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争的战略预案往往分为两个层次：一种是全局性的，它一般贯穿于该场统一战争的始终，有着纲领性的指导意义（尽管也经常存在补充、修改、调整的现象，但总体方向通常不会改变），另一种是局部性的，它一般作用于统一战争进程中某个特定的时期，在达成一定的战略目标后即会淡出乃至终止。前者体现的是全过程性与整体性，而后者体现的则是阶段性与不完整性，两者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互为前提，互为补充，共同作用于统一大业的顺利推进。

正如有的军事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不确定性是战争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30]。所谓不确定性，是指战争中那些对一方或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而言无法明确的因素，它往往会对战争的进程与结局产生微妙但又实际的影响。作为战略指导者，怎样认识这种客观存在，怎样利用这种客观存在，是否能通过主观能动作用，使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因素成为现实，使有利于敌不利于己的因素消失或减弱，无疑是衡量其战略指导是否高超、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依据。

“战略指导是战略家在敌我双方对立运动的动态中，在不断变化的战争形势和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很难始终如一地做到主客观一致。”^[31]当战争爆发后，你会发现，原先的战略预案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全符合战争的客观实际发展的，这时，做适当的调整乃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换言之，从战争指导的认识论来说，依据战前诸多基本因素而制定相应的战略预案，是认识的第一个过程；战争展开之后，依据新的情况，构成新的判断，对原来的计划和部署进行调整、补充、修正，使之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乃是认识的第二个过程，它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第一个过程。

统一战争是全局性的战争，它往往要经历漫长的战略准备与战争实施，长期性、曲折性、复杂性、变化性是它们的共性问题。元人郝经云：“故自汉、唐以来，树立攻取，或五六年……晋之取吴，隋之取陈，皆经营比佽十有余年，是以其术得成，而卒能混一。”^[32]说的正是这层意思。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战略预案随着战争的进程而做适当的充实或调整，便是非常正常又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如此，方能克服战争中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使战略预案更符合战争活动的实际，从而推动统一大业不断由胜利走向胜利。这正如李德·哈特在其名著《战略论》的序言中所言：“战略学告诉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一方面经常保持着一个目标，而另一方面在追求目标时，却应该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33]

在秦汉历史上诸多局部性的统一战略预案之中，东汉初年来歙为刘秀拟制的以“联陇制蜀，各个击破”为主旨的《平陇蜀策》，最为鲜明地体现了局部服务于全局、阶段服务于全程的特色，成为刘秀完成统一战争大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34]

来歙（？—35），字君叔，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刘秀起兵后，投刘秀麾下，出任太中大夫，多次出使陇西，劝说拥兵割据的隗嚣归顺东汉，促成了隗嚣与刘秀的联盟，为刘秀致力于关东解除了后顾之忧。后隗嚣反叛，他亲率2000人伐山开道，讨伐隗嚣，在陇西之战中立下大功。此后又率军击溃西羌，指挥了讨伐公孙述的战争，为统一全国做出了杰出贡献。

来歙的《平陇蜀策》是刘秀夺取两京后，如何再接再厉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阶段性战略预案。当时刘秀已击灭赤眉军，扼杀了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初步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但是，削平各地割据势力，夺取全国的统一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刘秀从建武二年（26）开始展开消灭各个割据势力的斗争。当时全国的形势对刘秀并不十分有利，他仅控制黄河南北的中原地带，在全国十三个州中，仅据有冀、豫、并、司隶四州（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大部分地区），即所谓“今四方豪杰各据郡国，洛阳地如掌耳”^[35]，其余各州则处于各割据者的控制之下。其中他的东面有青州（今山东淄博）的张步、东海（今山东郯城）的董宪、睢阳（今河南商丘睢阳）的刘永、庐江（今安徽庐江）的李宪；南面有南郡（今湖北江陵）的秦丰、夷陵（今湖北宜昌）的田戎；西面有成都的公孙述、天水（今甘肃通渭西北）的隗嚣、河西（今甘肃兰州、武威、敦煌一带）的窦融等几股强大势力；北面的渔阳（今北京一带）则有彭宠。以当时天下形势论，刘秀处于中原四战之地，被割据势力四面包围着。

根据当时的战略形势，刘秀在其谋臣的辅佐下，权衡利害，制定先关东、后陇蜀，先东后西、由近及远，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案。应该说，这样的战略方案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的，因而也是正确可行的。(www.daowen.com)

其一，关东的刘永称帝于睢阳，与刘秀的势力中心洛阳近在咫尺，而且刘永本人也是西汉帝室近亲，与刘秀相比，与刘氏皇室有着更为亲近的血缘关系。他在起兵后，同样以“兴复汉室”相号召，有与刘秀争夺天下的实力与资本，先予以铲除自属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南方南阳、夷陵一带的邓奉、秦丰也直接威胁着洛阳与长安，同样是刘秀集团的心腹之患，如不及早消灭，势必动摇刘秀的地位。相反，陇右的隗嚣、四川的公孙述与中原遥相悬隔，一时难以危及刘秀。同时，早在此前，刘秀已派大将冯异进据关中形胜之地，构成洛阳的战力前哨，更使刘秀处于战略主动的地位。

