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本人并不是军事家，因此他的军事思想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儒生论兵，难免存在“迂远而阔于事情”的本色，但同时又具有联系政治，将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作通盘考虑的优点。大致而言，何休有关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集中体现为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从何休总的思想倾向来看，他对战争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在他的眼里，历史上和现实中频繁发生的战争，其性质大多是非正义的，是统治者为了满足个人攫取土地、财富和权力等私欲的产物，是“天下无道”的表现。即便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的争霸战争，也应该受到批评。《春秋公羊传解诂》（简称《解诂》）在注解《春秋·庄公十三年》经文“夏六月，齐人灭遂”时就指出：“（遂）不会北杏故也。不讳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除恶。”^[63]这与荀子所持的“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齐桓公）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汏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64]的看法一致。对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兼并掠夺战争，何休更是坚决加以反对：“灭日者，甚恶诸侯不崇礼义以相安，反遂为不仁，开道强夷灭中国，中国之祸连蔓日及，故疾录之。”^[65]

何休对战争持否定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他主要是从价值衡量的尺度而对战争持否定态度的。在他看来，战争是凶事，是灾祸，曾给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违背天理，逆反人性，是社会生活中的莫大弊端，不能不痛加斥责。《解诂》中，何休曾借注疏史实多处表达了自己的这一看法：

入者，以兵入也。已得其国而不居，故云尔。凡书兵者，正不得也。外内深浅皆举之者，因重兵害众。兵动则怨结祸构，更相报偿，伏尸流血无已。时诸侯擅兴兵。不为（之）［大］恶者，保伍连帅，（本）［未］有用兵征伐之道。^[66]

古者，师出不逾时，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师苦众居外，故书以疾之。^[67]

出当复反，战当必胜。兵，凶器；战，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尔。乃以假人，故重而不暇别外内也。称师者，正所乞名也。乞师例时。^[68]

秦称师者，闵其众，恶其将。本秦之忿，起殽之战。今襄公、缪公已死，可以止矣。而复伐晋，恶其构怨结祸无已。^[69]

由此可见，何休反对战争，既是出于道义的驱使，也是基于利害的衡量，特别是立足于战争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灾难的基本性质。

第二，受儒家军事文化传统的影响，何休主张兴义兵，希望通过吊民伐罪的方式，为推行儒家的政治理想扫清道路，创造条件。儒家虽然反对不义之战，可是并不全盘否定一切军事活动，对于反抗暴政或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他们是持肯定态度的。早在孔子那里，这一立场即已确立。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齐国发兵侵犯鲁国。孔子闻讯后即号召其弟子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70]认为即使是为之奉献生命，也是无上光荣的。孔子的学生冉有在对齐军作战中用长矛攻陷敌阵，孔子把这称为“义”，即合乎道义的行动。^[71]何休秉承了儒家的这一原则立场，把“善录义兵”作为自己军事思想的重要命题：“道为齐诛意也。称侯而执者，伯讨也。月者，善录义兵。”^[72]

何休认为，凡是反抗敌国的侵略，保卫社稷，维护民众安宁生活的军事行动，都具有正义的性质，值得肯定和支持：

战者，敌文也。王者兵不与诸侯敌。战乃其已败之文，故不复言师败绩。鲁不复出主名者，兵近都城。明举国无大小，当戮力拒之。^[73]

吴子欲伐楚，过巢不假途，卒暴入巢门。门者以为欲犯巢而射杀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与巢得杀之，使若吴为自死文，所以强守御也。书伐者，明持兵入门，乃得杀之。^[74]

