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各种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理性冷静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与逻辑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任务艰巨性与道路曲折性。

对于统一大略的制定者而言，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对时机的准确判断和把握是战略决策的基本前提，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可见“识时务”是判断统一大略决策水平的试金石。“静作得时，天地与之；静作失时，天地夺之。”^[2]这个“时”，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方向。人们可以认识它，顺应它，但不能违背它，“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3]。对于不同的时势只能采取不同的策略，否则只能是事与愿违，南辕北辙。

所谓“审时”，就是要认清时机；所谓“度势”，就是要把握历史运动规律，把握历史的进程和发展趋势。因此，对于统一大业的实施者来说，应该首先把统一作为最终的目标不懈追求。要考虑到历史的发展有一个过程，时机的成熟也有一个过程，并不是说追求统一就应该马上付诸具体的军事行动，绝不能只看到自己方面的强大与决心，而忽视了各种各样不利于立即统一的条件。换句话讲，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之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率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且实事求是地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统一，楚汉战争之于西汉统一，刘秀率先平定河北之于东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这些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www.daowen.com)

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做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培育人才，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际，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顺应民心，一举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4]。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急功近利，企冀在各方面条件尚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一统，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如赤壁之战中，曹操急欲在时机尚不具备之时挥师南下，攻灭孙权政权，统一天下，踌躇满志，忘乎所以，结果让弱小的孙刘联军打得大败，“烈火张天照云海”，“赤壁楼船扫地空”^[5]，丢盔弃甲，仓皇奔北，使自己统一中原后的战略优势与统一希望化为泡影。

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地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做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以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礼乐文明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越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历史上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决定了统一战略的制定与运用高明得宜，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而这种“极高明而道中庸”“杂于利害”“以迂为直”的战略思维传统，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趋于成熟，且在秦汉时期的统一战争具体实践中接受检验，并取得实际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