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约85—162），东汉中后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政论家，字节信，安定临泾（治今甘肃镇原南）人，“少好学，有志操”，与当时著名学者马融、张衡、窦章、崔瑗等人相友善，生性耿介正直，不屑于趋炎附势，故终身未仕，隐居著书，“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48]

《潜夫论》全书现存共十卷三十六编（含叙录），大约成于汉桓帝时期，其版本以清代汪继培笺注本为善。当代相关研究著作，以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彭铎《潜夫论笺校正》为善。

《潜夫论》的主体内容是王符有关治国安民的政治思想与反对谶纬神学的哲学观点，兵学思想亦是王符整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观点与主张，主要集中在《劝将》《救边》《边议》与《实边》等四篇，它们针对当时西北边疆地区边患迭起、积重难返的现实情况，着重论述了加强防御、战胜边患、恢复边疆地区安宁的战略与策略，反映了王符本人治边安边的理性认识。其荦荦大端，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亟言当时西北边地的严峻形势。王符指出，自羌变发生以来，东汉朝廷一直处于被动困厄的处境，边患愈演愈烈，形势危急。边军进战则兵败，退守则城陷，“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库，孙、吴之言，聒乎将耳，然诸将用之，进战则兵败，退守则城亡”，“军起以来，暴师五年，典兵之吏，将以千数，大小之战，岁十百合，而希有功”，而羌乱则不可抑制，日益严重，“东寇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49]，一发而不可收拾！

第二，深入分析了西北边患产生的原因。在充分列举西北羌变所造成的惨痛现状之后，王符进而具体地分析了导致这一后果的诸多原因。他认为这首先是因为后方朝臣苟且偷安，无所作为，既无近虑，更无远谋，“彼此之情，不闻乎主上，胜负之数，不明乎将心，士卒进无利而自退无畏”^[50]。“今苟以己无惨怛冤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守御之备，陶陶闲澹”，面对“寇钞祸害”“百姓灭没”的严酷现状、严峻形势，毫无同情之心，熟视无睹，抱着一种大事化小、自欺欺人的态度来搪塞，“谈者皆讳之”，“欲令朝廷以寇为小，而不蚤忧”，甚至“示懦敌寇”，主张主动放弃抵抗，“不厉武以诛虏，选材以全境，而云边不可守，欲先自割”，“公卿师尹咸欲捐弃凉州，却保三辅”，致使寇焰日益炽烈，民众惨遭涂炭。^[51](www.daowen.com)

第三，前敌将帅不明战略，不谙战术，畏葸惧战，无所担当，赏罚失度，训练松弛，“胜负之数，不明乎将心”，“将不明于变势，而士不劝于死敌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将不能效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士进有独死之祸，退蒙众生之福。此其所以临阵亡战，而竞思奔北者也”。“既无断敌合变之奇，复无明赏必罚之信，然其士民又甚贫困，器械不简习，将恩不素结”，其结果当然只能是屡战屡败，惨不忍睹了：“夫将不能劝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与无兵等。无士无兵，而欲合战，其败负也，理数也然！”^[52]“诚多蔽暗，不识变势，赏罚不明，安得不败？”^[53]

第四，朝廷治边的政策出现重大过错。放任那些边郡的长官畏敌怯战，争相内迁：“太守令长，畏恶军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祸不及我家，故争郡县以内迁。”边地郡县官吏横征暴敛，边地军队纵掠横行，“又放散钱谷，殚尽府库，乃复从民假贷，强夺财货”，“至遣吏兵，发民禾稼，发彻屋室，夷其营壁，破其生业，强劫驱掠”^[54]。边民被迫背井离乡，陷入流离失所的困境。官民关系日趋恶化，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这样的背景下，哪里还谈得上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应对羌变的局面？

第五，提出比较系统全面的治边方略与对策。（1）主张早定战守之策。王符认为面对严重的边患，一味退让与妥协是没有任何出路的，边疆的稳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是故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55]。退无可退，只能坚决守住。所以，王符强调“救边”，“救边乃无患。边无患，中国乃得安宁”，呼吁及时平乱，反对示弱寇敌、“竟割国家之地以与敌”的错误做法。^[56]这样，就从战略的高度，确立了治边的基本原则。（2）选拔与重用“明于变势”的优秀将帅。瑞士军事学家若米尼说：“一个统帅的高超指挥艺术，无疑是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尤其是在交战双方的其他条件都完全相等时，更是如此。”^[57]这个道理，古今一律。王符曾一再强调“诸有寇之郡，太守令长不可以不晓兵”，主张选拔睿智英明、深富韬略者来担任将帅，“选诸有兵之长吏，宜踔跞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权变，任将帅者”。在此基础上，王符进而对为将者的素质、品德、修养、才干提出了十分明确的要求：“孙子曰：‘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是故智以折敌，仁以附众，敬以招贤，信以必赏，勇以益气，严以一令。故折敌则能合变，众附爱则思力战，贤智集则英谋得，赏罚必则士尽力，勇气益则兵势自倍，威令一则惟将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折冲擒敌，辅主安民。”^[58]有了这样优秀的将帅，在平息羌变、安定边疆过程中，自然能牢牢把握主动权，左右逢源，收放自如。（3）以“利”激励广大士卒奋勇杀敌，一往无前。王符认为，人性有个共同点，即趋利避害，而当时在边地作战过程中，之所以“士不劝于死敌”，乃是由于“士卒进无利而自退无畏”，因此，必须强调信赏必罚，使广大士卒令行禁止，旅进旅退，“必顺我令乃得其欲”。^[59]（4）迁徙内地民众实边固防。王符正确地理解了“实边”与“固内”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认为只有充实边疆，加强边防，才能够有力地巩固内地，与之相应，也只有内地巩固，才能够使边防建设得到有力的保障，“更相恃仰，乃俱安存”。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王符提出了具体的“实边”策略，强调土地为民生之本。边境地区地广人稀，“不可久荒以开敌心”，应该从人稠地少的内地迁徙民众实边，使得“土地人民必相称”，并提供相应的帮助与支持，使实边之民获得补偿，“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则虽欲令无往，弗能止也”。^[60]总之，要“崇利显害以与下市，使亲疏、贵贱、贤鄙、愚智，皆必顺我令乃得其欲”^[61]。这样，“实边”就能真正发挥“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的积极作用，乃是最佳的“安中国之要术也”。^[62]

综上所述，可见王符《潜夫论》的相关兵学论述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切实的可操作性，充分体现了东汉的时代精神与文化特征，是对东汉中后期历史命题的积极呼应，其中某些观点，独具慧眼，不乏新意，也颇具启示的价值，不无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