其二，要集中力量解决东方的问题，必须以保证西方无事为基本前提，否则关中不稳，中原的局势势必随之动荡。尤其要重视的，是必须防止关陇与四川联盟，趁机夺取关中。所以刘秀非常关心这一问题，特意向熟悉陇右情况的来歙询问：“今西州未附，子阳（公孙述）称帝，道里阻远，诸将方务关东，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谋若何？”^[36]来歙对此胸有成竹，建议刘秀对陇西的隗嚣和四川的公孙述进行分化瓦解，“联陇制蜀，各个击破”。这一战略预案显然是可行的，因为隗嚣和公孙述各有各的小算盘。隗嚣对公孙述信疑参半，曾派遣手下重臣马援出使四川打探虚实。可惜公孙述妄自尊大，对老友马援未予应有的尊重，马援对此十分不满，以“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37]为辞，向隗嚣汇报。加之隗嚣本来就对近邻公孙述怀有戒心，生怕其北上侵吞自己的地盘，陇、蜀遂失去了联盟的机缘，隗嚣遂决定通过联合刘秀以压制公孙述，来保证自己独霸一方。而刘秀对隗嚣的使臣马援竭诚相待，予以争取，进一步促进了洛阳与陇西的联盟。这样，联陇制蜀之战略预案遂成现实，其结果既使得陇蜀互相攻伐，有力地打击了公孙述，又削弱了隗嚣的势力，同时又保证了刘秀自己可专力东向而无后顾之忧，坐收一石三鸟之效。

刘秀联陇制蜀的成功还得力于对马援的成功策反。马援年轻时，识见不俗，在“四方兵起”，天下未定之时，先是依附西北的隗嚣栖身，得到信任，参与军机，与决筹策。后来公孙述在四川称帝，与刘秀抗衡，隗嚣派其入川观察形势，以决定何去何从。马援与公孙述同乡，本以为到了以后会“握手欢如平生”。结果公孙述摆起皇帝的架子，马援十分瞧不起他，回到西北后，对隗嚣说：“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建议与东方的刘秀讲和。马援出使到洛阳后，刘秀以款诚相待，使马援十分感动。西汉末年，王莽为乱，旧的政治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有实力、有地盘的各路豪杰纷纷划地为王，群雄并列，干戈四起。当时，光武帝刘秀并不是最具实力以成就统一天下大业者，常常是无以立足，有见识的马援却决定追随他，认为“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38]，最终在联陇制蜀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由此可见，对马援的争取并取得成功，是来歙“联陇制蜀”之策得以奏效的关键环节。

显而易见，来歙的“联陇制蜀”之策是刘秀从事统一大业过程中具有阶段性、局部性意义的战略预案。它的核心内容，是在面对各个对手的复杂情况下，区分轻重缓急，确定最主要的打击对象，暂时放过或稳住次要或威胁较小的敌手，首先孤立和打击最具威胁的敌人，从而避免出现多面树敌、多个方向作战的被动，使自己循序渐进地对各方势力各个击破。在当时情况下，公孙述的政治野心较大，实力强盛，并已公开与刘秀为敌，自然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掣肘和打击，将其对刘秀进行关东、关中统一战争所构成的威胁降低到最低的程度。相对而言，西边的隗嚣实力稍逊，更多地热衷于陇西一隅的割据和自保，对刘秀暂不构成直接紧迫的威胁，加之他与蜀地的公孙述存在着矛盾与嫌隙，可资利用，所以可以暂且不作为打击的对象，而且还可利用一切机会，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积极的争取。在予以安抚，稳住其势力的同时，借助其存在和力量来牵制和抗衡公孙述，从而使东汉方面左右逢源，获取战略上的最大利益，确保刘秀在展开东线的统一战争时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为日后最终解决西线问题，完成全国的统一赢得必要的缓冲时间。这就是所谓的用空间换取时间。应该说，在一定的时间内，这一“联陇制蜀”的战略预案是没有其他方案可以取代的。历史发展也证明，刘秀正是按照这一战略预案，瓦解了陇蜀合作对付东汉的图谋，消弭了来自西线的直接威胁，为彻底平定东方创造了良好的战略环境。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联陇制蜀”之策不是刘秀整个统一战争的全局性战略，而只是特定时间内具有阶段性和特殊性的战略方案，是整个统一方略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相对的适应范围。当刘秀彻底平定东方之后，将主力兵锋西指之时，“联陇制蜀”战略就自然要作出相应的调整。这时，陇与蜀都成了要打击的对象。陇、蜀在战略地理上本是互为表里的，平陇即为灭蜀之前奏，不平定陇右而用兵四川，则面临侧背的极大威胁，若对陇、蜀同时用兵，则两面作战，兵力分散，加之山地作战，不便协同配合。而平定陇西之后，即可绕过秦岭南下，直趋阳平关，大军行动便利，可以确保统一全国事业的成功。所以，对西线的战争必须根据形势作出由近及远、由弱及强、先陇后蜀的战略抉择。至此，来歙的“联陇制蜀”之策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新的阶段性统一战略谋划也随之制定和付诸实施，刘秀的统一大业遂进入了崭新的也是最后的阶段。

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充分看到，没有前期的“联陇制蜀”，便谈不上后来的“先陇后蜀”。“联陇制蜀”是整个东汉统一大方略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是最终彻底解决陇、蜀问题的必要铺垫，它对于刘秀完成统一大业至关重要，意义殊为显著。

需要进一步加以指出的是，“联陇制蜀”战略预案中所体现的抽象原则，如“分化瓦解”“集中力量”“各个击破”等，在刘秀进行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仍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扬。从这一意义说，“联陇制蜀”战略预案的生命力又不是暂时的，而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