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民族大融合的一个和谐形态，在统一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积极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个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这一历史特征，自然应该在制定与实施统一战略的过程中有鲜明的体现。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问题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而夷狄则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用诸夏的文明影响和改造所谓的夷狄，“用夏变夷”，使得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而国家统一的理想形态，也是统一在以诸夏为主导的旗帜之下，至少也要以诸夏的文化为鹄的。

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西汉时期的中行说与汉廷使节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称“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10]，就是证明。有些汉人也不乏类似的见解：“（匈奴）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难弊……法约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从。嫚于礼而笃于信，略于文而敏于事。故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11]这种博大宽宏的胸襟，实际上成为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秦汉时期正是这种民族观念真正完全形成，并作用于当时国家统一战略与安全战略之初始阶段。

就后者而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12]。所以，华夏的天子不仅是汉族的天子，更是全“天下”的天子。所谓“王者博爱远施”，故而“外内合同，四海各以其职来祭”^[13]，“德行延及方外，舟车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泽。蛮、貊异国，重译自至。方此之时，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内相信，上下辑睦”^[14]。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www.daowen.com)

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彼此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5]，认为夷狄因文明程度提高而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因文明的毁弃而退为夷狄。而何休的观点更在民族融合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16]很显然，这是一种具有平等意识、视天下为一家的民族观。它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孔子与《公羊传》以道德水准、文明进化程度，而不以种族、血缘关系或地缘条件来区分“诸夏”与“夷狄”的进步民族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民族思想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天下”统一的伟大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各方面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王者中立而听乎天下，德施方外，绝国殊俗，臻于阙廷。凤皇在列树，麒麟在郊薮，群生庶物，莫不被泽。非足行而仁办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诚也。范蠡出于越，由余长于胡，皆为霸王贤佐。故政有不从之教，而世无不可化之民。《诗》云：‘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故公刘处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随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来。其从善如影响。为政务以德亲近，何忧于彼之不改。”^[17]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在促进民族融合、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毫无疑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种民族问题上的普遍的思想文化观念对于秦汉统一战略思维的形成及运作，同样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这首先体现在构思统一战略时视野的开拓、眼界的放大，能以整个中华民族的统一为努力方向，而不完全局囿于单个民族的利益思考问题。换言之，统一战略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以“天下”的统一为对象，而不以一国或一族的统一为终极目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从这个意义上讲，秦汉时期成功的统一战略之气象恢宏、规模开阔、精神刚健，是非常显著的文化特征之一。其次，“夷夏”可变、“王者无外”的理念，决定了在统一战略制定或实施的过程中，主体究竟是谁的问题并不重要，暗示着不论是谁，只要具有道义的优势，佐之以实力，都有资格来统一，而无须过分计较他是华夏民族，还是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