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幅员辽阔，因此其自然经济的表现形态亦多种多样，包括农耕经济、游牧经济、狩猎经济、渔捕经济等。但毫无疑义，农耕经济是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活动方式。这种经济模式对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有着强烈的诉求，并以其较高的经济效益和文明层次支撑着“大一统”政权，因而促进了秦汉时期的国家统一，影响了这一时期统一战略的特征与命运。

首先，农耕文明有着实现国家统一的内在要求。在古代社会，农业生产虽然具有其他生产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有着更高的生产效益，但毕竟受自然条件左右，“靠天吃饭”曾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现象。据史学家的研究统计，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频繁程度是非常惊人的，达到了三五年必有旱涝之灾的程度。比如，关于史前时代大禹治水的传说，所反映的正是先民们团结于一个共同领袖周围，齐心协力战胜自然灾难的努力。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列国诸侯主持“葵丘之会”时，就曾明确将“毋雍泉”“无曲防”列入盟誓的内容，对各国“以邻国为壑”的做法加以限制。^[28]而事实上，像《战国策·东周策》中所说的“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29]的情况，也的确说明分裂对正常经济活动开展的阻碍甚至破坏乃是十分明显的。在秦汉时期，治水、治河仍是历代中央政府的重大事务。无怪乎国外某些汉学家将中国历史上很早形成而且长期保持大一统政治形态与大河流域的治理及农业灌溉联系起来。黄仁宇先生也称“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30]。同时，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等所导致的分裂、分治，对农耕经济也是弊大于利。因为国家一旦陷于战乱，社会生产往往受到严重破坏，经济交流受到阻碍。民众不仅田园荒芜，流离失所，而且还不得不捐躯沙场。比如自东汉末年起的长期战乱，就使得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锐减，以至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从这一意义上来看，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更是广大民众的迫切意愿。秦始皇制定和实施统一大略的理由就是“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所以他要上合天意，下附民情，“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实现“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局面。^[31]所以，只有统一的政府，才能将分散无助的广大小自耕农组织起来，抵御各种自然灾害，才有可能制止动乱。可见，渴望统一既反映了农耕文明的自然需要，也源自人们对国家统一与分裂之利弊得失的切身体会。

其次，统一是保护和推进农业经济，抵御周边游牧民族的战略需要。就主导方面而言，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在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游牧部族的互动过程中进行的。尽管这种互动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模式，但是，双方处于紧张对峙状态，很少有平等和绝对和平的交往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正如汤因比所说，文明社会与游牧社会最重要的交往方式，不是贸易而是战争。^[32]中国境内北方地区的高原和草原，恰恰是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生存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匈奴、鲜卑、突厥、回纥、蒙古、女真等几个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少数民族，都在这里生活过，是少数民族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从公元前4世纪末开始，草原游牧部落中就不时会出现一些强大的集团，“胡骑南下”，挺进和占据这一地区，并不时骚扰乃至大规模扑向中原，给中原王朝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组织建构起大一统的国家政权，依靠统一的政权动员、组织整个国家的力量，防御游牧民族的袭扰，解除其对中原农业区的安全威胁，将其纳入“大一统”政治秩序中，遂成为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实现和维护“大一统”的主要任务。

秦汉时期以华夏族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与以匈奴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均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它们又是表现形式、基本性质存在极大差异的两种文化形态。当这两大文明圈在空间上发生接触与重合之时，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激烈的文化碰撞、冲突，并在对峙之中渐渐趋于渗透与汇合。

两大文明圈的对峙与冲突，既有观念上的原因，更有实际利益冲突的因素。在观念上，中原农耕文化固然自认为是礼乐文明的集中体现，要远优于“寡廉耻”“无礼义”“禽兽行”的草原游牧文化，所以汲汲于“攘夷”，至少也是要“用夏变夷”，对草原游牧文化进行改造。而草原游牧民族又何尝不具有“唯我独尊”的文化心态，认为要压过中原文化一头，与中原朝廷针锋相对，毫不相让。如匈奴自称为“天单于”“天之骄子”：“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33]双方这种“唯我独尊”“以己为大”的观念，必然在深层次上为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埋下伏笔。

当然，对实际利益的追逐是两大文明圈发生冲突的更直接因素。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与“苟利所在，不知礼义”^[34]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必然要对中原农耕区的财富、人口产生极大兴趣，想方设法加以占有：“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竟。”^[35]“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36]而中原王朝为了安定中原农耕区民众的生活，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同时防范长期形成的礼乐文明体系发生动摇，势必运用各种手段抗击草原游牧民族的进攻。另外，中原王朝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奇珍异宝的贪婪心理，更使得这种文化对峙与冲突变得复杂化和长期化。^[37]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碰撞与对立遂贯穿于整个秦汉历史。

这种文化对峙与冲突，在当时主要表现为战争。秦朝建立后，即对匈奴采取积极防御性质的反击作战，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率军三十万出击匈奴，夺回河南地。次年，继续“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38]建置了九原郡。汉朝建立后，仍与匈奴处于长期的交战状态。西汉前期，尽管汉室对匈奴采取“和亲”“互市”之策，但战争依然是双方关系的主流。汉武帝登基后，一改父祖的消极防御方针，对匈奴实施大规模的战略反击，经过漠南、河西、漠北等五大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双方的战略态势，基本上消除了匈奴对中原农业地区的直接威胁，“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从而使两大文明圈的对峙与冲突进入了新的阶段。