这些都是何休赞同正当防卫、保家卫国，用正义之战反对非正义之战思想的曲折流露，也是他所提倡的“义战”理论中合理性的体现。

何休主张“义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公羊》学“大复仇”理论的应有之义。《公羊》学肯定对敌方进行复仇，认为是合乎道义的，作为子孙，对先辈所遭受的耻辱，有义务和责任加以洗雪。这固然是先民社会血亲复仇传统的孑遗，更是两汉现实政治生活客观实际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折射，直接服务于汉武帝反击匈奴侵扰的时代需要。何休生长于东汉末年，当时民族关系的基本状况与西汉中期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然而《公羊》先师所主张的“大复仇”思想，却仍为他所继承下来，其在《解诂》中曾不止一处阐发这项《公羊》学的原则：

礼，父母之仇不同戴天，兄弟之仇不同国，九族之仇不同乡党，朋友之仇不同市朝。称人者，使若微者不没公，言齐人者，公可以见齐微者，至于鲁人，皆当复仇，义不可以见齐侯也。^[75]

同门曰朋，同志曰友，相卫不使为仇所胜。时子胥因仕于吴为大夫，君臣言朋友者，阖闾本以朋友之道为子胥复仇。^[76]

既然要复仇，那么运用武力乃是必要的手段之一，这样在逻辑上势必推导出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从而使儒家在这一问题上陷入两难的境地。为了克服这一矛盾，何休等《公羊》学家不得不强调“义战”的概念，肯定“义兵”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

当然，何休所倡导的“义战”，是有其特定的范畴的，即遵循儒家的根本宗旨，将“义战”界定为拯民于水火之中，吊民伐罪，为实施仁政开辟道路的军事行动。这样的“义战”，从本质上说是“德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所谓以“文德优柔服之”，它能达到军事上的效果，却没有战争本身的祸患。为此，何休高度评价齐桓公在伐楚之举中的表现：“时楚强大，卒暴征之，则多伤士众。桓公先犯其与国，临蔡，蔡溃。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惧，然后使屈完来受盟，修臣子之职。不顿兵血刃，以文德优柔服之。故详录其止次待之。善其重爱民命，生事有渐，故敏则有功。”^[77]

在何休看来，“义战”的本质有如麒麟这种“仁兽”，实际上是有武备而不为害：“（麒麟）状如麕，一角而戴肉，设武备而不为害，所以为仁也。”^[78]其最大的特色是以德不以力，为公不为私，据义不据利。如果背离了这一宗旨，就是非义之战，就应该受到谴责：“不先以文德来之，而便以兵取之，当与外取邑同罪。”^[79]这一观点是与孟子“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80]的见解完全一致的。所以何休严厉地批判了齐桓公联合诸侯征伐郑国、围困新城的行径（时在鲁僖公六年）：“恶桓公行霸，强而无义也。郑背叛本由桓公过陈不以道，理当先修文德以来之，而便伐之，强非所以附疏。”这说明何休所谓的“义战”说到底是“非战”，是理想主义的摆设。

“义战”的对立面是“诈战”，“诈战”的主要特点是运用权谋诡诈的方式，去夺取战争的胜利，只要能达到这一目的，那么手段是否卑鄙就可以不计，这正是兵家一贯的主张，并被战争实践证明是正确可行的。然而何休对此并不以为然，在他的眼里，“诈战”违背了“礼乐”“仁义”的原则，是使天下陷于混乱，民众遭受灾难的本源，必须坚决反对，彻底制止。《解诂》中这方面的论述充斥于字里行间，构成了何休“义战”观念的又一个显著特色：

诈战不言战。^[81]

诈谓陷阱奇伏之类。兵者，为征不义，不为苟胜而已。十三年诈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之尔。^[82]

前宋行诈取郑师，今郑复行诈取之。苟相报偿，不以君子正道，故传言诈反。反犹报也。^[83]

总之，“诈战”与“义战”形同水火，是对行“义战”的极大妨碍，必须摈弃不用。

第三，基于“义战”至上的立场，何休阐述了儒家军事思想的某些原则，比较系统地形成了自己有关战争指导问题的基本看法，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儒家军事文化的内涵。

