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历史上统一战争战略指挥上的成功经验之一，是统一大略指导者善于正确处理树立战略目标明确性与实施战役战术指挥突然性的辩证关系，在明确自己战略上的根本意图的同时，力求在实施具体的作战行动过程中做到突然、猛烈，出敌不意，大创聚歼。^[47]

（一）战略目标的明确性、公开性

《周易·革》有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统一战争是正义而高尚的事业，它合乎历史的潮流，顺应民众的意愿，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作为这一正义伟大事业的承荷者，战争指导者完全有理由、有信心把自己致力实现国家统一、天下太平的战略意图、战略目标，理直气壮、光明磊落地宣示于天下，牢牢树立起自己“吊民伐罪”的正面形象，表达自己“混一天下”的坚定决心，从而先声夺人，震撼威慑那些分裂割据势力，赢得普天下民众的衷心拥护，争取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汉历史上任何一次统一战争就战略目标而言，均是清晰公开的、明确无误的。尤其是统一大势业已形成、统一战争的发动势在必行的情况下，公开树起平定群雄、再造一统的旗帜，对于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争取观望摇摆者，凝聚和振奋军心士气，鼓舞斗志，显得十分必要。而一旦这么做了，则往往可以达到单纯军事打击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因此，它为秦汉时期统一大业指导者所普遍运用，成为统一战争战略指挥上一种带有共性特征的基本现象。

如楚汉战争中，刘邦采纳董公及张良、韩信之策，明确向天下昭告，将为义帝复仇，东向与项羽角逐天下。汉高祖二年（前205）三月，刘邦在还定三秦，占有关中后，统率大军越渡平阴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到达洛阳，准备对项羽发动进攻。这时洛阳新城的三老董公向刘邦建议说：“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48]刘邦采纳了这一建议，立即对项羽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和外交攻势，向天下各路诸侯与广大民众展示了其统一国家的战略目标。他亲自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同时派遣使者遍告各地诸侯：“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指河南、河东、河内）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49]这一做法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诸侯王虽大多没有直接发兵助汉，但普遍对项羽进一步离心离德，采取了中立和袖手旁观的态度。特别是项羽最亲近的得力助手九江王英布，从此之后竟没有给项羽以实在的帮助。至于陈余更是积极响应，派出一部分兵力直接参与了刘邦主持的联合攻楚的行动。这样，刘邦既完全达到了从政治上和外交上孤立项羽的目的，也充分展示了自己欲与项羽一决雌雄，追求国家统一的战略决心。^[50]

（二）战役行动的突然性、灵活性

在具体的战役指挥与战术运用上，统一战争与一般战争相同，也强调“兵不厌诈”，主张遵循“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51]“攻其无备，出其不意”^[52]的作战原则，致力于示形动敌，声东击西，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欺敌误敌，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发动突击猛攻，“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后如脱兔，敌不及拒”^[53]。打得敌人惊恐失措，措手不及，形成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54]。

“先其所爱”“兵贵胜，不贵久”，强调先发制人，推崇作战行动的突然性、主动性、进攻性、运动性，这可谓是中国古代兵家关于制胜之道基本规律的深刻揭示。

在日常生活中，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口头禅：“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一步晚，步步晚”。在军事上，“先发制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早在“古司马兵法”系统的兵书《军志》中便有“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提法，《左传》里也有“宁我薄人，无人薄我”的见解，其实质含义即主动进攻，实施突然袭击，以争取作战上的先机之利。

“先发制人”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那么剩下的问题，便是如何实施高明的作战指导，来贯彻“先发制人”的原则了。古代兵家认为，要“先发制人”，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应该创造和把握正确的时机。具体地说，就是要通过“示形”惑敌等方法，诱使敌人放松戒备，暴露破绽，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主动进攻，乘虚而入，一举克敌，高奏凯歌：“敌人开阖，必亟入之……践墨随敌，以决战事”^[55]；“故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犹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56]。二是应该在己方处于完全主动地位的情况下运用，其进攻的方向应当选择敌人最薄弱且又是最要害的环节，从而触一发而牵动全身，以收事半功倍之效，确保“先发制人”的战略意图得以顺利实现。具体地说，就是要做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先其所爱，微与之期”^[57]。

