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稳步推进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在制定和实施统一战略时既坚持宗旨，又注重变通。

“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二者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所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包括秦汉王朝在内的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思想文化观念的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高无上原则的同时，必须“守经用权”，通权达变，用孟子的形象比喻来说，便是“男女授受不亲”，然而“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6]，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7]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并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当时的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和发展上，在制定和实施统一战略的过程中，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

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所谓“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是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五服制”^[8]的提出即是有力的证明。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土地上不仅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纯粹的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秦汉时期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地方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各个时代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正史中的匈奴、东胡、西羌诸传，以及《淮南子》《盐铁论》《潜夫论》等重要典籍，对此均有具体的论述。^[9]具体地说，中央王朝的统治者要尊重边疆各族的风俗习惯，不管边疆地区是处于氏族部落制还是奴隶制、封建制，统治者都要尽量照顾到当地的现实，一般情况下不改变边疆氏族原有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不强行将边疆地区整齐划一地纳入郡县制的政治体系。比如汉朝的西域都护府虽为西域地区的最高管理机构，但除了军事、外交事务以外，一般不干预西域各政权的民政，也不征收赋税。应该说，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的强大黏合剂，也是战略决策者在制定与实施统一方略时必须优先审慎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