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朝廷最大的边患来自西北方向。由于东汉朝廷的政治日趋腐败黑暗,推行的民族政策偏激紊乱,导致了周边少数民族,尤其是散居凉州(治陇县,今甘肃张家川)的羌族对东汉统治的仇视与反抗。自汉安帝、汉顺帝以降,这种矛盾更是日益加剧与激化,双方之间不断爆发战争,多达百起以上,具有战争发生频率高、时间久、地域广、此起彼伏的鲜明特点。战争的普遍性、残酷性,集中体现在羌人的三次大规模反抗战争的如火如荼、惨烈无比。对此,黄今言等人在《中国军事通史》第六卷《东汉军事史》的相关章节中有详尽的记叙,兹不赘述。
羌人反抗战争的爆发,原因错综复杂,但有一点毫无疑问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即东汉王朝对羌人的统治政策和管理方式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后汉书·西羌传》在总结“羌患”的原因时指出“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骞然诺之信”。具体而言,就是东汉朝廷一反西汉行之有效的对西羌的属国统治方式,在湟中等羌人集中之处,一意孤行,硬性推广郡县体制,将降服归顺的羌人不加区别,直接纳入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之下,从而与羌人原有的社会组织、传统文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降羌被纳入郡县统治之后,边疆汉族豪强、统兵将吏普遍视羌人为东汉王朝的贱民与奴仆,对羌人肆意欺压和凌辱,“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39]。羌人深受民族与阶级的残酷压迫。
羌人所遭遇的凌辱与压迫,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被任意强迫迁徙、安置。如和帝永元十三年(101),汉军破烧当羌迷唐部,“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安定、陇西”[40]。强制迁徙羌人于郡县,不仅使他们脱离了他们所熟悉的传统生产方式、环境,而且也打断了他们之间原有的部落联系,造成了羌人难以承受的“跳跃式”的社会过渡。羌人非常不满,一有机会,就举兵反抗。(2)被迫承受极其沉重的兵役、徭役负担。“以夷制夷”“以夷攻夷”是东汉王朝的重要边防策略,朝廷利用羌人骁勇好斗的性格特征,挑动“羌胡相攻”,以取“县官之利”。因此在征西域、击羌胡的战争中,汉廷往往不加节制征发郡县降羌入伍作战。沉重的兵役、徭役于是成为羌人进行反抗战争的导火线。(3)被虐杀成为常态。郡县将吏和豪强对待羌人的手段极其凶狠与血腥。如章和元年(87),护羌校尉张纡,假意接纳迷吾投降,却“设兵大会,施毒酒中,羌饮醉,纡因自击,伏兵起,诛杀酋豪八百余人……复放兵击在山谷间者,斩首四百余人”[41]。著名的刽子手段颎,更是残杀羌人无数:“凡破西羌,斩首二万三千级”,“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42]。与此同时,豪强、将吏还将大量的羌人没为奴隶,并肆无忌惮地将羌人的牧场、田地占为己有。所有这些胡作非为,都导致了羌人对中央朝廷的愤懑和仇恨,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最终就引发羌人的大规模反抗战争,造成东汉王朝的严重边患,并动摇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www.daowen.com)
羌人的武装反抗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朝廷血腥镇压之举,导致了东汉后期十分严重的边地危机,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并日趋激化。战争给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在战争过程中,屠杀成了最显著的手段,其中尤以段颎为典型。在第三次羌人大规模反抗战争中,段颎率兵镇压,大开杀戒,使羌人“陷击之所歼伤,追走之所崩籍,头颅断落于万丈之山,支革判解于重崖之上,不可校计。其能穿窜草石,自脱于锋镞者,百不一二”[43]。可谓惨绝人寰,残忍之极。
与此同时,广大汉族民众同样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因将吏作恶、兵燹所过或被迫迁徙而导致死亡者,亦不可胜数:“千万之家,削身无余,万民匮竭,因随以死亡者,皆吏所饿杀也。其为酷痛,甚于逢虏。寇钞贼虏……或覆宗灭族,绝无种类;或孤妇女,为人奴婢,远见贩卖,至令不能自活者,不可胜数也。”“民既夺土失业,又遭蝗旱饥匮,逐道东走,流离分散,幽、冀、兖、豫、荆、扬、蜀、汉,饥饿死亡,复失太半。边地遂以丘荒,至今无人。原祸所起,皆吏过尔。”[44]使得甘肃这一带,生产凋敝,人口锐减!多年的汉羌战争,也造成物质财富的极大破坏。汉军不得已“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资”,“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45],军费开支数额巨大,使朝廷财政入不敷出。据《西羌传》等史料统计,三场大规模的汉羌战争,共消耗军费高达360亿钱之多。而转输徭役,也完全打乱了国家的正常经济活动,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矛盾激化,内地也纷纷爆发民间武装起义,猛烈冲击着东汉王朝的统治。在战争过程中,大量的丁壮被强制入伍,或处于汉王朝的专制统治之下,实际上为日后黄巾大起义埋下了伏笔。而汉军在镇压羌人反抗战争过程中,将吏的拥兵自重,为日后军阀混战与割据创造了条件,朝廷所暴露的治边无能与色厉内荏、外强中干,所谓“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46],“每战常负,王旅不振”[47],则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军阀们的野心,为分裂割据提供了契机。正是在汉羌厮杀到难解难分,东汉西北边境地区边患迭至,边疆危机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王符在其著述《潜夫论》中,就迫在眉睫的治边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独到见解,形成了他注重实用、针对性极强的有关边疆问题的系统化兵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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