。他的看法正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以迂为直”理论的强大生命力，而他本人也不愧为古代东方兵学思想家的千古知音。（参见李德·哈特著，钮先钟译：《战略论》，第5—6、117—134页）

[70]《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势篇》王皙注。

[71]《孙子兵法新注·势篇》。

[72]参见黄朴民：《孙子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39—140页。

[73]《百战奇法·分战》，《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五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

[74]辛启泰辑，邓广铭校补：《稼轩诗文钞存·美芹十论·守淮第五》，商务印书馆，1947年。

[75]何汝宾：《兵录》卷九《攻战·战略》，《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九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

[76]《淮南鸿烈集解》卷十五《兵略训》。

[77]揭暄：《兵法百言·法篇·分》，《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四十一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5年。

[78]《孙子兵法新注·作战篇》。

[79]《孙子兵法新注·作战篇》。

[80]《孙子兵法新注·作战篇》。

[81]汪宗沂辑：《李卫公兵法辑本》卷上《将务兵谋》，《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

[82]《陆宣公奏议》卷一《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

[83]《草庐经略》卷六《客兵》，《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十六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

[84]《李卫公兵法辑本》卷上《将务兵谋》。

[85]《兵·迅》，《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三十七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

[86]《百战奇法·攻战》。

[87]《兵·迅》。

[88]《吕氏春秋集释》卷八《论威》。

[89]《兵法百言·法篇·速》。

[90]《新书校注》卷一《过秦上》。

[91]杜牧：《阿房宫赋》，杜牧著，陈允吉校点：《杜牧全集》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92]西湖逸士：《投笔肤谈》上卷《持衡》，《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十六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94年。

[93]《草庐经略》卷九《击强》。

[94]《百战奇法·守战》。

[95]［德］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第43—48页。

[96]［德］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第285—286页。

[97]《国语集解·周语中》。

[98]《吴子》卷下《励士》。

[99]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第59页。

[100]《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

[101]参见［德］克劳塞维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争论》，第4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