汉宣帝在位期间，已遭严重削弱的匈奴内部发生了五单于争位的斗争，呼韩邪单于归附汉室，匈奴分裂，势力日趋微弱，北方边患基本结束，出现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局面：“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阸，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二）［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39]

王莽当政期间，由于政策上的失误，两大文明圈的对峙与冲突又有所激化。东汉时期，这种对峙仍在继续，但随着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称臣内附，金微山一战，东汉大军击破北匈奴主力，迫使北匈奴西迁，匈奴长达三百余年的威胁遂得以彻底解除。其后，东汉王朝虽然仍与西羌、鲜卑、乌桓等草原游牧部族兵戎相见，但是，在两大文明圈的对峙与冲突中，农耕文明逐渐占有优势，掌握主动的基本趋势乃是不可逆转的了。(www.daowen.com)

农耕与游牧两大文化形态在秦汉时期通过战争的方式不断碰撞与冲突固然是事实，但这种冲突同时带来的更多是彼此的渗透与融合，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不同类别的文化自身的调整与发展、吸收与更新。

首先，两大文明圈的并峙带来的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40]。在双方不断征战的同时，边地的关市也得以开放，双方民众按照各自生活、生产乃至战争之所需进行物资交易，汉室从匈奴等少数民族那里购进皮毛、马匹、玉石等各类塞外物产；匈奴等族则从内地购进丝绸、粮食、茶叶、酒等生活用品以及金属工具。结果，两大文明圈的联系更为紧密，如匈奴用购得的铜铁制造兵器，而汉朝则用购得的良马来发展骑兵。显而易见，在经济交流的基础上伴随着文化的交流，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各随自身的需要而摄取对方的成分。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

其次，两大文明圈的并峙带来的是不同质文化之间的互相渗透和影响。无论是征战还是“和亲”“互市”，它们都使得农耕文化不断给游牧文化以影响，同时，游牧文化也不断给农耕文化以影响。这种双向的文化碰撞与交流，不断地构造着新质文化，为中华文明不断输入新鲜血液，对中华文明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在两大文明交汇地区的文化形态上有最显著的反映。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今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宁夏与甘肃一部），“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此数郡，民俗质木”。而河西走廊地区，由于其为匈奴昆邪王、休屠王之故地，因此深受匈奴游牧文化的影响，“习俗颇殊”。种、代、定襄、云中、五原（今山西北部与内蒙古北部）等地，“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至于中山、蓟、燕（今河北北部与辽东地区），则是“其俗愚悍少虑”“民俗懁急”“俗与赵、代相类”。^[41]

司马迁与班固不愧为富有时代意识的卓越史学家，他们都注意到了处于两大文明圈交汇地区的民俗文化具有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双重特点，具有正统封建观念与粗犷豪放性格的双重色彩。这表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双向交流激荡的确造就了具有新的独特风貌的文化形态，这正是中华文明日益丰富、异彩纷呈、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42]

再次，农耕文明本身又是推进国家走向大一统的巨大力量。从先秦时期开始，黄河中下游地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就逐渐分化，其中的华夏族，也就是汉族的前身，由于其居住地区的土质与气候比较适合原始农业的发展，开拓较为便利，所以最早由狩猎和采集文化演变、过渡到农耕文化，挤压攘却以游牧渔猎为主要经济方式的部落。在两种经济类型之中，农耕文化因为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而相对居于主动，以畜牧为主业的部族遂不断向周边地区如西北和北方退却。古代中国的农业区正是从狭义的“中原”——黄河中下游地区，缓缓而自然地向四周扩散。不仅华北平原及其北部，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也逐次得到开发，然后是珠江流域和东北平原。从另一个方面讲，游牧民族之入主中原，到了适合于农耕的环境，也往往迫于人口压力而不得不放弃原来游牧的经济方式，转而采用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农耕经济方式，久而久之就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大一统”政治秩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南匈奴的内迁以及汉化历程就是这一文明演变趋势的一个缩影。

最后，农耕经济自身的局限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制约着“大一统”的历史进程。如果说农耕文明在主导方面促进“大一统”的代代延续，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看到它本身的局限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这种历史趋势的迅速发展。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农耕经济方式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相对有限，往往不能支持长时期的大规模战争活动。具体地说，战争与农耕经济之间的巨大费效比，往往是国家政权与普通民众很难长期承受的，这一点早在《孙子兵法》《墨子》等典籍里即已指出：“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43]“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44]可见，秦汉中央王朝以农业经济立国，实力积聚的困难往往导致行政控制力的有限，也决定了战争（当然也包括统一战争）势必受到严重的掣肘。“甲士死于军旅，中士罢于转漕”，“中国困于徭赋，边民苦于戍御”^[45]。这一具体条件使得天下“大一统”的理想实现起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由于这个原因，秦汉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推进注定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统一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也必须考虑到种种复杂的情况，要求以现实的态度、灵活的方式、合理的运作来有条不紊地达到既定的目标。

综上所述，“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为统一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规范了正确的方向；“用中适时”等思维方法为统一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智力的资源；地理条件与农耕经济方式为统一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创造了可能，并予以一定的制约。这一切综合构成了秦汉时期统一战略的深厚历史文化资源。换言之，秦汉时期的统一战略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下逐次展开的，从而为当时历史的发展不断注入强大的活力、旺盛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