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学的角度审视中华文明的起源，可知早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上已长期存在着六个大的文化“区系”。这些大的文化区系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并且大致处于同步发展的状态。同时，文化区系之间以及文化区系内部的各个支系、类型之间，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相互作用的关系。在这种复杂的纵横关系之中，各文化区系不断整合与重组，形成中国文化自史前起就构成的大致平衡、多元一体的格局。在这个过程里，地理上的阻隔与联系，对于六大文化区系的形成并呈示鲜明个性特色，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其中，以关中（陕西）、晋南和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华夏族因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方面的高度发达，成为长期稳定的文明中心和政治中心。以黄帝为代表的所谓“五帝”，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文化象征。而同属于中华民族的其他各部族，也在中原之外其他区系的广阔地带形成一个部落共同体或政治单元，如蚩尤、三苗等等，并继续与中原互相激荡和影响。伴随着武力征服和政权的更迭，原来大致同步发展的各文化区系出现了更多的重叠，并最终促成了原始社会向文明的突破，逐次形成统一的政权。^[19]经历春秋战国的兼并与融合，夏、商、西周三代以来的松散的统一遂有质的飞跃，发展为秦汉以降高度专制中央集权式的统一。

秦汉时期国家的统一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它的平台则是相对稳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具体地说，就地理环境而言，古代中国处于亚洲大陆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西南是高山大川，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雄踞西部，“三北”（即西北、正北及东北）是茫茫大漠、高原及森林地带，东面、东南和南面则面对浩瀚无际的大海。广阔的陆地空间的存在，以及四周天然屏障造成的限隔，形成一个连续统一的地缘结构，构成中华各民族凝聚和发展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在这个地理大环境中，又以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和第三级阶梯为主体范围，有人把它形象地描绘为“四角四边一中腹”，即以关中、河北、东南和四川为其“四角”，以山西、山东、湖北和汉中为其“四边”，以中原为其“中央腹地”。这九大地域往往关系到天下的统一与分裂，关系到历朝历代的兴与衰，或者“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关系到中原政权的存与亡”。^[20]

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于秦汉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统一大势的形成以及相关统一战略的成熟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它呈示了地理条件整体的统一性，而且影响“历史上政治形势的发展”，实具有“维系国家统一的一面”。^[21]具体地说，首先，地理屏障使中国古代的疆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和安全的空间，不曾像其他古代文明那样处于民族迁徙的交通要道上，因而有一个民族关系相对稳定的客观环境。这就构成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自然条件。(www.daowen.com)

其次，独特的地缘环境又为国家统一规模的扩大、统一层次的提高，提供了优越空间与强大后劲。因为，广阔的地理空间内，天然疆界和地缘核心的存在，使中国在地缘上具有极强的内聚性。而与地缘核心（中原）相连的地区性中心的存在，又使得人们在整个地理空间往来无阻。这不仅有利于中原地区的统一，而且也决定了中华文明本身具备向心力，有使各族走向融合的可能。毕竟，在东、南濒海，北有沙漠，西南与西部为高山大川的地理条件下，周边少数民族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更为容易，由此形成北、西、南三个方向向中原辐辏的趋势。这种自然环境的内向性与建立在较周边更发达的物质基础上的凝聚力的结合，成为各民族联系的重要纽带。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式表现为中心与周边的良性互动，即一个以向心凝聚为主流，外向辐射运动与内向凝聚运动相统一的互动过程。^[22]所以，同世界文明史上出现过的其他国家，如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的侵略扩张相比，中国基本上是靠着对天然疆界以内的地区的不断开发而发展起来的，“走的是一条内涵式的发展道路”。^[23]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将这种方式视为“内部扩张”，^[24]这个比喻虽不尽准确，但也部分说明了中国历史上随着农耕文明的推进，国家疆域不断得到开拓的实际情况。这一发展方式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因为尽管在世界文明历史上，各大文明中心都产生于大河流域，都遇到过民族迁徙问题，但除中国以外，其他几个文明都产生于开放型的大河流域，缺乏地缘条件上的整体统一性，这导致其文明运动方式主要表现为“平流”，离心力相对突出。譬如，历史上的古希腊就因为连绵不断的山脉将陆地分隔成小块，结果造成“希腊人没有天然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地理政治中心”^[25]。同样，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罗马帝国，虽然有“内湖”地中海连接帝国各地，但也因为点状分布的地缘结构而缺乏地缘上的通达性，难以维系持久的大一统格局。而发祥于封闭型大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则通过以中原为中心的各种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使得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具有独一无二的连续性。两千多年来，各民族之间尽管经常互相攻伐，兵戎相见，但总的趋势是联系越来越密切。反映在政治上则是一种内向性运动，即各民族都以统一中原为政治上的最高诉求。在此过程中，国家的版图不断扩大，大一统的封建帝国成为最显著的政治形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得以健全发展。

另外，中国固有的地理环境也具有制约国家统一的不利因素，尽管这仅占次要的地位。换言之，地理条件上局部的独立性容易造成若干个并立的经济、政治中心。在古代交通不便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形势正是各地封建势力分疆割据的客观条件，^[26]也为中央政权实现和维护“大一统”政权，实施行政管理造成了种种困难。如巴蜀之地，“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27]，故有谚语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在中国历史上，统一固然是主导的趋势，但是不可否认，也曾不止一次出现过分裂割据的状态，秦汉时期的楚汉战争，吴楚七国之乱，公孙述割据巴蜀，汉末群雄混战，等等，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中间原因当然很多，不过地理环境条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地域的辽阔，使得地理条件上局部独立性必然存在，这一点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就中国地理条件整体的统一性而言，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乃是不可扭转的必然趋势；就中国地理条件局部的独立性而言，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又是坎坷曲折的艰难跋涉。而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统一战略，自然不可能是程式化的理论模拟，而只能是形态各异、变化多端的智慧角逐。由此可见，秦汉时期统一战略多姿多彩、随时进取的局面，实与中国地理环境的特定要素不无内在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