为了圆满实现“先发制人”这一战略意图，古代兵家主张在采取军事行动之时，一是要做到突然性，使敌人处于猝不及防的被动状态：“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58]；“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59]。二是要做到运动性，即提倡野外机动作战，调动敌人，以期在野战中予以歼灭性的打击：“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60]要“悬权而动”，使自己始终保持主动的地位。三是要做到隐蔽性，使敌人无从窥知我方的真实作战意图，如同聋子和瞎子一样，从而确保我方军事行动的突然性能够达成，运动性可以实现：“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61]；“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62]。用《管子·兵法》的话说，便是“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景。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使得敌人在与我方作战时，如蹈虚空之地，同变化不定的影子搏斗一样，有劲使不上，处处被动，而我方却能够随机制宜，置敌于死地。古代兵家认为，只要在军事行动中真正做到了隐蔽、突然、机动，那么就能够先发制人，稳操胜券。(www.daowen.com)

在隐蔽、突然、机动这三者之中，隐蔽是基础，是达成突然性、实施机动性的前提条件。而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取决于是否“示形动敌”，创造主动条件。因为，战场上两军对阵，敌我双方在主观上都毫无例外要致力于造势任势，以争取主动的地位。而能否成功，关键之一，就在于能否广施权变，示形动敌，出奇制胜。

所谓“示形”，就是隐真示假，诱使敌人中计上当，被自己牵着鼻子走，最后陷入失败的境地。用古代兵家的话说，就是“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63]。他们指出，战场上示形动敌、克敌制胜的最上乘境界，乃是“形人而我无形”“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64]。他们认为，一旦达到这种境界，那么进行防御，即可“藏于九地之下”，坚如磐石，牢不可摧；实施进攻，即可“动于九天之上”，主动灵活，置敌于死地。一句话，我军处处主动，而敌军则处处被动。

统一战争是关系着敌对双方的生死命运的军事行动，一着不慎，则全盘皆输，所以，统一大业的指导者在从事战略进攻的时候，特别重视作战指挥的稳妥得体，不战则已，战则必胜。为了尽可能削弱来自敌方的顽抗，尽可能增加取胜的可能，他们总是在战役指挥和战术运用上做到具有隐蔽性，达成突然性，先发制人，把握主动，从而尽快地撕开敌人防御战线，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消灭敌人的战争力量，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

这种战役指挥隐蔽性、突然性的特征，在秦统一六国战争过程中，在王翦、王贲的战略指挥与作战部署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三）知迂直之计，杂利害之虑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都是矛盾的对立体，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中国古代哲人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老子曾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65]，就清晰地揭示了事物包括双重性的特质。高明的统一大业指导者，在从事统一战争的战略指挥时，自然应该明白这一层道理，从而趋利避害，掌握主动。

中国古代兵家强调要以辩证的观点对待争夺先机之利的问题，“军争为利，军争为危”^[66]，既看到其有利的一面，又充分估计到其困难甚至不利的一面，见利思害，见害思利，从而防患于未然，制敌于先机，“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67]。这对于统一大业指导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哲学智慧与思维方式，即，当其实施统一战争的战略指挥时，一定要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因为如果见利而忘害，不利的因素就可能恶性发展，最终影响整个战争的结局；见害而忘利，则有可能使自己丧失必胜的信心与斗志，不再去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而达到统一天下的目标。

统一战争的全局性、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等各种属性的制约，使其实施者在从事战略指挥时经常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对其战略指挥能力也总是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统一大业指导者的成功，往往表现为善于审时度势，透过纷纭复杂的表象，把握住事物的核心，从而做出正确的抉择。这时除了运用“先发制人”、速战速决的常见方法与手段外，也免不了走迂回的道路，即所谓“以迂为直，以患为利”^[68]。表面上是多付出，多耗费，实际上“后人发，先人至”，始终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69]像楚汉战争中韩信率汉军开辟北方战场，从项羽的侧后实施战略迂回和包围；刘秀在东汉开国战争中率先经营河北，待时机成熟后再下洛阳，取长安，据有中原核心地带，均是秦汉统一战争战略指挥中有关“以迂为直”原则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