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奇士陈亮曾说：“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奋寡而击众，举弱而覆强，起身徒步之中甫十余年，大业以济，算计见效，光乎周宣。此虽天命，抑亦人谋也！何则？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仓卒制，而功者不可以侥幸成也。”^[20]而献策定此“一定之略”者，正是谋士邓禹。

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少年时曾受业于长安的太学，与刘秀相识，遂结为莫逆之交。更始元年（23），刘秀奉命平定河北时，他从南阳赶赴河北追随刘秀，提出了“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21]的方略。其后不断为刘秀举荐人才，如荐寇恂为河内太守，认为：“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22]又随刘秀镇压了铜马等农民起义军，消灭王朗等割据势力，并乘赤眉与刘玄火并之机，率军西征，夺取河东，乘胜由河东入关中，使刘秀处于战略主动。其智谋超人，气度恢宏，深明以弱胜强、以柔胜刚之道，使敌人由强而骄，由锐而怠，“知所以骄而怠人之术”，成为东汉开国名臣。

宋代军事理论家何去非曾将邓禹视为刘秀成就帝业的关键人物，比之为西汉的萧何：“昔者汉光武被命更始，安集河北，始得邓禹于徒步之中。恃之以为萧何者，以其言足以就大计，其智足以定大业，且非群臣之等夷也。遂以西方之事委之，而禹亦能胜所属任，所向就功。”^[23]陈亮也说其“起身徒步，仗策军门，一见光武，遂论霸王大略，陈天下之大计，此其胸中固有大过人者矣。连兵西讨，所当者破，既定河东，复平关中，威声响震，敌人破胆”^[24]。

邓禹《图天下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所筹划的战略方针为刘秀理清了如何在乱世和身处弱势的情况下夺取天下的思路，为刘秀的最后胜利制定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和长远计划。(www.daowen.com)

其一，洞察全局，把握枢纽，正确分析形势，及时捕捉良机，先立根本，徐图大业。邓禹分析了王莽改制引起天下大乱后的形势，认为天下纷争混战无主的局势，正可利用来建立大有为之业。当时，全国独霸一方、称王称帝的有十多个势力集团。王莽的残余势力拥有从洛阳到长安的地盘，但王莽倒台后，更始帝及所属绿林军由湖北经河南进入关中，山东的赤眉正从青州、徐州向中原和关中进发。中原及关中正是四战之地，各方势力势必在这一核心地带杀得你死我活，正所谓“四方分崩离析，形势可见”^[25]。而刘秀在更始入关时，被委以“破虏将军”，并利用刘氏宗室的身份前往河北招安各地势力，虽失去了随更始帝入关分享胜利果实的机会，但得到了发展的良机。因为这恰恰使得刘秀可以独立发展自己的势力，避免在羽翼未丰时被他人打垮。邓禹的“深虑远图”与刘秀的志在天下可说是不谋而合，所以邓禹劝刘秀珍视这一难得的良机，重视河北这一新兴地区的战略地位。陈亮说：“使燕赵未平而光武西取关辅，则遂与（隗）嚣、（公孙）述为敌，而赤眉无所骋其锋矣。与嚣、述为敌，则欲徇燕赵而彼乘其虚；赤眉无所骋其锋，则已服郡县而或罹其毒。是燕赵未可以卒平，关辅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内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纷纷，将何时而一也！”^[26]陈亮认为这是刘秀最高明之“一定之略”，而“致之有术，取之有方”的方略正出自邓禹。

其二，力避过早成为矛盾之焦点，沉着等待时机，广泛招揽人才，积极争取民心，致力于河北这一根据地的经营，利用处于各种势力边缘的机会，发展壮大实力，待各方势力自相削弱后再出面收拾残局，以弱胜强，席卷天下，争取事半功倍之效。这是典型的以弱自处、以柔胜刚之术。邓禹认为，更始皇帝虽然强大，但为人寡谋少断，缺乏一套妥善的治理国家的措施，朝廷中的文武大臣，尤其是带兵的将军，大部分是庸庸碌碌之辈，这些新贵是不能治理天下的，所以刘秀如果想夺天下，当务之急必须是争取民心。要做到争取民心，具体办法有两个：一是招揽储备人才，治理已经控制的州县，巩固根据地，打起恢复汉室的旗号，争取更多的支持，即“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27]；二是像汉高祖刘邦在汉中建立根据地一样，颁布几条切实可行的法律，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样，人心所向，天下归顺，四分五裂的局势不出几年就可以归于一统。刘秀正是依此策略，冷眼观望群雄的火并。到了公元25年，羽翼丰满，遂即皇帝之位，号令天下。其后赤眉进入长安，更始帝投降后被杀，绿林势力被排除。而赤眉在与绿林的争战火并后，亦大伤元气，加之关中残破无粮，又西向陇右发展，及至无所得再返长安，几已为强弩之末。刘秀这时候出来收复洛阳、关中，已是水到渠成，毫不费力，终于稳控关中和中原。至此，统一全国不过是早晚之事了。当代学者黄仁宇先生在其《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也说这是“用南北轴心作军事行动的方针，以边区的新兴力量问鼎中原，超过其他军事集团的战略”^[28]。

英国现代著名战略家李德·哈特在其名著《战略论》中总结古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的历次重大战争经验教训时，提出了“间接路线”的理论，认为战略是一种恰当分配和运用军事手段以求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战略的成功取决于对“目的”和“手段”的正确计算、结合和运用，并认为最完美的战略是不经过残酷战斗而能达成目的的战略。他认为，从古至今，在战争中除非所采取的“路线”（approach）是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indirectness），以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否则很难获得有效的结果。这种“间接性”常常也是物质性的，但一定总是心理性的。从战略方面来说，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常常也就是一条真正的“捷径”。这些累积的经验明白地告诉我们，若是一个人沿着敌人所“自然期待的路线”（line of natural expectation），“直接”向他的精神目标或物质目标进攻，则所产生的常常都是负面的结果。^[29]纵观刘秀取天下战略的成功，其关键也正在于此。王夫之称其“以柔取天下”，正窥透了个中信息。可以说，刘秀本人以及为其谋划大业的邓禹等人，均是循着这一战略思路才成就一代大业的。