首先是强调用兵作战的基本前提为清明政治、顺应民心、敬修德义。《解诂》在解释《春秋·僖公二十八年》经文“春，晋侯侵曹”时对这一点曾多有发挥：

曹有罪，晋文公行霸征之，卫壅遏，不得使义兵以时进。故著言侵曹，以致其意。所以通贤者之心，不使壅塞也。宋襄公伐齐，月。此不月者，晋文公功信未著，且当修文德，未当深求于诸侯，故不美也。^[84]

“当修文德”，何休一语道破了军事与政治的内在联系，将政治条件列为实施战争指导的先决条件。

其次是主张加强军事训练，树立国防意识，为行“义兵”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司马法·仁本》有云：“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又说：“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为此它一再强调“士不先教，不可用也”。^[85]何休在这一问题上秉承了《司马法》等先秦典籍的有关观点，按照自己“义战”思想的逻辑结构，就军事训练与教育申明了基本看法，并把它上升到增强国防的高度加以认识：

《春秋经·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阅。”《公羊传》：“大阅者何？简车徒也。何以书，盖以罕书也。”《解诂》云：“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比年简徒，谓之蒐；三年简车，谓之大阅；五年大简车徒，谓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地者，常地也；蒐例时，此日者，桓既无文德，又忽忘武备，故尤危录。”^[86]

《春秋经·庄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公羊传》：“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礼一也，皆习战也。”《解诂》云：“言与祠兵礼如一。将出不嫌不习，故以祠兵言之；将入嫌于废之，故以振讯士众言之，互相见也。祠兵，壮者在前，难在前；振旅，壮者在后，复长幼，且卫后也。”^[87]

总之，在何休的心目中，蒐狝、祠兵等活动是国防意识的具体体现，是教育与训练军队，在此基础上从事“义战”的重要环节：“禽兽多则伤五谷。因习兵事又不空设，故因以捕禽兽所以共承宗庙，示不忘武备。又因以为田除害。”^[88]

再次是主张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而实现“义战”取胜的目的。如反对四面树敌，多方出击：

（鲁）北败强齐之兵，南侵强宋，南北有难，复连祸于大国，故危之……（齐、宋）二国才止次，未成于伐。鲁即能败宋师，齐师罢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国君当强，折冲当远。鲁微弱，深见犯，至于近邑，赖能速胜之，故云尔。^[89]

又如提倡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用兵，把握作战的主动权：

礼，兵敌则战，不敌则守。君师少不如守，且使臣下往。^[90]

兵不敌不敢进也。不言止次——如公次于郎——以刺之者，量力不责，重民也。^[91]

再如肯定“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要求给予前敌将帅以机断指挥的权限：

礼，兵不从中御，外临事制宜，当敌为师，唯义所在。士匄闻齐侯卒，引师而去，恩动孝子之心，义服诸侯之君。是后兵寝数年，故起时善之。言乃者，士匄有难重废君命之心，故见之。言至穀者，未侵齐也。^[92]

综上所述，何休军事思想的内在逻辑层次是清晰可辨的，所蕴含的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其价值取向更是非常鲜明的。对于战争，他和其他儒家学者一样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但同时又继承先秦儒家的传统，提倡充满理想主义的“义战”。为了保证“义战”能够真正实施并赢得胜利，他又针对“诈战”的弊端提出了有关国防、军事训练、战争指导等方面的一系列具体原则，从而对《公羊》学家的军事学说做出了有意义的总结，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值得借鉴的军事文化遗产。当然，何休的军事思想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缺陷，这就是综合前辈儒家的意见有余，而个人独创之处不多。这或许同《春秋公羊传解诂》一书的注释性质有关。对此，我们不能以今人思维水准来衡量，也不宜按真正军事理论家的要求来苛求，而只能从儒生议兵的角度进行实事求是的归纳和评判。

【注释】

[1]《读通鉴论》卷六《光武》。

[2]《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3]《后汉书》卷十八《吴盖陈臧列传》。

[4]《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

[5]《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6]叶適：《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四《后汉书一》，中华书局，1977年。

[7]《后汉书》卷十七《冯岑贾列传》。

[8]《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9]《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10]《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11]《后汉书》卷十七《冯岑贾列传》、卷十八《吴盖陈臧列传》。

[12]《后汉书》卷二十二《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

[13]《后汉书》卷二十二《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

[14]《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四《后汉书一》。

[15]《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

[16]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四《东汉功臣多近儒》，中华书局，1984年。

[17]《后汉书》卷十七《冯岑贾列传》。

[18]《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19]刘珍等著，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卷九《贾复》，中华书局，2008年。

[20]陈亮：《陈亮集》卷五《酌古论·光武》，中华书局，1987年。

[21]《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

[22]《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

[23]何去非：《邓禹论》，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五六五《何去非二》。

[24]《陈亮集》卷七《酌古论·邓禹》。

[25]《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

[26]《陈亮集》卷五《酌古论·光武》。(www.daowen.com)

[27]《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

[28]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43页。

[29]［英］李德·哈特著，钮先钟译：《战略论》，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30]李际均：《军事战略思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2页。

[31]李际均：《军事战略思维》，第107页。

[32]宋濂等：《元史》卷一百五十七《郝经列传》，中华书局，1976年。

[33]［英］李德·哈特著，钮先钟译：《战略论》，第6页。

[34]《后汉书》卷十六《邓寇列传》。

[35]《后汉书》卷十七《冯岑贾列传》。

[36]《后汉书》卷十五《李王邓来列传》。

[37]《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

[38]《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

[39]《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40]《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41]《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42]《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

[43]《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44]《潜夫论笺校正》卷五《实边》。

[45]《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

[46]《后汉书》卷六十五《皇甫张段列传》。

[47]《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注引应劭《汉官》。

[48]《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49]《潜夫论笺校正》卷五《劝将》。

[50]《潜夫论笺校正》卷五《劝将》。

[51]《潜夫论笺校正》卷五《救边》。

[52]《潜夫论笺校正》卷五《劝将》。

[53]《潜夫论笺校正》卷十《叙录》。

[54]《潜夫论笺校正》卷五《实边》。

[55]《潜夫论笺校正》卷五《救边》。

[56]《潜夫论笺校正》卷五《边议》。

[57]［瑞士］A．H．若米尼著，刘聪、袁坚译：《战争艺术概论》，第62页。

[58]《潜夫论笺校正》卷五《劝将》。

[59]《潜夫论笺校正》卷五《劝将》。

[60]《潜夫论笺校正》卷五《实边》。

[61]《潜夫论笺校正》卷五《劝将》。

[62]《潜夫论笺校正》卷五《实边》。

[63]《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七《庄公十三年》。

[64]《荀子集解》卷三《仲尼篇》。

[65]《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九《襄公十年》。

[66]《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隐公二年》。

[67]《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三《隐公六年》。

[68]《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二《僖公二十六年》。

[69]《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五《宣公二年》。

[70]《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

[7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十一年》，中华书局，2018年，第1452页。

[72]《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二《昭公四年》。

[73]《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五《桓公十年》。

[74]《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一《襄公二十五年》。

[75]《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六《庄公四年》。

[76]《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五《定公四年》。

[77]《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僖公四年》。

[78]《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八《哀公十四年》。

[79]《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二《昭公元年》。

[80]《孟子注疏》卷二下《梁惠王下》。

[81]《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九《庄公二十八年》。

[82]《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七《哀公九年》。

[83]《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八《哀公十三年》。

[84]《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二《僖公二十八年》。

[85]《司马法》卷上《天子之义》。

[86]《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四《桓公六年》。

[87]《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七《庄公八年》。

[88]《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四《桓公四年》。

[89]《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七《庄公十年》。

[90]《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八《庄公二十四年》。

[91]《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襄公十五年》。

[92]《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襄公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